专辑目录
魏 平：散步
许建辉：巍巍雄文传千古
张吉山：战士的时代之歌——读魏巍作品札记
北 乔：魏巍——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
孙 谦：魏巍作品经典性的生成
李 钧：永远的红杨树
张自春：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张丹：魏巍致田间信及《晋察冀诗抄》
魏平：散步
父亲平生喜爱散步。自我记事起，他每天散步，早晚两次，不管刮风下雨。下雨时，穿上他的军用胶鞋，打着伞慢慢在雨中走。早上散步前，先打一套太极拳，这是在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骑兵团任团政委时，向一位国民党将领学来的。他的太极拳，打得很认真，但依我看，那也就是有个太极拳的样子，实在类似做操，活动活动身体而已。之后，走上二三十分钟。如果在家，父亲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辟出自己惯常散步的线路，这些地方一般有花草树木，最好是有高大的树木，爸爸觉得自然界里树木的形态最为美丽，而且昂扬向上。如果外出，那就随遇而安了。海边、山下、庭院，草地都是散步的好地方。
散步时，他会观察四时的景色，欣赏自然界奇妙的变化。“今天听见本年第一次咕咕鸟的啼声，似乎是一只未成年的稚幼而清新的啼声，她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有一次在日记中写：“虽偶有布谷鸟的啼声，但较往年为少，不知是否被捕鸟人捕捉去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对要写的东西进行构思，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昨晚在归途中，一轮颜色暗红的圆月从苍茫的东方的林莽上升起，我已在沉思对所见到的一切如何评价。今晨散步时又集中思考了这些问题。蠡县无疑是现在商品经济路线的一个可以夸耀的典型，然而它究竟是表示了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它究竟是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早晨，对评价《王震传》的文章做了构思。”“散步时想到我在写现实题材的同时，抗日战争的必要人物的采访也可以进行，这样是否会省些时间。”
父亲的不少诗作是在散步时产生灵感的。例如《五线谱》：
屋后/蓝蓝的天空里/画着五线谱，
五线谱上/是一个一个逗点/一个一个/肥大的音符。
也许你细看/才能看出：
那不过是一群小麻雀，
在高压线上歇足，
偶尔交换一下/闲言碎语。
它们——这些肥大的逗点，
有时静止不动，就像老唱一句歌，没完没了;
有时又忽然来个跳跃，
变换一个新的曲调。
今天起风了，
高压线随着风/一摇，一摇。
小麻雀，你今天要唱什么曲调?
是不是听见/大千世界的流行曲，
也想赶赶时髦?
还有一首《山桃》，我也很喜欢。
在荒僻的山道，
有一株山桃花，
正在含苞。
我与她偶然相遇。
“山桃，你好!”我说。
“春的消息，
你捎来得最早。”
山桃淡然，
“早算什么!早，就是老。”
“不老!不老!”我连忙说，
“你的花开得很好：
只是过于寂寞，开在荒山道，
纵然俏丽，谁人知晓?”
“寂寞?”山桃觉得好笑。
“只有空虚的心，
才会受到寂寞袭扰：
再不就是生命枯萎了。”
她又说：“你看我，
上面承受着无尽的雨露，
下面连接着地下的海涛，
周围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无边的森林，芳草!
哪里有什么寂寞，
我们朝朝夕夕
都在一起欢笑。”
山桃说过，嫣然一笑。
像是谁的胭脂瓶碎了，
星星点点洒满荒山道。
并记：1988年4月晨散步时偶得，其时，路边确有山桃一株也。
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我们都住在学校，爸爸有点时间来看我的时候，就带我在学校附近的小路上散步。爸爸把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兜里，走得很快，我要颠颠地才能跟上他。60多岁以前，爸爸通常还跑上一段，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走得越来越慢，再后来，在房后小路上走几个来回，都要歇上几歇。新志见他靠在那里歇脚时显得很吃力，就让警卫员小白在他散步的路上，在一棵松树下，用石条搭了一个石凳，新志又用木条为石凳做了一个面。每走到此，爸爸就会坐下，停一停脚步。
我们或朋友有时间也会陪他散步，天南地北随便聊。我会讲我在东北兵团的生活，会讲碰到听到的奇闻异事，爸爸也会讲他的作品。对描写长征的长篇小说，爸爸曾想过好几个名字：《大地的诗》《云山漫漫》《晨曦》《地球的红飘带》，爸爸征询大家的意见，妈妈和家人都觉得《地球的红飘带》好，新鲜、形象、生动、有诗意。书名确定后，爸爸十分亢奋，一挥而就完成了序言。
家人陪伴爸爸散步，尤其有第三代的陪伴，是快乐的时光。父亲灵感来了，写下了《我驮着21世纪前进》：
我驮着小孙孙在林荫道上走，
妻子的笑声跟在身后。
“高兴吗，小崃崃?”
儿媳也在旁边欢叫，
小崃崃在肩头伸着小手。
这时，我忽然觉得，
我是在驮着二十一世纪前进，
我驮的是鲜花和希望，
也是光明和欢欣。
顿时我的脚步更加有力，
就像战争年代那样，
穿着踢死牛的山鞋，
步子结实而大，兴冲冲地。
两个女人跟不上了，
她们追着，笑着喘气。
可是我走了一程，
像被石子绊了一下，
步子有些慢慢腾腾。
一个问号忽然跳出：
“难道孙孙这一辈
真像人们说的世界太平，
万事如意，一片光明?”
不，不，人世沧桑，风云变幻，
人间事往往难以判断。
三十年前决没有想到今天，
同样，今天也难以判断明天。
我肩上的这一代，
也许他们会健康地成长起来，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
也许资本主义再度复辟，
他们需要看人的脸色活着，
做一个驯顺或不驯顺的资本的奴隶。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沉重，
一步步迈得十分艰难。
两个女人在后面依然又笑又喊，
孙孙的小手依然向前，向前。
我又想，
判断虽然难以判断，
但总是能够判断。
前途虽然不能乐观，
但也无需悲观。
人类总有智慧和勇敢，
能排除前进道路上的艰难。
不过，人类有勇敢智慧的一面，
也不是没有弱点。
一位哲人就说过“人不如猪”
猪拱到墙角就会拐弯，
人却往往不会拐弯。
不会拐弯，不会拐弯，
头破血流也得拐弯。
……
想到这里，
我的脚步又快起来，
结实而大，兴冲冲地。
两个女人又跟不上了，
她们笑着，追着，喘气，
肩头上的小孙孙也笑得咯咯的。
父亲生性耿直，对马列主义信仰坚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2001年他和一些老同志因为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被责骂并受党内留党察看处分。他心脏病复发，住在北京军区总院，他们当时只限家人探视，阻断了爸爸的社会交往，无任何法律依据地限制了父亲的自由。父亲散步，后面跟随“监护人”，非常郁闷。他晚饭后常一个人走到离医院大门不远的地方等候家人探视。我心痛得掉泪，尽可能早早赶到医院陪他散一会步。我们走到小广场，看到许多孩子穿着滑轮鞋欢快地，满脸是汗地穿梭奔跑，这时爸爸的脸上会露出难得的微笑，说：“不知道小多多(我弟弟孩子小名)会不会滑。”
记得2001年的国庆节前夜，父亲在军区总院院中伴着灯光散步，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正华灯如昼，新志跟我说：“咱把爸爸拉到天安门转一圈，让老爷子高兴高兴?”我有点担心，后边跟着两个盯梢的，生怕爸爸与别人聊天。前几天因为我给爸爸带了一封信，他们把我单独留下进行盘问。可新志说：“管他呢!你带着爸爸往楼北走，我把车停那儿，拐弯就上车，盯梢没拐弯，咱就跑了。”新志这小子挺精的，这一招真灵，我们成功了!我们带着爸爸驶向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在灯光的辉映下分外洁白，分外巍峨，广场上的花坛，广场上喜庆的人们，十里长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爸爸每年国庆都会到天安门转一转，这次令困居医院多日的老人非常非常兴奋，我们看到爸爸久违的心舒气畅，很高兴!转了天安门还不过瘾，我们又带着爸爸到他的战友肖衍庆家，爸爸更高兴了。
回到医院，医院保卫处得知“照顾对象”丢了，紧张极了，正在责问妈妈：“病号哪去了?”妈妈稳坐病房，她说：“我哪知道，你们前边俩，后边俩看着，你们不知道，我哪知道?”
看到爸爸乐呵呵地回到病房，保卫处的干部长舒了一口气，“哎呀，吓死我们了，您跑哪去了?”
“我们就在院子里散步。”爸爸心情不错。
“我们怕您跑到美国大使馆。”
爸爸轻蔑地一笑，“我跟他干仗干了半辈子，我可不是方励之。”
这回散步散得真精彩。
2008年，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形式迎接奥运会的召开。其中有一项活动是要把奥运祥云圣火插上珠穆朗玛峰。那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正在301医院住院，身体非常虚弱。父亲有一个忘年小朋友罗沈茹，她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医院对父亲进行采访。在301医院父亲常常散步小花园的被竹林环绕的亭子里，父亲对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奥运圣火插上珠穆朗玛峰，我听了非常高兴，和中国人民一齐高兴，和世界人民一齐高兴。”这时，他的声音大了起来，“我国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最高峰，它是光明的象征，象征着人类总是有光明的前途的。”父亲亲笔书写条幅：“欢庆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室，直播我国英雄的运动员冲击珠峰顶的实况，也同时播出了对父亲的采访，展示了父亲书写的条幅。他的声音像是在珠峰的峰顶飘荡：人类总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父亲身体越来越弱，但他还是坚持散步，尽管主要是由别人推着轮椅了。他不再说“散步”，而是说：“出去透透气，看看我的小鱼。”在轮椅上，他还是不断观察，关心着社会。看到高高的塔吊，他会问：这些工人怎么上去，他们吃饭、上厕所怎么办?医院病房的高干区又在扩建，他会给医院提意见，说，高干病房已经够多够好了，不要再建了。散步时，精神稍好，他就坚持从轮椅上下来走上几步，他扶着我的手艰难地走着，问我：我走了有50步吗?
父亲离我们而去，每每去陪伴母亲，我还会在父亲惯常散步的地方，在长满青松的小路上走一走。父亲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我好像还在陪着他，慢慢地走。
许建辉：巍巍雄文传千古
魏巍先生是我由衷敬仰的老作家。他的散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上学时读过、背过，当老师时又无数次给学生们讲过。那质朴无华的语言中蕴含的道德精神高标宛若生命食粮，曾经同那些与它有着共同追求的文学作品一起，滋养过我们的青春，熔铸过我们的理想。这篇名作的底稿复制件连同《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3部长篇手稿以及其他一批物件，都是魏巍老人亲手交给我，由我接收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如今它们安然无恙，魏巍老人却再也见不到了。每忆及此，总是心潮翻卷，浮想联翩，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永远记得初次见到魏老的情景。那是在199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纪念大会，当年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以笔为枪拼着身家性命奔走呼号的老作家们能去的都去了，整个会场一片华发。作为姚雪垠工作助手的我借光姚老，有幸目睹了那一片璀璨无比的文曲星云。散会之后，魏巍老人用自己的“坐骑”顺路把姚老送回寓所。汽车停在复外大街22号大院门口，姚老下了车，魏老也下了车，两个人脸对脸笑谈了几句，然后互道珍重，握手告别。当时的魏老，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雪白的衬衣下摆装进笔挺的绿色军裤里，干净，利索，英武之气逼人。看着他刚毅的神情和矫健而快捷的步履，可以想见当年他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在冀中平原上横枪跃马冲锋陷阵的勃勃英姿，想见他在血火遍地的金刚山下蘸着心灵潮水抒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的一腔激情。
后来，我调入了文学馆，因而有了多次拜望魏老的机会。带一篮鲜花，捧一份祝福，满怀敬意叩开那扇常年虚掩的大门，走进那间见识过热闹也遭遇过冷清的客厅。客厅里永远是那样简朴那样纯净：一盆盛开的鲜花，一碟时兴的水果，两小一大三只用棉印花布遮掩起残破处的老式沙发。沙发正对着鲁迅先生的雕像，迎门墙上是魏老手书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老作家把他的志趣、他的信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全都光明磊落地摆放在这里了。置身其间，不由得人不想到那篇代表着一代人对于崇高道德的理解与追求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不由得人不追怀那些高扬着理想主义旗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间小客厅，一座大课堂，只要走进去，就会感到天高地阔感到胸怀宽广，感到思想被澄滤心胸被荡涤感到热血在沸腾情感在升华。
每次每次，魏老总是那么真诚，那么亲切。他会拉你坐到他身边，把糖果塞到你手里;他会指着助听器告诉你他的耳朵不好，提醒你说话大点儿声;他会用那双充满了慈爱的目光一直看着你，神情专注地听着你说话。他会像嘱咐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嘱咐你要爱祖国爱人民，嘱咐你要学习马列要追求真理要牢记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话不多，一般都是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可是当我告诉他文学馆成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时，他却因为高兴而一改平日里多听少说的习惯，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起了教育的责任，谈起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说“‘三好’德为先”，要教育孩子们明是非知荣辱懂廉耻讲诚信，他说青年是未来是希望“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我听着，情不自禁地为老人之忘我情怀而感动。都这把年纪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仍然是国家前途是民族命运是子孙万代的福祉。什么叫坚守信仰绝不动摇，什么叫勇于牺牲义无反顾，从魏老的身体力行中，我找到了滚滚红尘难掩其光辉的答案。
更难忘最后一次拜见魏老，那是带着单位里的几个年轻人去接收他的捐赠。路上堵车，我们抵达时已近正午。魏老早已让家人把东西收拾齐全，整整齐齐摆放在走廊里。军壶、军帽、采访笔记、小说手稿……老人一一指点着，手把手交给了我们。他的神情庄严而肃穆，仿佛在送心爱的女儿出嫁送远行的将士出征。我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贵重：《东方》从构思到出版历时20余载，《地球的红飘带》是他从17岁参军时就开始向往的题材，《火凤凰》是他古稀之年的力作，而《谁是最可爱的人》则是他一生的最大骄傲和光荣——毛泽东主席曾批示“印发全军”，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曾予以高度肯定……一生的心血结晶，一生的历史见证，可以说都在这里了。把它们全部拿出来，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该是这位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亲手为自己的革命生涯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吧?当我们满怀敬意离去时，老人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出客厅，从走廊墙壁的挂钩上慢慢取下帽子戴好，慢慢地提起手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走到大门口，这才停住脚步，握手送别……然后，慢慢举起右手挥动着，目送汽车远去。汽车就要转弯时，我回过头去，见老人仍然在大门口伫立着，像一尊雕塑般岿然不动。那一幅影像，深深镌进了我的记忆中。
大约是在魏老仙逝的那年春天，我曾受邀到河北大学去，与文学院的莘莘学子做了一次坦诚地交流。其间我提到了丁玲、刘白羽、臧克家、周而复、姚雪垠、叶君健等一大批我有幸熟识的老作家，我说我敬仰他们，因为他们共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无比热爱、无比忠诚。出于文人的良知，写作对于他们首先是一种责任——传承我中华文化、弘扬我中华美德、卫我中华、强我中华的责任。这种良知来自屈原，来自杜甫，来自 “亘古男儿”陆放翁……责任在肩，纤笔在手，他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他们把“文以载道”当作了毕生的追求。这一切，是“左”是右是福是祸对于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他们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认定是自己应该去做的，因而至真至诚至情至义，因而心怀坦荡因而正大光明。他们为自己的追求奋斗了一生，最后又不约而同把自己身后的所有都捐给了国家留给了后人……或许是因为我讲的这些七七八八难登正规课堂的缘故吧，学子们因为初次听因而都听得非常认真。从他们明亮的目光中，我读出了疑惑，也读出了理解;读出了思考，更读出了感动。很想把这一切都告诉魏老，相信他听说后一定会十分高兴。谁知没等到我再去看他，魏老竟就去了。本想送给老人的一份安慰，却从此变成了我心中一份永存的遗憾。
2008年8月30日，是送别魏老的日子。天还没亮，雨就来了，开始淅淅沥沥，后来刷刷啦啦。到9点钟，突然就瓢泼似的一阵，同时还远远地滚过几声闷雷。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雨水在窗玻璃上哗哗流淌，我想天也有情，天也在哭。家人用手机从殡仪馆发回现场报告，说八宝山的兰厅外，人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多，穿军装的是有组织而来，但更多的是自行赶来的老百姓，是魏老的普通读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们。每一把小小的雨伞下，都站着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在这一刻都成了朋友，大家相聚拢来，一起为魏老送行。9点整，人群变成了秩序井然的两队，向着告别厅缓缓行进。一幅黑布挽幛高高挂起，“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倔强地挣扎在烟雨空濛中。
我知道，我该去送老人的，但我竟没有去，不是因为下雨，也不是因为从顺义到石景山之间横亘着的那几十公里路程，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再去亲证老人一去不返的现实，不愿也不敢再去听那令人心碎的哀乐。就在老人鹤归的次日上午，单位里派人吊唁，本没有安排我去，但我执意跟着去了。走进西山八大处那所绿树掩映的院落，只见满眼旧物依然，惟独不见了那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帧遗像披了黑纱挂在客厅北墙上，触景生情，心里不觉訇然一颤：老人走了，再也不回头了!人民军队痛失了一名伟大的战士!中国文坛痛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而我，则失去了一位从红领巾时代就敬重就尊崇的人生导师。
如今，魏老赐赠我的墨宝就挂在我的寓所里，上面“登高望远”几个大字，是嘱托，更是希望。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那次如沐春风般的谈话，想起老人对我面对面的谆谆教诲：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坚定信仰，相信党有清除自身疮疖的勇气和智慧，相信前途一定光明……而他对文学馆的所有捐赠则均已记入国家的文物账目，珍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中。《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等手稿，是魏老挥洒毕生的才情与汗水，用华夏文字为中国革命建造的丰碑。呕心沥血的劳作中，他在毫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名字也镌刻在了上面。丰碑不倒，“魏巍”长存，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张吉山：战士的时代之歌——读魏巍作品札记
从解放区走入新中国，之前和之后都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革命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并不多见，魏巍便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首先是一名战士，然后才是一名作家，从他的革命经历和创作实践来看，的确如此。
真诚拥抱生活的写作态度
魏巍从17岁参加八路军115师军政干校起，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又在20世纪50年代3次奔赴朝鲜战场，第二次入朝曾在阵地上住了一个月，睡觉地点最近距美军仅仅400米;20世纪60年代奔赴越南战场进行实地采访，见到了越南的最高军事领袖，也接触到普通的战士;20世纪80年代，为写《地球的红飘带》，他实地寻访长征路，第一次崴脚没有完成，第二年坚持寻访完毕;20世纪90年代，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遍访我国的各大油田，深入不毛之地的荒漠腹地，登上浩瀚海洋的钻井平台，为石油战线的工人们鼓与呼，进行了一场“和平建设年代的战争”。
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使魏巍拥有了丰厚的创作素材，而这些素材能不能生发为创作资源，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如何看待和处理生活和文学之间关系，他说：“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而且他认为，文学创作只能“有中生无”，而不能“无中生有”。“有”即广阔的现实生活，“无”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想象。为写好《东方》第25章“城市”，他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挂职任车间党委副书记;为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社会历史巨变，他到华北农村合作社和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至于战斗场面、战斗人物，则来自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亲身感受。
除此之外，魏巍还非常重视采访。他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说：“深入的感受跟深入的采访也有关系。就拿在战士中的采访来说吧，你跟他们谈得深，你对他们了解得深，他们的气质、思想、感情，就会感染你，使你也深入到他们的情绪中。也就是说，使你感受得更深些。” 魏巍本人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他在晋察冀边区曾经战斗生活过10年左右的时间，在解放大西北行动中指挥过剿匪战斗，本就具有的战士情怀和时代热情通过实地采访抗美援朝战士们的英雄事迹而被得以激发和高扬。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部集子中，融具体的史实、饱满的诗情、高昂的政论于一炉，真实展现了二战之后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场国际战争，热情赞美了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强权入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关注时代
魏巍作为一名战士作家，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关注时代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从他的两篇日记中可以充分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刚刚建立，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成为当时的重大事件，“祖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抗美援朝”、“赶走美帝国主义”等等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语言当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但在当时恰恰是一种“日常叙事”，是时代的流行语，也是魏巍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另一篇日记记于同年的11月2日：“以后又谈自己想做个绒上衣，我忽然想起他们政委也是爱谈表、笔等，使我一下想起许多事情。我们的干部不是不好，但还有不少干部精神境界有些不广阔。钢笔、手枪、衣被等等成为谈话内容。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应当改善的。”时代的政治激情和战争文化共同铸就了魏巍对理想人格的自觉追求、自我思想的严肃拷问和精神世界的高度净化。
优秀的作家总能将自己的精神追求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20世纪40年代的《黎明风景》，20世纪50年代的《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前进吧，祖国!》《这里是今天的东方》等系列通讯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井冈山漫游》《广平的夜》等作品回响着时代的强音，充溢着震撼人心的革命激情、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不怕艰难困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读来，依然振奋人心。
更能体现魏巍的革命立场和现实关怀的作品当属他的思想杂谈类散文，《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夏日三题》《春天漫笔》《路标》《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雷锋》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关于得与失、奉献与索取、集体与个人、劳动与享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既属于时代的宏大主题，也关系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日常情感。魏巍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选取身边的事例，运用亲切自然的语言，或对比分析、或一疑一答、或真情讴歌、或娓娓道来，既具诗人之情又带战士之气地将一个个看来枯燥而又模糊的问题呈现得生动活泼而又明确坚定。
革命战争三部曲《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和《火凤凰》分别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或许有人会认为魏巍的创作与时代脱节了，殊不知这三部作品正是他有感于当时时代存在的问题才创作的。他在《诗与时代》中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有的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关心的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的诗人应该把读者的眼光引向广阔的天地，而不要引向个人的小圈子。是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命运和前途，还是关心个人?是宣传集体主义，还是宣传个人主义?这是诗人要严肃考虑的。”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反映时代主题，关注时代脉动，成为支撑魏巍坚持创作长达六七十年的内在动力。
既具鲜明倾向性又力求突破传统的美学追求
1951年，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对写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深了，写出来，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劲，人家谈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本还没有感受呢，那就不用说了。” 10年之后，魏巍在广州军区的一次文艺讲座上做了题为《我的文艺信条》，依然主张“写自己感动的东西”。
魏巍的散文之所以感人，除了作品内容、人物本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外，因受感动而饱含的激情以与读者互动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宣泄出来，运用排比修辞以增强感情抒发的力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身为作家的丁玲对魏巍作品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而且同钻进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因此，他所歌颂的人，就非常清晰、亲切地贴在人心上，使人兴起，使人上进，使人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一步，向着这些最可爱的人靠近。”
阅读魏巍的散文的过程就是作品中的人物、、读者三方在共同弹奏一曲多声部的“复调”过程，是三方共同完成文本的再创作过程。如果说魏巍散文的重要美学特征是鲜明的倾向性的话，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东方》则体现了作家可贵的艺术探索和大胆的艺术突破。小说开头主人公郭祥的出场便可谓匠心独运，非常巧妙地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郭祥和另外一篇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焊接在一起，这种二度虚构的手法，既强化《小兵张嘎》中嘎子的真实性，也丰富了《东方》中郭祥的传奇性，两个人物的“穿越”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审美感受，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本呼应扩大了彼此的叙述空间。
小说另外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彭总的刻画和塑造，则既还原了历史真实，给读者以身临其境重回现场的历史感，也适当加以虚构，不拔高、不虚美，使人物形象变得亲切饱满，宛如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在湘军当兵，有一次派我当侦探，被抓住了，刑法很厉害，有一次实在受不住了，想承认，可是第二天又坚持起来，到底让我挺住了，最后闹了个取保释放。”小说中彭总对郭祥的谈话，是非常巧妙而大胆的，既体现了彭总的谦虚坦诚，也一改以往写英雄便毫无缺点的呆板平面，更隐含了革命家和对生命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
北 乔：魏巍——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
魏巍是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在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杂文和电影剧本等几乎所有的文学领域都有不俗的成绩。这之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最耀眼的，浓缩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最可爱的人”从纸上世界回到社会生活，被人们在各种话语空间频繁使用，成为社会公众话语的河流中一朵激昂透亮的浪花。作家肖复兴称“可爱的人”是魏巍的一个贡献。评论家陈子善更是将此作品提升至一个很高的文学地位：“《谁是最可爱的人》堪比历史文献，写出了真正的红色经典。”
《谁是最可爱的人》堪称经典
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优美，这是对魏巍创作的公认评价。但这样的评价是从创作力的层面进入的，很难让我们对魏巍有精到而深刻的认识。真诚，应该是魏巍创作最为显著和明亮的特点。真诚，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作家只有深度地参与生活，才能为生活所触动、感动。在产生强烈的书写冲动后，能够艺术性叙述，才可能把态度上的真诚转化为写作上的真诚，最终让我们读到作品中的真诚和真诚的文学。在这方面，魏巍无疑是典范。正如他所说，“亲身经历、感性知识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也要善于运用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尤其是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中，他追求最大限度地呈现历史原生态，以大量的资料和亲历者的记忆将支离破碎的历史复合，做到了理性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感性地进入和阅读历史情境，尔后激情飞扬地再整合再叙述。他以个性化的创作，竭力还原历史片段的全貌，捡拾生活的细节。在历史事实的从容叙述中迸发一种逻辑力量，张扬一股浩然正气，鲜明地吟唱历史赐予我们的精神力量。”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3个事例，朴素而真实，由不得我们不感动。，现在读来，魏巍在文末的这段话更具现实意义：“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当我们持有所谓的某种立场，抑或进行所谓的零度阅读时，那么再好的作品也难以与我们的灵魂同频共振。这不是作品的力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灵有了沙漠化的倾向，我们对善产生了不该有的淡漠和不信任。
战场作为一个极端化的生活场，人面临最大困境，经受最大的挑战。自然也会集聚人类所有的情感与人性，或英勇或恐惧，或抗争或避让等等。英雄也是如此，他们有着人类最高的精神行为的同时，也一定是有缺点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英雄的叙事，也不一定就要个体的英雄进行所谓的全方位叙述，在书写英雄行为的同时又偏执地将其拉到普通的人群里。同理，战争叙事也无需都无死角地呈现战争的全貌或战场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灵魂的每一个细微颤动。
近年来，我们在对红色经典尤其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叙事进行重新评价，并在文学史的层面进行重新的定位。提出了“神性英雄”、“人的缺失”、“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等等观点和话题。但这样的行为，不能离开生活的情境、历史的语境和作家的真情实感，或者说，不能将文学与生活割裂，只谈文学的文学。文学史不应该是物理性的学术，应当是有生命体温的学术。这其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作家的创作态度是否真诚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亲历，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感知他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指责英雄叙事过于高、大、全，指责英雄叙事违背人之常情时，或许我们要做的不是学理上的推理和想象，而应努力回到生活的现场，体会非常态下人性力量的迸发和情感的喷涌。
就像魏巍等众多的作家，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在战场上经历着炮火硝烟，看着身边的战友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在生死考验中自然地挥洒人性、情感和精神。这种现场的体验，是无法抗拒的，也会成为创作的持久的动力。魏巍在谈起当年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说，他是在1950年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半年后便接到去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的任务，告别妻儿，踏上朝鲜土地。在志愿军里，魏巍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事情，决心留下来。此次在部队采访历时3个月，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魏巍被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所吸引，被英雄们可歌可泣的行为所感动。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应当立即把志愿军在朝鲜抗击侵略者的情况告诉给祖国各族人民。访朝归来已是1951年2月，他调到《解放军文艺》担任副主编，便抓紧一切时间赶写朝鲜见闻和感受。《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在20多个最为生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3个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事例写成的。它们既有独立性又互有内在的联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地表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魏巍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英魂、英雄事迹是这样伟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结合文本和创作谈，以及大量的有关战争、战场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魏巍没有做渲染和故弄玄虚的操作，没有对生活指手画脚和自以为是的涂抹，只是将生活进行断面的截取和细节的分拣。他在深度参与生活的同时，努力地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感知和解读。应当说他将生活者与创智性而艺术地融合，以普通人的方式坚守于生活，以作家的个性关注和解析生活。那么他在熟悉掌握大量新鲜生动生活的同时，又在进行心灵的内化和审美的读解。他是在如实地讲述，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的种种。他的讲述和还原让他由写转变为引领者，带着我们走进他想让我们走进的生活。如此的还原是艺术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真实和亲切。
对此，评论家陈子善有很中肯的评价：
《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很大，按照现在的说法，作品真实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战斗生活，在当代文学史上，其作用相当于历史文献。这部报告文学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作为左翼报告文学进行研究的，属于红色经典。而且，我认为的红色经典，只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才能算是，它当时产生过正面的影响。现在回过头看，当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因为写抗美援朝时有一定的表现手法，我们今天来看，它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全部真实，总会有局限，它当时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
……《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很感人，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就是在今天看还是很感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感情。当时写抗美援朝出了相当多一批作品，例如巴金的《团圆》，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它读起来很亲切，教条的东西比较少。
作品中的某些词语和表述的确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印记。但如今我们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依然是那样的激情澎湃，那样的激荡我们的心魂，那些闪光的坚硬的精神力量依然在滋养我们。
对《东方》的重新考量
或许是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内外的影响过于强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东方》的光芒，尽管这部作品曾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等诸多大奖。的确，《东方》与当下的众多战争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有巨大的陌生感。我们操纵着各种式样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肢解和再阐释，以基于资料式的想象表现自身的好恶，极端地用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或所谓的战争再发现等视角去再评价。我们常常以非文学的方式去面对文学，但偏偏又无法立于生活的大地。如此一来，这样的评价只能在文学和生活之外的某个空间晃荡。无论是研究性的阅读和欣赏性的阅读，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回到“人”的生存状态。那种以理论套现作品，擎着某种固化的观念进入作品，带着无体验式的想象阅读时，都将难以进行有效的研究与阅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阅读《东方》(当然，不仅仅是《东方》)，其实是考量我们的文学思想、阅读态度以及体味文本的能力。
在战争文学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东方》的价值是独特而长久的。辽阔的视野、史诗性的叙事、对人物的传神刻画、张扬人处于困境中的正能量精神以及生活本真的现场感，在文学史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向度上都具有很高的品质。魏巍将后方生活与前方战场的叙事进行了无缝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生命体式的叙事，让日常生活与极致化状态产生双向性的有意味的流动和观照。对于战场的书写，他不只是在写战斗，而是将战场真正还原为人生存的一个场域。是的，军人已经不只是战士，还是战场上的生活者，战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有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是在战场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现场。在他的笔下，军人的性情是那样的真实而可爱。他在塑造人物的性格，但并没有前置某种观念，而是让人物在不同的情境表现出不同的性情。这让我看到了战场上军人的真实，看到了军人作为战士和作为人的复合体。魏巍在《东方》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异常丰富的人物形象谱系，这一群人，如果粗略统计，其数量之全、类型之丰，可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郭祥、邓军、周仆、杨雪、杨大妈、洪川……有我军师团一级的将领，连排一级的指挥员，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战士;有“革命的母亲”，有普通的革命农民;有朝鲜的将领、战士及人民军的母亲及天真活泼的孩童;有无产阶级的蜕变分子，地主阶级的典型，也有在西方“人文民主”精神熏陶下的士兵，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连着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和成长历程，都有其必然的政治背景和个性化的人格，都有一连串具体、生动、形象的故事。这些人物，或许有些让我们觉得不可信，或许感觉有面具之嫌，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在那个年代，这些人物的确鲜活过。
细细读来，《东方》的语言也相当有特色，真正应合了战场上军人的气质和特性。刘大顺被敌军包围，眼看要被活捉，心想，“我是共产党的兵，决不能当俘虏。今天就是死了，也要找几个垫背的!”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有英雄的气概，又有人的平常，当然也有政治性的浸染。类似这样的人物语言，在《东方》中比比皆是。总体而言，这样的语言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来自于家乡的原生态语言、战场上军事化的话语和带有时代政治色彩的言辞。这三部分语言，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以及语言指向对象上，随机而变，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功能性。因为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东方》中的一些语言出现间离性的不解，甚至认为是魏巍脱离生活的再造。这真是一种误读。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对象面前，语言总是有着特定的表情，有着特定的表述形式和内容。时代性，不应该成为贬义词，浓重的时代印记和政治色彩，正是通向人物内心的最好钥匙，而不是成为我们或嘲笑或误解的理由。
《东方》最具价值之处在于魏巍对于生活的真诚以及将真诚落到叙事的能力。与一些军事文学的作家不同的是，魏巍是战场的亲历者，又能以采访者的身份去体察战场中的军人，回访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并用心查阅大量的战争资料。他将感性和理性统一在文学叙事这一行为之中，艺术地再现战争、战场、战斗和那些勇敢的军人。
孙 谦：魏巍作品经典性的生成
提及魏巍，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流露出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曾经激励、鼓舞了几代人。作为一名作家，魏巍也是一位创 作的多面手，除了文艺通讯外，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论等领域创作也颇丰。他的“革命三部曲”之一《东方》曾经获得1983年茅盾文学奖。耐人寻味的 是，时隔二十几年，当我们重新阅读魏巍的作品时，发现其中值得回味与深思的东西少了许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前后阅读的巨大反差?笔者以为从文学经 典的生成这一问题出发或许能得到索解。
关于“经典”，古今中外对其启含义的阐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其恒久的权威性与典范性。文学经典，一方面指称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又 集中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特征让文学经典获得了无限阐释的可能，也使其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那么，经典是如何确立的呢?除了丛书的出版、 文学史的撰写、文学评奖之外，学校的人文教育也是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一环。入选人文教科书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经典性的认证，而且也意味着它必将对读者的阅读 与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在教育的普及中不断对其经典地位进行固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我的老师》先后被收入中学语 文教材，特别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收录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本。此外，翻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谈及20世纪50-70年 代中国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时，魏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巍的一些作品具备了经典性。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独立的生命，那么，当这部作品进入社会层面之后，它的命运走向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 都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与舆论的关注，进而有可能迈入经典的行列。这些令人瞩目的极少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中所涉 及的正是经典的标准问题。关于经典标准却众说纷纭，因人而异。有的学者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 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还有人从作品的“审美价值”、“原创性”、“民族文化特征”等层面评判经典。布鲁姆则从文学的审美价值出发，强调一部文 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些说法虽不尽相同，却揭示了经典的某些本质性特征。但是，当我们以这些标准为准绳去衡量文学作品 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品符合经典的某些标准，却被剔除在外?而有些作品似乎差强人意，却被列入了经典?这难道仅仅是标准的差异?在论者看 来，这里面其实涉及了经典与经典的生成问题。当我们谈及经典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讲经典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其实是关于经典的本质特征，或者可以将之称为 “经典性”。它是一个静态的、共识性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标准去衡量身处变动不居的历史中的文学作品时，自然会对其中的变异与错位产生种种匪 夷所思的感觉。相对于经典性这一静态的参照而言，经典的生成则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着话语博弈的结果。正如杜卫·佛克马在《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 比其他更平等》中指出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 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经典的生成不仅与经典本身的标准与规范有关，而且也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系统的制 约，是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纠葛、渗透与调和的过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魏巍作为部队的文化工赶赴朝鲜进行采访。1951年回国后，魏巍根据在朝鲜的采访开始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1年4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3500字的通讯特写。毛泽东做出了“印发全军”的批示。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 时，曾指出“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此后，“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这部作品和魏巍其他的朝鲜通讯开始大量出版 发行。先是解放军文艺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盲文出版社又将之作为该社成立后第一本盲文书出版，随后《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了语文教材。《魏巍 纪事》中，记述了这本书的发行情况：“‘解放军文艺丛书’《谁是最可爱的人》 初版于1951年10月，1954年重印时增加了《这里是今天的东方》一文，成为第二版。1958年9月重印时又增加了《勇士镇守在东方》和《写在凯歌声 里》两文，成为第三版。1963年7月版又增加了《依依惜别的深情》和《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两文，成为第四版，此后的版本就再未更动。这本书仅 解放军文艺社印数累计就多达462000册。”透过这段回忆性材料，我们一方面看到这部作品所经历的“特殊待遇”，另一方面也看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指 示、肯定、推广阅读，对这部作品的经典化生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为作品的流传与阐释提供了充分的舆论空间。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指 出，“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从抽象的决定到肉体倾向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体必须把必然性转化成自 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魏巍的战地通讯，以史实、抒情、政论有机融合的方式改变了关于革命理性法则的枯 燥说教，将革命意识态的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审美需要与情感认同。
其次，《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典化的生成还与这个时期对文学认知与教育功能的突出与强化有关。情感、审美、认知、规训等无疑都是文学的功能，20 世纪中国文学因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质与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具有的认知与规训功能不断被强化，导致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紧缠绕。从上个世纪初梁启超 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世道人心”，小说被放置神坛，到20世纪20年代末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再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发表，文学对时代政治的感应与反映一直被反复强调。及至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遍地开花，如何借助文学进行政治动员、形塑人民的道 德与灵魂，进而维护新生的政权，便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旨。与之相对应，文学经典的确立同样要基于作品所体现的历史价值观与政治立场进行裁定。《谁是 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为歌颂以中国、朝鲜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抗击帝国主义强权斗争的作品，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与教育意义。作品通过战争生活 中的几个侧面让读者结识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借助对英雄与凡人、生与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对比与追问，展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这些作品的结 构并不复杂，它们往往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通过人物故事的讲述去印证某种观点，最后在充满政论化的抒情中进一步升华作品的主题。正是凭借这种巧妙的形式建 构、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朗朗上口的语言，让读者接受了灵魂的洗礼。长篇小说《东方》中，作家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无论是战争规模还 是对国内革命生活的描写，在当时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但这依然是一篇“战歌式”的作品，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制约了作家对战争与 历史的深度反思。因此，我觉得从总体上说，这是一部时代性大于文学性，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的作品。
再次，文学经典的生成还与它的体裁有很大关系。结合弗勒在“文学经典和体裁等级”中指出的文学趣味的变化总是与重估经典作品所代表的体裁有关， 布鲁姆进而指出每一时代里都有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就《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而言，它们的经典化生成与其采用的通讯报告体裁也是分不开的。作 品发表后，虽然影响深远，但是有些人也对它的文学性表示了质疑，丁玲反驳说，“现在的确有不少的人，以为只有长篇才是伟大作品，才值得辛辛苦苦地去写它， 或去读它。这完全是错误的。文学的价值不是以长短来计算的。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 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且是文学，是好的文学作品。”丁玲的回答一方面阐 明了文学价值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通讯这一体裁在反映现实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与小说、诗歌等体裁相比，散文这一体裁的边界在20世纪50年代不甚 清晰。原因在于它的创作路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从个体精神态度的显示、自我心灵的书写逐渐向反映时代、汇报时政的代言式写作转化。其中，文艺通讯因反映 生活真实、迅速且又有一定的艺术观照而备受作家青睐。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为代表的文艺通讯正是凭借这种体裁优势，以最快的速度呈现了 在那场神圣的保家卫国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并在抒情与议论中将之转化为一代人的精神资源，进而对读者的世界观与行为模式产 生深远影响。
文学经典虽没有一个通约的标准，但是文学经典化的脚步却从未停止。文学作品在诞生的瞬间就已身处经典化的途中，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淘洗与筛选。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文学经典的试金石。与此同时，文学经典的生成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作用的结果，它是社会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 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它的阶段性与历史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今天，《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巨大意 义。经典秩序的变动证明了经典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也为文学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必要的制衡。
李 钧：永远的红杨树
我在21岁当战士时就和魏巍同志认识了，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参军不久，因试着写一些反映连队生活的小诗而引起注意，被部队驻地天津市文化局(那时叫文化组)借去帮助编辑一张《文艺与革命》小报。文化局院里有一座小楼，楼顶有一间布满灰尘和蛛网的大房子，里面堆满书籍。小楼无人问津，却成了我的乐园。在借调的半年多里，我利用闲暇在那里面阅读了“文革”前众多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魏巍在战争中写下的诗集《黎明的风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在他的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散文作品名扬四海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诗人了;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在战争年代写诗时，用的笔名叫“红杨树”。
谈及魏巍同志的作品与人品，首先还应从他的诗歌说起。他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在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抨击旧社会、同情劳苦大众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秋，17岁的他，在家乡黄河畔写下直舒胸臆的长诗《黄河行》。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去吧，黄河哟/趁着大堤的劲风/载着我们/快快出征”。诗成后几天，他即胸怀救国大志，沿着黄河，辗转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有机会进入延安抗大，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块热土上，他真正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诗的梦想。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军民诚挚情感的氛围中，他诗情勃发，在战斗的间隙，写出以《黎明的风景》为代表的大量诗作。正如这首长诗的小引所写：“有一种鸟/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我听到她的鸣声/大地就降落了黎明/苦战的人们呵/你来听听/她此刻正放出快活的鸣声……”而此时的诗人，正如那只鸟，自由地展翅翱翔在血与火的战场，一边战斗，一边吟唱。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抒情与叙事既交错又融合的写法，生动地展现出战地一个连队的诸多画面，诗意地描述了战争的苦难与在苦难中战士们坚定昂扬的斗志。全诗韵律自然，节奏明快，明快中蕴含着悲壮，坚定中又略带忧伤，而诗的主题则是对最终胜利的必信。《黎明的风景》之外，诗人有大量的短诗发表，都是对根据地生活的描写。有对战地极富诗意描绘的《游击队之夜》《蝈蝈，你喊起他们吧》，有表述对战斗热切渴望的《高粱长起来吧》，以及对战士英勇无畏精神的张扬、对军民鱼水深情的歌颂。他的诗，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技巧的炫耀，大都是直抒胸意，是战士情感的真实流露，其文字浅显、平实、自然、流畅，看似直白，但却诗意盎然，既大众化又极具艺术性，意境深沉悠远。他的诗，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他这大量的诗章，构成了他对那场硝烟弥漫的伟大战争全方位的诗的认识和解读。
魏巍原名叫魏鸿杰，参加八路军后改名叫魏巍，到晋察冀战场后，他又为自己起了一个极有特点、极具诗意的笔名“红杨树”。他在晋察冀的诗作都是以这个笔名发表的。在他的诗篇中，有的诗句是明确写给自己、激励自己——“红杨树”的，如《诗，游击去吧》《诗没有死》中有这样的诗句：“战争，难解难分的复杂的风暴/红杨树呵，司令员说/给你十几个同志/带着你的诗游击去吧/呵，在这样的时候/连山里的石头/也难忘今天的苦难/你们还忘不了红杨树/你们还要他的诗/诗呵，游击去吧/永远不要叛变/游击去吧，诗呵/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报答人民。”“红杨树呵，报答人民/记清楚/人民不仅养育你的诗/人民在饥饿里也养育了你/记清楚/在这苦难的年代/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而假若面对着刺刀/我的意志堕落了/诗，我的诗呵/你不过像一片败叶/死于污泥/你叫谁人去哭你!”这是红杨树怎样钢铁般的决心呵!这是怎样的真挚的、让人感动的诗句呵!“叛徒”这两个字，从革命开始直到现今，都是沉重的，让人遗憾和愤恨的，但它不可能绝迹，这就需我们时时警惕。现在揪出的那些“大老虎”们，不就是革命队伍的叛徒吗?
谈起晋察冀根据地时，魏巍曾说过：“晋察冀那鲜血与战火浸染的土地与生活，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成长、成熟的摇篮，也是我们共和国的摇篮，同时又是我们那些写诗的青年成为诗人的诗歌的摇篮。”魏巍正是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这10年的战斗生活，在革命队伍中血与火的锤炼，在与人民群众在生死面前的血肉联系中，一步步确立并坚定了他崇高的理想与信仰，奠定了他一生不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铸就了他的文学观，确保了他的作品始终不变的导向与风格。到解放战争后期，魏巍已成长为骑兵团的政委，他骑马率部挺进大西北，一路上依然与诗神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调京工作，但他的写作依然是业余的，笔下的文字依然与党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几次奔赴朝鲜，冒着炮火在前线采访，又一次次被战士们的行为与情感深深打动，写下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作品。当时，《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与整个社会引起的轰动可谓空前。《人民日报》特别将一篇文学作品刊登在第一版。随即，毛主席看过后，指示印发全军。朱总司令读后，连呼“写得好!很好!”在其后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总理专门提起《谁是最可爱的人》，并以此号召文艺工“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周总理还特意提出要认识一下魏巍这位朋友。这篇散文对志愿军的鼓舞和在人们群众中的反响同样强烈。当时，“最可爱的人”几乎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而在日后漫长的时间中，“最可爱的人”也成为解放军中英模人物的称谓。这篇散文也一直在中学的课本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后被全文镌刻在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碑上。
在魏巍成为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后，又写出一大批青年题材的思想政论式的散文，这些作品像“最可爱的人”一样，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就是一例。这篇文章是1955年他在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送别毕业班同学石油地质前线的讲演。正是这次讲演、这篇散文，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那些热血青年，他们满怀激情地奔赴祖国四面八方的艰苦荒凉的石油前线。直到30年后的1985年，当年魏巍送行的同学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他们特别邀请魏巍同志参加。这群现今已年过半百的人，激动地对他述说着30年不忘的心迹，畅谈当年受他作品的激励鼓舞，毅然奔赴祖国最荒凉、最艰苦的石油前线，成就了30年的奋斗经历与业绩。当时的热血青年，现在都是石油战线的工程技术骨干或中上层干部。但他们的情怀一如既往。他们争相把自己获得的石油大会战纪念章、各种立功奖章送给魏巍同志。一位女同学还拿出珍藏30年的刊登《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的1955年第11期《中国青年》回赠魏巍。那场景的真挚、热烈，让魏巍激动不已，很快写出散文《这就是我们的哲学》予以回报。其后他们每10年聚会一次，都请魏巍同志参加。笔者有幸陪同魏巍同志参加过一次，那次魏巍同志生病了，是带着氧气去的。那真挚热烈的场面，令笔者唏嘘不已。当年，魏巍发表这一批散文后，曾收到全国各地青年雪片般的来信，想每一封来信的后面，都有一个激昂奋发的故事吧。就连《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200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偶然见到魏巍时，亦难掩如小青年一般激动不已的心情。尽管那时范敬宜已72岁，而魏巍已83岁了。范敬宜其后专门著文说，半个世纪来，我一直想能见到魏巍，是他上世纪50年代的文章，激励我大学毕业时主动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而毅然奔赴东北的白山黑水间。范敬宜在东北虽也受了不少苦难，但他从不言悔，终于成就了他的事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说：在我青年时期“是魏巍的文章使我懂得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他最后写下一句极富诗意的话：“燃烧的激情已经变为悠长的恒温”。这就是魏巍作品的影响与力量。
魏巍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特点，是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长久交往并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上世纪90年代初，当得到《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述的李玉安“烈士”没有死的消息时，魏巍激动不已，急切地写信联系并与之相见，很快成为真挚的朋友，其后又满怀深情写出散文《他还活着》，记述李玉安几十年隐姓埋名、坚守本色的可敬行为。而在此前，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述的马玉祥、井玉琢及当年的营长王宿启已交往几十年。在《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中，他记述了志愿军连队文化教员戴笃伯，其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是朋友，戴笃伯转业回湖南后，魏巍还不远千里去探访他。与烈士胡鄂生的女儿胡继红的来往，则是情同父女。在他晋察冀的诗歌中，曾记述过的一位在解放战争战场英勇无畏的战士徐清华，到上世纪90年代，回乡务农的徐清华因生活极其困难，辗转找到魏巍。魏巍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给当地政府写信，介绍情况，并自己资助徐清华同志，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魏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又不仅仅是他笔下的人物。他可以为可敬的王震将军撰写碑文，也心甘情愿的为一个乡村党支部书记张振山树碑立传。在“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有生之年，他几十年坚持去探望，给老人过生日。而对冀中的另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刘大娟，她虽没有戎冠秀显赫的名声与贡献，但她在战争年代一样无私地支援八路军，长期烧水做饭、缝缝补补、传递消息，魏巍依然像对母亲一样敬重她。一直保持着与老人的亲密联系，半个世纪间，常常专程去看望她，坐在老人的土炕上，与她拉家常。甚至在他儿子结婚时，还专门带着儿子、儿媳到老人处“认亲”。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在魏巍作品中出现的诸多英模人物中，几十年，无论时事怎样变迁，没有一个变得或落后，或颓唐、变质了，或成为腐败分子了。没有，一个也没有。倒是有个别生活困难的，有为了不给国家找麻烦，甘愿去做修鞋匠的。他们一生都在默默奉献。这与现实中的另一种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曾到青岛双星集团采访，集团总经理汪海先生曾对我们说，80年代他获全国劳动模范时，与他一起获“全国五一劳动奖”奖章的10人中，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部分要么企业倒闭了，要么自己腐败了，有的甚至进监狱了。不知当初为他们歌功颂德的写们作何感想。
魏巍创作历程的后期，在不断有诗歌与散文作品问世的同时，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东方。》与《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组成了他笔下的战争三部曲，完成了他对革命战争完整描述的宿愿。与此同时，他在晚年，特别关注思想战线的斗争，写出一大批触及社会尖锐矛盾，文笔犀利、思想性极强的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杂文作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重的作家与他影响力极大的作品，却受到了某些方面的非议，甚至是批判与攻击。也有人把他归于“御用作家”，这更让人不可理解。其实他应是“国用作家”，是人民的作家。也有人指责他是“极左”。这当然也是对他的曲解。难道能把坚持真理、弘扬公平正义说成是“极左”吗?能把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叫“极左”吗?难道呼吁反腐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极左”吗?常言正直的人无正直的路可走，而高尚更是极难被普遍认同，此之谓也!所以如此，大概更多缘于他作品之外的东西。魏巍性格刚强，为人坦荡，刚正不阿，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丁玲、陈明语)。他绝不见风使舵，绝不投机钻营。面对谬误和邪恶，他就像战士一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守住阵地。对别人的非议，他不辩解、不理睬、不低头。他在意的，是要求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作品时时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新时期以来，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呼吁惩治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位真正的战士、诗人，共和国合格的公民、人民的作家，心情一直被忧国忧民的情思笼罩着。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大力反腐败、反“四风”，弘扬正气，坚持公平正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是美好的。
又想起诗人的笔名“红杨树”这三个字。杨树是我国北方分布极广的树种。常被赋予许多美好的寓意。据说生长在西北大漠的胡杨树，生一百年不倒，倒下一百年不腐。而在我的家乡张家口坝上，解放前是没有树的，因为气候恶劣。解放后种过不少树种，惟有杨树可以长大。每年深秋，在风霜的侵蚀下，树叶变成金黄色，极其壮观。剖开其主干，那树心竟是红色的。不知魏巍同志当年以“红杨树”做笔名，其寓意是否正源于此?今天，诗人与他的名字已成为永恒，愿这株千古不朽的红杨树，永远“巍然于天地之间”(刘白羽2000年5月为《魏巍文集》研讨会题词)。
张自春：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持久”的了。事实上，“抗美援朝”题材也确实是魏巍一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创作内容，它不仅在魏巍的报告文学中成就斐然，在其诗歌、小说领域也独具特色。
抗美援朝街头诗：战争诗歌的鼓动性
1950年11月初，抗美援朝甫一爆发，魏巍便写作了10多首街头诗(另有一首《蝗虫》当时并没有以“街头诗”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篇幅略长的街头诗)，这些诗歌如同新中国成立前魏巍的很多诗作一样，极具战争鼓动性。启发民众让他们认清敌人的面目，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动人们勇敢斗争、打败敌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保家卫国的热情等，是这些诗歌的主题。告诫走向新社会的青年人们，听到炮声后“不要光知道幸福/不知道仇恨”(《你》)，面对敌人，“可怕的/是我们的枪连同自己的思想/长满了红锈!”(《锈》);他讽刺美国帝国主义像蝗虫一样“又在一块谷地里落下”，“咀嚼着，跳着”，“还不断把自己歌颂：‘你看我们多么神圣，/我们是上帝那儿派来的神虫。’”面对这样猖狂的敌人，鼓励人们“快准备壕沟跟火种”(《蝗虫》);因为对这些“得寸进尺的野兽”，“只有它自己的血/才能教训它自己”(《只有》)，所以他鼓励人们“去!/把美国鬼子/狠狠地打死吧!”(《去》)，激发人们“瞄准”这些“下流无耻的流氓们”，因为他们残忍地“把火把举向房檐”、他们的“刀上滴着我们邻邦的血”(《瞄准》)。对于那些勇敢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们，则赞美他们“是一个爱祖国、爱朋友的中国人!”(《歌颂》)，并希望他们“多抓几个美国鬼子”，因为“这是最珍贵/也是朝鲜朋友/最欢喜的礼品!”(《礼品》)。
这些诗作明快、凝练、通俗易懂、情感饱满，鼓动性极强，让人读来激情澎湃，它们都短小精悍，这在战争时期对于让人民大众了解战争真相、认识战争形势、激发人民大众的战斗热情与爱国热情，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在此之前，魏巍是以诗歌步入文学殿堂的，而且作为一个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深知“作为部队，我们还要多写一些鼓舞士气，加强战备，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作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魏巍《牢记周总理遗训》)，因此他早期以“红杨树”为笔名发表的较有成就的诗作，无论是长诗《黄河行》《黎明风景》，还是短诗《好夫妻歌》《诗，游击去吧》《一个战士的赞歌》等，都通俗、凝练而富有鼓动性、战斗性。街头诗是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观念在延安等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践的产物，它短小、凝练、情感丰富的特点对于激发大众的热情起着良好效果，它像魏巍所说的部队中的“快板诗”、“枪杆诗”等“战士诗”一样，“是我国革命文学中最富有战斗性、群众性的一个部分”，“它在革命战争中，在鼓舞斗志方面，作用很大。”(《战士诗——革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魏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创作的这些街头诗，在激发民众报名参加志愿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斗志、鼓舞人们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这些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涉及到的内容，已经包含了鼓舞士气、赞美志愿军美好品质、歌颂中朝友谊、诅咒敌人等后来的抗美援朝文学中常表现的主题，魏巍此后已很少再写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作了，所以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过去战斗性诗歌创作的总结。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诗作，对于让人们“更加珍重我们的斗争成果，热爱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祖国”(《〈两年〉后记》)还是有启示作用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战争中的亲身体验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文学创作中影响和成就最大者，恐怕也是抗美援朝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魏巍在第一时间写作了上述的街头诗作，也在第一时间被派到抗美援朝前线了解美军思想政治情况，任务完成后，好奇心驱使他深入到战斗前线进行访问达三个月之久。回国后根据其感触，魏巍写作了十来篇通讯报告。这些通讯及时反映了奋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况，尤其是对他们在战争中热爱朝鲜人民、面对斗争奋不顾身、同志之间相互关爱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的表现，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大，当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该篇为名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几个月后，魏巍再次赴朝鲜前线采访半年多时间，又写了部分通讯，1954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增入;1958年，志愿军回国前后，魏巍再次到朝鲜采访后又写了几篇抗美援朝通讯报告，又收入1959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到此，该书中收录的抗美援朝通讯共17篇。这一系列报告文学确立了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的时代形象，及时宣传和赞美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让极力赞赏和主张的“革命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得到广泛关注。作品中既有家人惨烈被害却坚强活着并积极为打击敌人贡献微薄力量的朝鲜老人和小孩，也有奋不顾身救助朝鲜灾民的志愿军，更有在前线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怕牺牲的士兵，也有不怕艰苦、坚韧、富于奉献精神的女战士;它们既表现出了中朝人民互相爱护和帮助的深厚友谊，也表现出战士们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还表现出了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在艰苦的前线不忘记祖国人民幸福的高尚情操，以及在战争生活中凝结成的中朝军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谁是最可爱的人》系列报告文学中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激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任何敌人也压不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魏巍《青春的诗篇》)，正是1950年代刚刚从几十年的战争中解放过来的人们所拥有、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这些“革命英雄主义文学”，是几次深入战争中深刻体会出来的，是“部队生活活生生的写照”，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魏巍《谈谈报告文学》)。据说，当时战斗在前线的士兵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后，觉得“浑身是力量，即使横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国鬼子设下的二十公里宽的火墙，我们也会毫不扰豫地一冲而过的。”而另一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的篇名，被很多青年当作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可见魏巍确实说出了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心声。深入体验生活，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时又能够很强地把握住时代情感并完美地融合到文学作品中，正是魏巍的报告文学的特色所在，早在抗战时期，魏巍的报告文学名篇《雁宿崖战斗小景》《燕嘎子》等中就表现出了这种特色，到了抗美援朝通讯中表现得更加圆熟有力。魏巍的文学把握能力很强，除了深入感受生活并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内心情感的长期积累”表现出来，他还懂得利用精湛、凝练的语言，在讲述故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中，在“朋友们”的亲切的称呼中，在最能打动人们的故事的选取中，抓住读者心理特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刻把握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的时效性、及时性、新闻性特点，懂得“这样伟大的斗争和伟大的战士必须要很快写出来呵，如果慢慢在那儿钻长的、刻细的，最后又弄不成，怎么对得起战士们呢?”(《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懂得及时性写作的“简单明确”的“目的性”，懂得不仅要写志愿军的“英雄行为”，还需要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更应该结合“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所以他才创作出了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影响了几代人的作品。
《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进入语文教材，影响更为广泛，该书出版不久，就有人出书对其中的每一篇文章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吴调公《魏巍的朝鲜通讯》)，此后对该文进行文学性、写作手法等方面的解读经久不衰，足见作品的魅力所在。这些“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很强的作品”(李建军《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所表达的某些观念与情感，因其“时效性”在今天也许过时了，但是把握时代情感的能力、所表现的人物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精干凝练的写作手法，对今天及以后的文学，恐怕仍具有持久的借鉴价值。
《东方》：时过境迁的沉淀与总结
魏巍在抗美援朝时期曾与白艾合作写过反映抗美援朝中的空军形象的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其后又于1962年发表过短篇小说《江水流不尽》，但也许是那个时候他的报告文学影响力太大了，相比较来说小说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显得较为薄弱。“文革”结束以后，魏巍计划于1952年、1959年开始动笔，历时近2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东方》却再一次将抗美援朝文学推向另一个成熟的维度。小说延续和拓展了魏巍此前抗美援朝文学创作的主题，表现了抗战前线的志愿军英勇奋战及其与朝鲜人民的友谊，也表现了国内广大人民，尤其是志愿军家属积极响应志愿军作战的热情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同时加入了对敌人的描写、对志愿军内部蜕化人物以及国内建设中的反面人物的描摹，使得作品反映的内容广博深厚，具有全面反映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效果。作品涉及了战争、中朝友谊、国内的合作化运动、爱情等主题，英雄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魏巍抗美援朝作品中一如既往表现的内容，所以小说不仅塑造了以郭祥为主的英勇战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还塑造了邓军、周仆以至彭德怀(虽然与其相关的内容是1985年重版时增加)等军队领导的形象，朝鲜人民军金铁银、朴淑贞等的形象也塑造得很丰满。更有特色的是作品塑造了杨大妈、小契等大后方、祖国建设中的农村领导者形象，以及陆希荣、李能这样曾经积极参与革命，革命胜利后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引诱而蜕变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长廊综合反映出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复杂性。
魏巍在谈及他创作《东方》时说，因其“光写几篇通讯不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连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写这么一个长篇。”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有二：第一是为了激发人们的革命战斗性，发扬革命精神;二是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准备。(《我是怎样写〈东方〉的》)可见将小说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写出人物的“共性”更注意写人物的“个性”，是想要从各个方面艺术地反映抗美援朝这件事，以达到对其进行总结的目的。如果对照着的朝鲜通讯和当时的战地采访日记，可以看出，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是力图表现的内容，因此，小说中不仅大胆反映了爱情，人物形象塑造也真实而不片面，小说情节也较为逼真、有生活气息。
有评论家曾总结道，“《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不仅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马蓥伯《魏巍创作谈》)丁玲也曾评价这部作品“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我读〈东方〉》)这些评论都是中肯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看作是抗美援朝的一种“全景图”，它不仅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史诗”，也是几十年来抗美援朝文学的沉淀和总结。
魏巍一生都在坚持文学中的“党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忠实实践者，为了写《东方》，他曾经到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过广泛调查研究，因此强烈的时代特色、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动人心弦的时代感情，是魏巍文学创作的最有力的特点。魏巍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尤其是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谁是最可爱的人》赢得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内的国家领袖的喝彩和赞赏，丁玲则称“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魏巍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其一生创作绝不仅仅局限于抗美援朝题材，但是其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在于他深入体验了这场战争，对它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以极强的文字能力表现出了这场战争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抗美援朝，恐怕也得阅读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张丹：魏巍致田间信及《晋察冀诗抄》
魏巍与田间，诗友兼战友。深厚的友情，始于1930年代中期。那时魏巍才十五六岁，在中原大地却已小有诗名。其诗友周启祥从上海抱回一大摞诗集，臧克家的《烙印》《运河》《罪恶的黑手》，田间的《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等都在其中。魏巍把每一本都“如饥似渴地读了”，尤为喜欢的是田间“独创的新体”，“诗句以短句组成”。“田间”这个名字，从此铭记不忘。心怡既久，终于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得以相识。那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线回到延安，正在“抗大”学习的魏巍得到消息，便迫不及待地跑去拜访，在西战团的临时驻地西北旅社受到了田间、邵子南两位诗人的亲切接待。一见如故，遂成良友。
1938年年底，魏巍“抗大”毕业，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恰好田间等也随“西战团”同期前往，几位朋友不期而遇战地重逢。延安的诗人把延安的诗风带到了晋察冀，田间、邵子南等放下背包就以“战地社”名义搞起了街头诗。晋察冀军分区一分区“铁流社”积极配合，青年诗人们纷纷响应，魏巍更是热情高涨诗兴勃发。他随部队四处征战，走到哪里就把诗写到哪里。每到一个新的村庄驻扎，他都要“仔细观察，哪些墙壁适于写诗，就利用老百姓锅底刮下的锅灰制成土墨汁，用麻刷子蘸着，登在高凳上忘情地写起来”。1939年5月，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在晋察冀边区的东线打了一场有名的大仗——大龙华歼灭战，全歼日军桑木师团的一个中队，打死敌人400余名，缴获大量机密文件。为庆祝胜利，“战地社”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诗传单。诗歌写在红红绿绿的纸上，由欢迎凯旋的群众分发到战士手中，为胜利的欢悦又增添了几分喜庆。为了扶植在抗敌斗争最前线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青年诗人，“战地社”创刊了《诗建设》，先后由田间和邵子南担任主编。那是一本油印诗刊，开始是32开本，后来又扩为16开本。除刊登诗歌作品外，每期都会有一篇诗歌评论成为其亮点。刊物的最大特色是没有门户之见，所以能把各种风格的诗人都团结在一起，从而“培养了、锻炼了一大批富有战斗力的诗人”。
从1939年到1942年，魏巍在战斗的间隙中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大部分都刊登在《诗建设》和“铁流社”主编的《诗战线》上。全国解放以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要编一本《晋察冀诗抄》，把众多富有生命力的诗作集中起来，把这个伟大时代活生生的脚步作为艺术形象留下来，作为我们子孙不朽的纪念”。只是由于工作太忙分身无术，他的这个心愿直到1950年代后期才得以付诸实施。在写给田间的一封信中，他专门谈到了“诗抄”的编辑工作进程，同时很诚挚地敦请田间为该书作序：
田间同志：
《蜜蜂》的约稿信已看到了，因没有回信，又劳你催促。我仍在忙于志愿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总结。打算在月底告一段落，去十三陵参加几天劳动，如能写出一点东西，一定给《蜜蜂》寄去。
另外有一件事，还想拜托您。柳杞同志将要分配到保定或石家庄分区工作。他的妻子齐惠平同志，也想在保定或石家庄音乐部门找个工作。不知是否可以安插。她过去在六十四军文工团搞音乐创作，这几年来在新影搞音乐编辑兼搞创作，她是平山人，很小参军的，是党员。柳杞在这方面很着急。我也想很快能收到你的回信。
关于《晋察冀诗钞》的事，方冰、丹辉都认为人多些，把大家的东西都摆进去一些，才更有意义。你对这件事的关心，显得不够，也不愿写序言，我感到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收到的有曼晴、徐明、丹辉、商展思几个同志的诗作，方冰要我们从他的诗集中去选。林采的也答应寄来。邵子南同志的也可寄来。史轮和其它人的(如劳森等)还找不到。现在我仍然希望你能写篇序言。其它工作，我们可以多做些。本来要给你去信，可是不知你的地址，现在又找到你了。请不要再推托吧。
致亲切的敬礼。
魏 巍
五月十八日
依信文分析，这封信应该写于1958年。两三年前，魏巍曾再返滹沱河两岸农村深入生活，以为创作长篇《东方》做准备。故地重游，情不可抑，《晋察冀诗抄》的编选，遂终于由“想”而成“做”——联系诗友收集资料的工作，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到写信时已基本齐备。又几个月后——1958年12月31日，魏巍作《〈晋察冀诗抄〉序》，宣告编选工作竣工。1959年3月，《晋察冀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4年又增编再版。书中有诗200首，除12首民歌外，188首为信中提到的曼晴、徐明、丹辉、方冰等38位诗人所作。这些中，有不少人是新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的著名作家、诗人，如孙犁、田间、魏巍、管桦等等。编辑中再读战友们的诗作，当年情景如现眼前，他为晋察冀诗歌战线的成就而自豪。
正是出于这种难得的亲密情感，魏巍在田间逝世后写诗送别：“诗人乘风归去，鼓声留在人间。延河今日呜咽，北岳热泪潸潸……”又在田间九十诞辰时，偕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诸友发起隆重纪念。在他心目中，田间“是晋察冀壮丽诗群的领军人物”，他“最终实地刻苦地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路线”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进行了开拓”。也是因为这种难得的亲密情感，田间生前一直宝藏着魏巍写给他的信，直到去世后由家人捐赠给了国家。这封信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最为珍贵藏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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