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忆恩师魏巍同志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忆恩师魏巍同志

孙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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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相识
给魏巍同志当助手
魏巍带领我们渡难关
安泰不能离开大地
最重要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是非分明，坚持原则
右派说我们“左”，说明我们“左”对啦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又一个欲加之罪
病床上的战斗
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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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4日19点18分，我所敬爱的恩师魏巍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虽然在魏巍同志病重期间，我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对他的仙逝，也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个不幸的消息真的降临时，我还是感到非常的突然和茫然，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

魏巍同志走了，真的走了，已经离开我们了，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了，再也聆听不到他老人家对我的諄谆教诲了，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谈古论今、研讨天下大事了……

明朝人吕坤，在一篇《墓志铭》中说：“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定论，无藉于子孙之乞言耳。”魏巍同志的一生是可以“盖棺论定”了。魏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一生，无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革命诗人和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
我和魏巍同志从相识到相处已有十几年的光景。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我的革命同志和战友，又是我的长辈和恩师；我们之间既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又可以说是莫逆之交。

在魏巍同志走后这段时间里，每当夜深人静，回想往事，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他老人家对我的影响、帮助和教诲，就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相 识

魏巍同志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问世的时候，虽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得人生事理的少年，但自从我读过这篇语言优美、感人至深的文章起，魏巍的名字就像巍峨的高山那样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对这位虽然大我23岁但时年仅31岁就名扬天下的年轻作家，充满了崇敬和仰慕之情。

后来我长大成人，参军入伍。说来也巧，我所在团队的副团长王宿启，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里主人公之一——松固峰战斗的英雄营营长。当年，就是这位英雄营长在朝鲜战场上向前来采访他的魏巍同志叙说了这次战斗的壮烈情景。魏巍同志的笔下是这样描述王宿启的：

“他的声调是慢慢的，他的情感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为他们伤心，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就是这位面色黝黑、意志坚强而又沉默寡言的山东汉子、老英雄、老首长，经常给我们上的革命传统课，就是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名作。由“最可爱的人”来讲《谁是最可爱的人》，其感染力、号召力，就非同一般的传统教育课所能比拟的了。

几十年后，我由一名来自辽西山区贫苦农民家庭的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并从西安的一所部队高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调到首都北京，担任人民武警报社社长工作。这样一来，我离魏巍同志就越来越近了。

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同在军队里工作，但因为是两个大单位，所以并没有见过面。说来也巧，我和魏巍同志的初次相识，还是由我的一篇稿子给牵线搭桥、当的“红娘”呢。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解体以后，新华社编译出版了一本《戈尔巴乔夫之谜》的书，是原苏共的二把手叶•利加乔夫。利加乔夫以其切身经历，从一个侧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演变、解体的真实过程以及惨痛教训。在这本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1985年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的他，是怎样和元老级人物葛罗米柯等人采取“非常”手段，联手把戈尔巴乔夫扶上总书记宝座的。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后来他与戈尔巴乔夫从“事业上的亲密战友”到改革中产生分歧，最后走向分道扬镳的结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量历史资料来说明，在所谓的改革年代，戈尔巴乔夫是怎样从一个自诩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到自我标榜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演变过程。

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和剖析戈尔巴乔夫的叛变行为，所以也就没有也不可能从修正主义圈子中彻底跳出来，没能也不可能总结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真正教训。

我觉得，利加乔夫这个具有悲剧性的典型人物，在我国似乎也有相同的面孔，也很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就动笔写了一篇《利加乔夫的悲剧》的稿子。

我在稿子中归纳了利加乔夫“悲剧”的五点教训。一是利加乔夫未能正确认识苏联和平演变的历史。历史已经证明，苏联的演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演变的起点是二十大，是否定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继而是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民党”。利加乔夫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认识是十分糊涂的。他在书中对二十大、二十二大和赫鲁晓夫，不仅没有批判，而且给以充分肯定并大加颂扬，说什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使群众得到了解放并发挥出积极性”，赫鲁晓夫时期是什么“解冻时期”。他反复强调“不要让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神圣事业自消自灭了”。此外，利加乔夫还把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前三年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后三年的改革才“误入歧途”。这样的糊涂认识，必然导致他同戈尔巴乔夫之间斗争的不彻底性。二是，没有从路线上看问题，不清楚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他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之流是深恶痛绝的，敢于揭露，也敢于斗争，可他对戈尔巴乔夫却“恨”不起来，只是幼稚地认为他是上了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圈套”，因而多次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揭露雅科夫列夫，并当面提醒戈尔巴乔夫：“您的亲信中有不正派的人，他们会毁掉您”。当他受到雅科夫列夫的攻击、陷害时，还去乞求戈尔巴乔夫给予支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与他产生分歧，“原因是对国内发生的事缺少全面的了解”。三是，丢掉了阶级分析。突出的表现在他未能正确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辉煌的历史是与斯大林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利加乔夫在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是矛盾的，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全面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另一方面，在斯大林问题上他又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持相同的态度。当别人攻击他是“斯大林分子”时，他坚决予以否认，并说：“我一直激烈地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利加乔夫如此这般的矛盾心态又怎能对苏共的历史得出正确的结论呢？四是，没有旗帜鲜明地依靠人民群众。利加乔夫归根到底没有看透戈尔巴乔夫已经成为新老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阶级本质，没有彻底划清戈尔巴乔夫在马列主义幌子下所高举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与马列主义旗帜的根本界限，因而也就未能真正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并依靠人民群众来捍卫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我的这篇稿子于1997年11月9日送给了《中流》杂志社的副主编麦辛同志。仅隔了四天，麦辛同志就给我打电话说：“魏巍同志看了你的那篇稿子后，很想见见你。”我高兴地应邀而行。1997年11月13日下午，我和麦辛同志相伴，赶到魏巍同志在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大院内的住所。

这是一个坐落的山坡上的独门小院，一栋坐北向南的两层小楼。魏巍同志见到我，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见到你我很高兴！”落座后，魏巍同志询问了我的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后，很快就进入主题——谈我的那篇稿子。

魏巍同志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我直截了当地谈了我对苏联解体的悲剧和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这两个关键人物的看法，也谈了我们党和国家应该吸取的教训。

听我说完，魏巍同志说：“我接到你的稿子，先是被题目所吸引，接着一口气读下去，没有睡午觉，一个下午才读完。你的这篇文章有观点，有见地，特别是那四条教训总结的好，对我很有启发，也很受教育。很难得啊！”

魏巍同志说：“我感到苏联解体的教训有三点，第一是欺骗性。修正主义是一个比一个‘高明’啊，他们搞欺骗，搞阴谋的手段都很‘高明’！不骗人，不搞阴谋，他们就不能生存。第二是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有个彻底不彻底的问题。如你的文章所说，利加乔夫的‘悲剧’就在这里。我们国内，我们党内，有没有这种人呢？我看是有。第三是与修正主义做斗争，不能是个人对个人，要依靠群众，依靠阶级才行。”

谈到我们国内的斗争形势时，魏巍同志说：“现在有人把左派当成了主要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我们的朋友；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他们完全搞颠倒了。有人跑到美国，拜帝国主义为师，简直是胡闹嘛！喻权域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他们那里一家报纸的头版大标题就是：《中共十五大阔步走向资本主义》！苏联人民现在很苦啊！中国怎么办？”

最后，魏巍同志对我的这篇稿子谈了几点修改意见：1、此文如果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利加乔夫本人也能看到，所以文章应当争取他，避开“帮凶”一类的话；2、“8•19”问题，最好不要说是“五十步笑百步”，不管怎么说，他们还干了一下；3、对勃列日涅夫做的3件好事要肯定，对他的“三和”对外关系要批判。总之，我们要多做争取和分化的工作。

……

魏巍同志的一席话，使我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振奋。如此高屋建瓴的政治见解，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的。我感到，我遇到了一位知音，一位老师。至于魏巍同志对我这篇拙作的肯定和赞扬，我心里明白，这是魏巍同志对我的鼓励。其实，魏巍此前已经写过多篇有关苏联亡党亡国的精辟而厚重的文章，而我的这篇东西，与之相比，不过是班门弄斧而已。

不知不觉的几个小时过去了，当我们离开魏巍同志的小院时，夜幕已经降临。魏巍同志送我们到大门外，一再说，“欢迎你常来。”

这是我与魏巍同志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第一次思想交流。此后，我们的交往就越来越密切，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
后来，我的那篇稿子，经魏巍同志推荐，在《当代思潮》1998年第1期上发表了。

给魏巍同志当助手

我见到《中流》比见到魏巍同志还早几年。记得那是1992年盛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到北京图书馆浏览图书，在一个书架上，我偶然发现了几本《中流》杂志。我打开一本杂志，扉页上写着主编：林默涵、魏巍。再看它的发刊词，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

“本刊的诞生，……并未奢望仅仅通过一份小小刊物，就能从根本上打破、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和垄断文艺、思想主要阵地的极不正常局面。而只是想通过它，为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同志，提供一块能够自由发出声音的阵地。”

“《中流》是为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提议创办的，它本身就是同这股思潮斗争的产儿。这就决定了它的根本性质和使命。”

“国外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紧把中国纳入其‘世界民主大家庭’的步伐。他们同国内的所谓‘精英’们遥相呼应，里应外合，上下串通，组成了来头和声势都异乎寻常的‘埋葬社会主义’、‘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

“我们毫不隐讳，我们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坚信社会主义是救国强国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愿意与思想、文艺战线上一切抱有同样信念的同志一道，投身于思想战线的中流，迎着风口浪尖，力排阻拦社会主义前进的种种障碍，对文化、艺术，思想领域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努力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应，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回答。”

从这篇“发刊词”里，我仿佛又听到了一场战争前的指挥员那铿锵有力的“动员令”和战士们视死如归的“誓言”，仿佛又看见了那滚滚硝烟扑面而来的英勇悲壮的战斗场面。

在两种社会制度，两个对立阶级激烈搏斗的年代，在社会主义祖国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竟然有如此高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的好刊物，真是难得一见啊！记得那天，我是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一口气把那几本《中流》杂志读完的。那一天，我完全被《中流》的文章所吸引，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犹如久旱的大地迎来了一场及时雨；茫茫的黑夜见到了一盏指路灯。

从此，我开始订阅《中流》，它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爱屋及乌。我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对魏巍同志的敬仰，同时也把他和林默涵主编的《中流》当成了我的挚友。

1999年春，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即将从部队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那时，我和魏巍同志相识已经1年多。那年春节前，魏巍同志约我到他家，他诚恳地邀请我退休后到《中流》来工作。他说：“我们要把《中流》编辑部建成一个革命的编辑部。希望你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我之所以愿意甚至高兴去《中流》工作，原因有二，其一，《中流》的办刊方向符合我的理想和追求，与我志同道合；其二，我十分景慕魏巍同志，到《中流》工作，可以近距离地向这位文学大师学习。

1999年3月22日，虽然上级的退休命令还没有下达，我已迫不及待地到《中流》报到，担负起副社长的工作。

当时《中流》杂志社虽然有两位主编、一位社长，但林默涵同志因疾病缠身，已经不能坚持杂志社的日常领导工作，而另一位社长，也因某些原因不到杂志社来了，《中流》杂志社实际上是在魏巍同志为主和几位副主编、副社长共同主持下开展日常工作的。

在魏巍同志的领导下，我在《中流》度过了两年半紧张而又宝贵的时光。刚去时，我主要的任务是负责行政管理和发行工作。因为相对于其他老同志来说，我还比较年轻，算是个“壮劳力”，所以，后来魏巍同志又给我加重了担子，让我兼任常务副主编的工作，直到2001年8月《中流》被停刊。

《中流》停刊以后，我在给魏巍同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我在《中流》工作的感受。我说：“在《中流》两年多的风风雨雨里，我深感您对我的信任、器重和期望。我们之间不仅个人的友谊很好，而且是志同道合，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很敬重您的人品、才华，特别是您的革命精神。从您身上，我时时感受到鲁迅的那种令人钦佩的风骨。更为重要的是，我作为您的学生（我一直认为我是您的学生——这也不是客套话）从您身上学到不少我从别处学不到的东西。”魏巍同志看了我的信，给我回信说：“你不要客气，我们是革命战友和同志。”

是的，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再没有什么比有魏巍这样的革命战友和同志更为弥足珍贵的了。

魏巍带领我们渡难关

我到《中流》报到时，魏巍同志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孙啊，咱们这个杂志社，虽然是中宣部主办、光明日报社主管的，但是，除了创刊时出版署、文化部等有关部门给拨了点钱，后来李鹏总理给过我们一笔70万的专项经费外，多年来再没有给我们拨过款，那些资金早已花完了。后来邓力群同志帮助我们解决的一些经费，也所剩无几了。现在我们快断炊了，经济上非常困难。为了把《中流》办下去，我们要节省开支。多年来，我和林默涵同志，在这里工作，是从没有领过这里的工资或补助的。你来，要准备吃苦，准备奉献啊！”

我向魏巍同志表示：“请你放心，我来《中流》，完全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和理想，而不是追求物质和金钱。在这方面你们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你们学习。”

虽然魏巍同志打了招呼，事先有了精神准备，但当我开始工作，所面临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在办公条件上，恐怕是国内上万家杂志社中极为少见的。从创刊以来，从未置买过任何交通工具，连一部公用汽车都没有。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几个年过7旬的老同志，都是挤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上班。两个简易的办公室还兼着仓库。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我去的第2 年才给编辑部装上1台），没有沙发，七八个社领导只有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一个破旧的乒乓球案子，几把椅子也是断胳臂断腿绑着绳索。这些倒也可以将就，工作起来最不方便的是没有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有两部电话，因为经费紧张不能打外地长途。更为严峻的是经费上已经捉襟见肘，账面上仅有26000元，只够出两期杂志的印刷费用。

至于工作人员的报酬，除几位在职的年轻同志，由光明日报社提供基本工资、杂志社提供部分补贴外，其他人员从两位主编，正副社长，到所有副主编、编委，全部都是无偿参加杂志社的工作。

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在魏巍同志亲自领导下，我们采取了多项增收节支措施，以应对眼前困难局面。

一、节支。精打细算，节约、削减一切可以节约、削减的开支。例如：(1)降低纸型。由70克胶版纸改为52克凸版纸，这样印刷费由每本1.35元，降为0.95元，每月可省印刷费3250元。(2)降低稿费。由50元/千字降为30元/千字，转载由30元/千字降为10元/千字，这样每期即可减少1300元的支出。(3)减少增刊。由1600份降到700份，此项可减支1300元。(4)每月编辑部工作人员的编辑费、编改费、校对费共1380元取消。(5)减少领杂志社工资和补贴的工作人员。有两名同志相继调出，到其他单位安排工作。这样可以每月减少几千元的工资开销。这几项措施实行的结果，总共每月可节省开支1万多元。

二、增收。光节支还不能渡过难关，必须在增收方面做文章。我们先后采取了这样几项措施：

一是扩大发行量。我们动了一些脑筋，想方设法拓宽发行渠道。比如，起初，我们与北京的一些书店和报刊书摊协商，建立起多个代销点，并积极参加书刊市场展销活动。这些举措虽然有些成效，但还是不够大。后来，我们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发行站。由于《中流》的声望比较高，我们在杂志上一号召，全国各地的同志积极响应，很快就建立了32个发行站。参加发行站工作的同志，都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好同志。他们无偿地、主动地为《中流》的发行和宣传工作四处奔波。由于全国各地发行站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的发行量就翻了一番。

二是增印“文选”。把我们每期的重点文章印成小册子对外发行，既扩大了影响，又增加了收入，例如魏巍同志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就印了几万册，收回来的钱扣除成本费，还能够支付一期的印刷费。

三是处理旧杂志增印合订本，收回了一些资金。

四是出书。把《中流》的重要文章编辑成书出版发行。例如，继1998年前先后出版的《海外飞鸿》、《海外赤子》、《中流文萃》之后，1999年下本年我们又托人出版了《我们所唾弃的那种中国人》。同时，我们的发行部与各地发行站还代售马克思主义书籍，以便增加些收入。

五是做通报刊发行局的工作，提高邮局返还比例。按有关规定，除了科技类刊物外，其他刊物发行量不足1万份的均按1万份收取邮局发行费，而我刚到《中流》时，我们杂志在邮局的发行量只有4000多份，这样一来，我们通过邮局发行的杂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钱可返回了。为了能够享受科技类刊物的待遇，魏巍同志要我给发行局写了个申请报告，他还亲自给发行局的领导同志写信，并增送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经过我们反复几次做工作，最后我们感动了发行局的领导同志，批准我们享受科技类刊物的优惠，按我们发行的实际数量扣除发行费。这样一来，困扰我们多年的一个难题就在魏巍同志的领导下解决了。仅这一项，我们每月可以从邮局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后来，我们的发行量大大超过1万册，发行局的这项照顾，也就不需要了。

事后我想，如果没有魏巍同志的努力，没有他的“名人效应”，没有魏巍同志所坚持的《中流》的方向，我们是感动不了“上帝”的。

六是寻求捐助。这是我们渡过难关的一条重要途径。捐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读者的捐助，二是单位的捐助，这两个方面工作在我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到《中流》以后，魏巍同志要我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扩大成果。从1993年《中流》杂志收到第一笔读者赞助起到我去赴任时的1999年4月，我们总共收到读者捐款计10万4千元，而从1999年5月始到年底，半年多时间我们就收到捐款3万元，2000年一年就收到捐款20万元。

在魏巍同志的领导下，在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半年的努力，《中流》终于渡过了经济上的难关。在给我们捐款的同志中，并非是什么“大款”，几乎都是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慷慨解囊。捐款数额少则几元、几十元、数百元，多则千元、万元、数万元。王震同志夫人王季青同志得知我们的困难后，亲自派人送来了一部电脑、一部打印机、一部电传机。长期在军队文化战线工作的革命前辈李伟同志，为我们捐献了一部复印机。至此，我们才算有了较为完备和“现代化”的办公硬件。
从1999年5月账面上的26000元，到2001年7月，《中流》被当局勒令停刊时，我们除了保证正常刊物出版的支出外，还节余了60多万元。

需要说明是，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这么些具体数字和情况，一方面是想说明，《中流》在魏巍与林默涵等同志的主持下，经历和克服了种种困难，能够坚持12年之久，确实不易。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中流》在后期能够渡过经济上的难关，并非是我个人的功劳，我在其中虽然做了些具体工作，但主要的和关键的还是魏巍同志的操劳和杂志社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

然而，魏巍同志还是一再地表扬我，鼓励我。记得在2000年春节，正月初一那天早晨，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拜年的就是魏巍同志。他说：“你来《中流》不到一年，做了不少事，工作很出色，成绩很大啊！”我说：“我所做的这点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杂志社有点成绩的话，也应归功于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

魏巍同志不仅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善于做组织工作的政治家。他在战争年代，就当过骑兵团的政委，建国后又在许多单位和部门担当过领导工作，所以，魏巍同志很有组织能力，也善于做思想工作。能够在这样一位善解人意又关怀备至的长者身边工作，我的心情是非常舒畅的，即使工作累点、苦点，也觉得舒畅、甘甜。

安泰不能离开大地

陈毅同志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我们《中流》之所以能够坚持12年之久，也是群众的力量和群众支持的结果。魏巍同志多次对我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他说：“安泰一但离开大地，他就会死亡了，只要他不离开大地，他就力大无穷，战无不胜。我们共产党人就像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永远不能离开群众。我们办《中流》，也要经常与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随着《中流》发行量的不断扩大（到停刊时已达几万份），《中流》和魏巍同志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各地读者给《中流》的来信也越来越多。有些读者直接给魏巍同志写信，魏巍同志都是认真阅读，妥善处理，有的还亲自给读者写回信。一次魏巍同志对我谈起这项工作时，非常动情地说：“我抓《中流》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嘛！凡是革命的同志给我来信，我都写回信，这要占用我很多时间，我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革命嘛！我们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

为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倾听群众的呼声，《中流》从创刊开始，就设置了“读者来信”专栏。在创刊号的“主编寄语”中就提出：“希望读者和我们保持联系，对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在《中流》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遵照魏巍同志的意见，我们开展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问卷调查”活动，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收到数以万计的读者回信。这些回信，有的谈感想，有的提建议，有的直抒胸臆、针砭时弊。梳理这些回信，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一些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回信，我们还在刊物上进行了摘发。

魏巍同志对于来自读者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向来是十分重视的。记得是1999年8月20日，魏巍同志刚从外地回来，就打电话对我说：“国防科工委的一位老同志给我写信，对我们第8期（1999年）发表的xx同志的一篇文章反映不好。他认为《中流》不应该发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我们实行发展私有经济的这种政策，‘目的是为了实现最终目标——消灭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私有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制造条件，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魏巍同志说：“像这样的文章，怎么能革命呢？！”他建议我们开个会，对我们今后宣传的指导思想和重点，讨论一次。后来，他还把这封读者来信批给我们大家传阅，我们常委也开了会，认真反思了我们的工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中流》扎根于群众，群众扶持了《中流》。前面讲到群众对《中流》的捐助问题，其中有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1999年6月11日，北京有四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把徐非光、马蓥伯和我三人请去座谈。他们诚恳地对我们说：“《中流》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也说出了老同志们想说的话，听说你们杂志经济上困难，我们四个人决定从这个月开始，把我们每月工资的10%（共1680元）捐赠给《中流》”。他们说到做到，从那时开始，他们每个月开支的时候，都把赞助款按时交给我们，一直坚持到《中流》被当局停刊为止。这四名同志是：方亭、林阳、王若君、杨友吾。2000年又增加了何钊、艾山两位老同志。

1999年秋季的一天，原中国稀土总公司党委书记、离休老干部许均开同志专程来到中流杂志社找我，他要给我们捐1万元钱。这是他准备给老伴看病的钱。此前，他已经捐助过我们1000元。他对我说：“我来过几次，看到你们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我很感动。我和老伴商量，我们没有别的，把我们退休金省下来的这1万元捐给你们，略表一点心意吧！”许均开同志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我很是感动，马上打电话报告给魏巍同志。魏巍同志听了也很是感慨。魏巍同志说：“他的心意我们领了，老同志家里还有困难，老伴还有病，就不要捐这么多钱了。”当我把魏巍同志的话转达给许均开同志时，他激动地说：“你们若不肯收下这一万元，我和老伴心里就不踏实啊！你们编写出那么多好文章，我们从内心里感谢你们！编写文章，宣传马列，就是战斗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支持你们！”真是盛情难却，我只好收下了他的这份厚重的心意。

1999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我受魏巍同志的委托，带着李尔重同志的亲笔信和魏巍同志的口信，与麦辛同志一起赶到石家庄市周家庄乡去“化缘”。周家庄乡（内部还称为公社）是全国三个没有实行分田到户的公社之一，另外两个，一个在西藏，一个在广东。周家庄乡与南街村一样，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且农林牧副渔工全面发展。他们公社的6个生产队和社办企业，至今还全部实行公分制，人均收入名列河北省农村的前茅。接待我们的是一身农民打扮、时年已78岁的老书记雷金河同志。他一边打着吊针一边热情地对我们说：“不久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华同志来我们这里时，给我们带来几本《中流》杂志，我看了觉得很好，是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好刊物。我就通过李尔重同志与魏巍同志联系上了。我们决定帮助你们，给你们输点氧，先给你们5万，以后年年都给你们解决点。你们在上边好好斗吧，我们在下边支持你们！不能走苏联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不幸的是，两年后的2001年12月29日，这位支持我们办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书记、老英雄因病去世。魏巍同志再次派我去周家庄，参加他的葬礼。魏巍同志给他的挽辞写道：“雷金河是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硬汉子！”

什么是群众力量？这就是！什么是安泰不能离开的大地？这就是！

最重要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魏巍同志一生都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魏老在《答〈当代民声〉杂志问》中，当问及“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毛泽东。”在100周年的时候，魏巍同志满怀敬仰之情写出了《话说毛泽东》一书。纵观他一生的作品，可以说处处体现着他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忠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和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正义斗争。然而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却要否定这场反修斗争，胡说那场论战是一个“误会”，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大话”，甚至认为那场论战是什么“‘左’对‘左’”。就在这阴风阵阵的时候，吴冷西同志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出版了，这对于否定那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大论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风，无疑是一个有力地反击。魏巍同志抓住这个机会，亲自布置我们于1999年10月10日，召开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研讨会”。魏巍同志亲自主持，并且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即《喜读吴冷西〈十年论战〉》。他满怀深情地说：“吴冷西同志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一部大书《十年论战》。这是他晚年的一大贡献。”魏巍同志严肃地指出：“这场斗争既是不可避免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其收获也是不容低估的。”“这场斗争不仅教育了我们党，而且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许多人通过这场斗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分歧所在比较清楚了，这就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经过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揭露，使国际修正主义者的阵地削弱了，处境比较孤立了。”“这场斗争尽管没有把修正主义的力量全面压倒，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延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逆转。”“这场论战中我党的一些理论著作，如‘两论’、‘九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不仅在国际共运处于低谷时起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在这篇讲话中，魏巍同志赞扬毛泽东同志“是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最英勇的旗手。”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最近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改变历史的36天》一文里，就有这样一段所谓胡绩伟“揭发批判”吴冷西的内容：“胡绩伟还特别就《人民日报》在当年5月12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吴冷西来电指责《实》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胡绩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把吴冷西同志打入“凡是派”的代表人物（2008-10-17《中国新闻网》）重温这些攻击吴冷西同志的文字，可以进一步证明，当年魏巍同志对吴冷西同志的支持是多么正确，多么必要！而吴冷西同志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个历史功绩，也必定是永垂青史的！

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1999年版的《辞海》大辞典。这次修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一些媒体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1999年版《辞海》重新评价毛泽东，删掉了原《词海》‘毛泽东’条中‘伟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毛泽东摘掉了‘马列帽’”。而这本《辞海》的总编辑夏征农，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同志，又是《中流》当年聘请的顾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中流》要不要站出来说话？如果站出来批评，势必得罪我们的这位顾问，如果不批，它又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中流》不能不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友情和原则的两难选择中，魏巍同志和我们商量后，坚定地选择了原则。于是，我们在2000年《中流》的1、2期先后组织、发表了栾宝俊同志两篇文章：《理由何在？——对新版〈辞海〉关于毛泽东条目的质疑》、《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关于“毛泽东”词条注释与新版〈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同志的通信》，久焰同志的《什么样的“深层轨迹”？——评〈辞海〉1999年修订版的一个“拿掉”》、高为学同志的《评“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艾农同志的《并非小题大做》等五篇文章。这些文章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对上海辞书出版社和《词海》的编委会也有一定的触动。

正如我们事先所料，我们发表的这几篇文章，的确得罪了我们的这位夏征农顾问。2000年2月22日，夏征农以《词海》主编的身份致信《中流》编辑部。一方面他对1999年版《辞海》“毛泽东”条的概括语中为什么删去“伟大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对《中流》刊文对他们的批评表示不满。他指责《中流》的文章是给他们“扣帽子、打棍子”，并说：“我忝为贵刊顾问”对此表示“十分遗憾”。

收到夏征农的来信后，魏巍同志召集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夏征农同志的信，对新版《辞海》的严重错误，并没有任何反思与检讨，反而故意掩盖、辩解。新版《辞海》问题是严重的，影响是很坏的，我们必须继续组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以达到分清其是非，肃清其恶劣影响的目的。魏巍同志说：“这件事我们就是要抓住不放。”对于夏征农的信中提出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二期刊载《xxx关于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价语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1986年10月18日）》……此后，《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等辞书均按此办理”等托词，魏巍同志气愤地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们就是要搞非毛化嘛！xxx那篇东西不足为凭，如果按照xxx的意见，毛主席早就在纪念堂呆不住了！这个问题要坚持，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穷追不舍！”魏巍同志还要我也写一篇批判文章，他说：“我把题目都给你想好了，就叫‘言伪而辩不可托也’”。不久，魏巍同志又在上海《〈辞海〉通讯》第122期上批道：“无理巧辩，卑鄙之至，宜追击之。魏传统老将军爱给人家写的条幅是：‘言伪而辩不可托也’，这种人是不足以使人信赖的，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人。请瑞林同志撰短文一篇。”后来，夏征农《致〈中流〉编辑部的函》，竟然在《百年潮》2000年第6期上公开发表出来，我们不得不迎接这个挑战。2000年第8期的《中流》，我们又发表了高为学同志的文章：《谁“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答〈辞海〉主编致〈中流〉编辑部函》。魏巍同志委托我写的那篇《言伪而辩不可托也》的文章，经过他的修改，也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2008年10月4日，夏征农去世，某些媒体在介绍夏征农生平时，对他主编《辞海》大吹特吹，说他拍板定稿的1999年版《辞海》是一部“尊重历史和事实”的辞书。然而，究竟是“尊重历史和事实”还是篡改了历史和事实，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是谁也掩盖不住的。南通市委党校陈守礼同志2008年4月撰写并出版的《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评1999年版〈辞海〉对有关词条的删改》一书，总共评析了483个词条，全面系统地揭发和剖析了由夏征农主编的《辞海》的严重问题。陈守礼同志用大量事实证明，由夏征农主编的这部《词典》，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人物等，全方位地进行了篡改和歪曲，它不仅全面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且全面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条，就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列宁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等8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陈守礼同志2008年11月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文中披露，《辞海》的删改还与“为了搞好中美关系”，“无条件迁就美国”有关。文章说：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依据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关于中国的条目。有人甚至说，对于历史人物用不用“颂扬性形容词”，要看美方对此人是否有好感而定。这样说来，美方对毛泽东没有“好感”就要求取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所谓的“颂扬性形容词”，我方就同意删除。但对赵紫阳却写上“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显然因美方对赵紫阳有“好感”，就用上了“杰出”的“颂扬性形容词”。这样一来，围绕1999年版《辞海》的斗争，就不仅表现在国内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上，而且也表现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在今天看来，在这个原则的问题上，当年魏巍同志和《中流》的态度和立场，无疑是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旗帜。本来，这是一个已经定论的问题，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在不断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妄图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魏巍同志生前对这种反动思潮进行了勇敢而坚决的斗争。

在2003年10月9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魏巍同志说：“现在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旗帜问题。本来毛主席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讲，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这样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加上了一些东西放在旗帜上，始终感觉到起了一点变化。”他指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思想家、理论家，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旗帜。斯大林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与列宁比肩。现在说不清是什么旗帜，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丢掉了！”

针对胡绳著文攻击、诬蔑毛主席是“民粹主义”的问题，魏巍同志看了非常生气，他要我们“组织一批文章，点名批判胡绳的这一谬论。”根据魏巍同志的意见，我们先后组织了多篇文章，对胡绳的谬论进行严厉批判，其中有沙健孙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许廷锴同志的《民粹主义的帽子戴不得》（《中流》2000年第4期）等。

2005年3月16日，魏巍给我写了一封信，转来一份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魏巍同志在信中称其为“恶文一篇”，要我“挞伐之”。此文题目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的特征》，杨发民是山西省社科院的院长，载于2005年1月号山西省社科院的刊物《人文月刊》上。这篇文章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和卑鄙的手段恶毒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例如，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严重‘左’倾的社会主义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是“唯斗争论”、“个人崇拜论”等“六大特征”。他攻击晚年的毛泽东“以个人崇拜为支撑，以‘独裁’专断为手段来实践它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主张。”攻击毛泽东时代“实行思想垄断”、“个人独裁”、“唯毛独尊”、“唯毛是从”和“顺毛者昌”、“逆毛者亡”。“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盖着专制主义纹章，唱着封建主义挽歌。”“我国社会始终处于国无宁日。”被魏巍同志称之为“恶文”的这篇混账的文章，竟然被誉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时下的中国，像这样的“恶文”，甚至比它更恶的“恶文”，实在是太多了。它们犹如穷汉子身上的虱子，多得有点抓不过来！除非人们把窝藏虱子的这套破棉衣脱下来，用火烧掉，才有可能灭了虱子们的种儿，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它途了。
以我多年与魏巍同志共事的经历观察和体验，魏巍同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是无限热爱，忠心耿耿，勇敢捍卫，百折不挠！我常常被他的这种高尚精神和品格所熏陶，所感动，所激励！

是非分明坚持原则

魏巍同志一生都坚持马列，追求真理，所以，尽管他为人比较谦和，但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原则问题上，向来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我与魏巍同志相处期间，发生的这样几件事，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是非面前不搞折中。1999年后，中国入世进程明显加快。1999年4月，朱鎔基访美，与美国在市场准入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签署了中美双边协议中最重要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入世问题，当时国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入世是利大于弊，一种认为弊大于利。1999年5月初，我们编辑部收到狄荫清同志的一篇稿子，题目是《“入世”利弊谈》，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认为弊大于利的。文章提出：“既然入世有那么多好处，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拖上13年才肯接受呢？为什么美国非要中国大幅度削减关税呢？为什么美国要中国开放市场，自己却仍然要保护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呢？”该文不无忧虑地指出：入世“是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更紧密地与世界捆绑在一起的纽带”，“捆得不好，就会成为吸噬中国血液膏脂的大通道。”这是一篇与“主流”媒体不大合拍、比较敏感的稿子。我们在讨论时，有同志提出：如果我们刊物要用，很可能有风险。我们可以发两篇，发这篇文章的同时，再发一篇某报上的认为入世利大于弊的文章，这样处理比较保险。魏巍同志不同意这种折中的作法，只同意发狄荫清同志的文章，不同意发另一篇。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魏巍同志的意见，把《“入世”利弊谈》安排在1999年第7期上发表。

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决不客气。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提出，要以美国为榜样，要与美国搞好关系，并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好起来了。说白了，其实就是主张中国跟着美国走。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美国和北约的这一侵略行径，开创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极其恶劣的先例，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本来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是货真价实的侵略战争，然而我国的某些主流媒体对“侵略”二字却讳莫如深，不敢触及。不久，美帝国主义的导弹落到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头上，战火烧到我国身上。对此，全中国人民愤怒了，魏巍同志更是怒不可遏，他要我们连续发表了本刊编辑部的文章：《强盗与奴才》，选登了来稿：《“仁慈帝国”还是世界无赖》、《战火中挺立的塞尔维亚兄弟——致拉多萨夫列维奇的一封信》等多篇文章，严厉批判和声讨了美国和北约的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魏巍同志自己也带头写了一首长诗：《世界恶霸》。事后，他对我说：“我的那篇《世界恶霸》的诗稿是在河南完成的，5月8日那天，我正在吃晚饭，听到美国的导弹轰炸了我国大使馆的消息，我马上就在饭桌上构思了一段诗句，加在我那篇《世界恶霸》的诗稿上。”他在饭桌上构思的一段是这样写的：“突然，噩耗传来，我们的驻南使馆也遭到了轰炸。顿时，中国人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新血债，旧血债，都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该如何来惩罚这个世界恶霸？”魏巍同志的这首诗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也让那些亲美崇美的投降派、汉奸、卖国贼们无地自容！5月12日，被美国的导弹炸死的光明日报记者李杏虎、朱颖夫妇的骨灰从南联盟运回北京。当天下午，光明日报社举行追悼会，灵堂就设在我们《中流》杂志社同一层楼上。魏巍同志当时正在外地，他特意给我打来电话，委托我代表他和《中流》全体同志向两位烈士献上了花圈，表示我们的哀悼。

写文章要想到怎样向后人“交代”。有位同志在一篇稿子中批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引用了XXX反对庸俗生产力的一段语录。文章说：XXX的“论断”，“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观点是一致的。”魏巍同志看了这篇稿子后批道：“这段话可不要，因为XXX这个人本身搞的就是庸俗生产力论，我们这样写，怎样向后人交代？！”

正确的就要坚持。1999年《中流》第2期上，发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来信：《我们不能走那条路！》。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30多年前就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话已经被人批判了。可是共产党内确实有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是无疑的。他们戴着共产党员的红帽子，干着破坏社会主义的勾当”。对此，国家机关一位老干部写信给我们的编辑部，很是气愤地批评《中流》：“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不对的”，“是与XX的精神不保持一致。”并且质问我们：“是不是又要搞文化大革命？”最后强烈要求我们删除这段话。在讨论这封信时，有同志提出，为“安全”起见，我们是否登个“更正”，删除这句话？魏巍同志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决定：既不删除，也不更正。他说：“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为什么要更正呢？！”

笑看风云变换。在“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淡化政治”的历史虚无主义歪风中，不仅无产阶级领袖们受到攻击，那些革命的作家、诗人也被殃及。鲁迅、夏衍、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等马克思主义革命作家的诗文纷纷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出，自然也包括带有鲜明革命色彩的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了。不仅如此，某些刊物还借机对这些革命作品进行攻击和诬蔑。面对这股歪风和逆流，1999年9月1日，魏巍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研究组织文章反击。根据魏巍同志的意见，我们组织了一批文章，其中有《怀念鲁迅》、《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群体》、《我们永远爱你——给诗人贺敬之的一封信》、《王朔怎样贬低鲁迅》等。一次魏巍同志同我谈到这些现象时，带有苦涩的语调说：“现在这样的气候，革命的作家不吃香了啊！”然后哈哈大笑。

我们要真共产党，真社会主义。2008年3月2日，我和肖衍庆同志到医院去看魏巍同志。魏老忍着病痛，与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魏老谈到当前中国几股政治势力（真共产党，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极右派），他说：真正的共产党，包括我们这些人，是真正的要革命的，要干社会主义的。这些人是不希望共产党变质和垮台的。修正主义，就是假共产党，他们还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不想扔掉这个伪装……。资产阶级极右派，是假洋鬼子。修正主义和极右派的区别就在于修正主义还需要共产党的招牌和权力，极右派是要彻底推翻共产党，投靠美帝国主义。谈到这里，魏老拿出一个小本子念了他记在本子上的一段话：“西山会议派以及民主社会主义那帮家伙，他们是一伙假洋鬼子，他们纷纷戴起资产阶级的花冠，意在进一步西化中国，把中国人民引入富人发财、穷人受苦的资本主义深渊。我国人民要切忌上当受骗。我们宣传群众，就要讲清楚，我们要真共产党，要真社会主义。”

魏巍同志的这些话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字字珠玑，落地有声！

右派说我们“左”，说明我们“左”对啦

何谓左，何谓右，本来是人人都清楚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如同世上许多事情一样，是非曲直被各种各样的舆论和思潮冲击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甚至黑白颠倒，人妖不分，把人们的政治观念和阶级关系完全搞乱了。

有人把列宁诬为“左”，把毛泽东诬为“左”，大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会给你扣上一顶“左”的帽子。魏巍同志自然更不能幸免。

魏巍同志多次对我说过，有些人恶毒攻击的所谓“左”，其实是在攻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攻击真正的社会主义。《涿州报》在一篇采访记里记述了记者和魏巍同志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当前意识形态里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些人说您和邓力群、贺敬之等老同志是极左路线的代表，是中国的‘左王’，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巍巍同志回答：“不在乎！少数人站在右派的立场上，看毛泽东的理论全是‘左’的。他说我们‘左’，说明我们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说明我们‘左’对啦，我们心中觉得很舒畅！”“从这个角度看，少数人骂我们‘老左’，这只能证明我们的路走对了！”

那些搞自由化的人经常在媒体上攻击《中流》“左”，攻击魏巍同志“左”。魏巍同志都是冷眼相待，不屑一顾。在《中流》创刊百期座谈会上，魏巍同志指出：“多年来，《中流》杂志做了一些工作，概括起来，无非是宣扬了一些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鞭挞了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认真说来，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不够的。在自由化几度泛滥的浪潮中，《中流》不过是选择了少许几个典型作些剖析，实在是挂一漏万，还有不少流传全国、为害甚烈的东西被遗漏了。这是我们应当做自我批评，并在今后切实改进和加强的。然而，即使这样，也引起了某些搞自由化很起劲的人的不满。他们不断地冷嘲热讽，造谣中伤。至于逃到海外的所谓精英以及某些外国传媒如美国之音和路透社之类的攻击和谩骂就更不用说了。这应当看作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绩的证明。相反，如果他们说我们的好话，赞扬我们，那倒是说明我们的事情办糟了。”

主张“冲破姓社姓资”，“冲破姓公姓私”的《交锋》那本书的马立诚，也攻击《中流》是“左”，并且前面加了一个“极”字。魏巍同志一针见血的批驳他说：“我们同《交锋》的交锋，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交锋。”魏巍同志所指出的这种“交锋”，直到今日还在“交锋”。今年10月，马立诚的新书出笼了，书名就是《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在这本书中，还是继续鼓噪批左扬右，把《中流》和当年的几家马克思主义刊物，归类于“左”，大批而特批。魏巍同志参加并签名的2001年7月下旬16位老同志关于反对资本家入党问题给党中央的公开信，以及2007年6月关于“黑砖窑事件”给党中央的公开信，也在他的批判之列。我本人，也有幸荣登马立诚先生的“光荣榜”：“原《中流》副主编孙瑞林说，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是我国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再往前追根溯源，也可以说，是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孙瑞林提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一个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政权，怎么能稳定呢？绝对不可能。”（该书257-258页）可惜，这本书出笼时，魏巍同志已经走了，未能看到。

《中流》2000年第5期，根据魏巍同志的建议，转发了邓力群同志的文章《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邓力群同志引用马宾同志的话，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四化’的危险，即私有化、西化、分化，还有腐化的危险”！“来自某些图书报刊上的某些人的各种各样的自由化思潮，各种各样私有化的论调……要睁大眼睛看，清醒地看，识破他们的真面目，迎接将来的战斗，准备和他们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力群同志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无疑也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香港媒体在攻击我们“左”的同时，还形容为“潮流之争”。香港2000年8月14-20日的《亚洲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北京思想理论界正有一场“潮流之争”（指月刊《百年潮》和月刊《中流》之间的政论大战）与“国共之争”（指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共党史研究室之间的政论大战）。这篇文章把邓力群同志的话，作为“潮流之争”、“国共之争”的例子进行分析。2001年10月1日《书市周刊》发表长篇通讯：《思想战线上的理论先锋——郑必坚》一文，也把邓力群的这篇文章，作为他们的对立面来批。

魏巍同志在世纪之交发表的战斗檄文《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在《中流》1999年第11期发表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拥护和好评，有的读者甚至认为这是新世纪共产党人新的“宣言”，而那些坚持修正主义路线、主张走英美式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则认为魏巍同志的这篇文章是“左”，并且摆出与魏巍同志势不两立的架势。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学术界》2000年第5期上，发表一篇题为《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兼与魏巍先生商榷》的文章，就是批《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的。欧远方认为，“魏巍总结前苏联垮台的教训，基本上使用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诸如‘修正主义’‘和平演变’作怪等等，与实质性原因牵强附会。”而这位欧远方先生认为的“实质性原因”，却不过是“斯大林模式”，“经济没搞上去”，“垄断”、“集权”等等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们早已散布过的陈词滥调而已。更为可笑的是，这位欧远方先生竟然指责魏巍的文章是什么“全面宣扬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论’”，“对邓小平理论明目张胆的攻击”，“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成绩”云云。不过，这位欧远方先生对魏巍同志所谓“左”的“批判”，使人一眼就看穿，他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极右立场上说话的。尽管有这些噪音，还是无法阻挡魏巍同志所宣传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正义声音。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要求增刊的愿望，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就组织我们杂志社发行部的同志加印了几万册单行本，提供给广大读者。

在所谓“左右之争”、“寒潮之争”、“国共之争”中，魏巍同志和《中流》杂志并不孤立。在困难的处境中，我们不仅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德高望重革命老前辈和众多老干部的支持。王震同志1991年12月给林默涵、魏巍同志写信，夸赞《中流》“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在《中流》百期和《中流》十年的纪念活动中，许多老同志的题词就可以证明。一位支持我们工作的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流》出了100期，同志们付出的劳动是有‘报偿’的，不是无效劳动。你们的劳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志们为此应当感到高兴，感到自豪。”他说：“《中流》坚持的是主编负责制，林默涵、魏巍同志要一直干下去，直到他们去见马克思为止。默涵同志是文艺战线的老领导，魏巍同志是文艺战线的大作家。这谁能否定的了？！”他说：“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林默涵、魏巍同志挺身而出，承担起应负的责任……那时，林默涵已过了70，魏巍同志也过了60，该离休了，但是他们作为老党员、老干部，在国家的存亡关头，没有退缩。……在打退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斗争中重新当战士。在这种情况下《中流》办起来了，坚持下来了。我相信，他们会干到去见毛主席的那一天。那时，他们会说，毛主席，我们没有离开您的文艺路线！”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时代需要《中流》，人民需要《中流》。但可能遇到困难，要像默涵、魏巍同志那样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右派攻击魏巍同志是“左”，这是在预料之中的，而有的左派同志却批评魏巍同志是“右”，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有人把魏巍同志打入“三中全会派”，说魏巍同志“没有与三中全会派势力彻底决裂”，甚至对魏巍同志的《也谈农民工问题》等文章，也进行指责。对此，我在2008年5月写过一篇文章，劝说这些左派同志，不要这样来看魏巍。我说：“有的同志对魏巍同志的个别文章、个别观点、个别词句有些误读，误解，因而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魏巍同志。我认为这些同志主要是对魏巍同志没有接触，或接触不多，对魏巍同志的全部著作（包括用笔名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和魏巍同志一生的革命经历，了解不够所致。我诚恳地希望这些同志能够抛弃前嫌，消除误解，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位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我指出：“从我多年来与魏巍同志的接触中深深感到，无论在老同志中间，还是在年轻同志中间，魏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杰出的、出类拔萃的。说他老人家是当代的鲁迅，是革命群众的一面旗帜，是我们大家的光辉榜样，是不过分的，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在文章中最后建议：“一切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同志，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团结起来，把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这些话，不知对魏巍有些误解的同志能不能听得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1999年党的生日那天，魏巍同志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不能闭上自己的眼睛和嘴巴。”我以为，这句话既表达了他老人家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和自己的决心，同时也表达了对我和我们大家的殷切希望。

我到《中流》还不到3年，《中流》就发生了生死存亡的危机。魏巍同志的人生也由巅峰跌到了谷底。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以及我们之间的友谊，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001年7月，有人发表讲话，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剩余价值理论，抛弃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美化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为剥削阶级、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大开绿灯；把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全民党。面对如此严重的错误导向，魏巍同志又一次震怒了。他对我说：“我们的党如果允许有剥削行为的私营企业主入党，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按着党章中党员权利的规定，他毫不犹豫地和另外15名老部长、老将军一起联名上书，严厉批评这个错误。结果，不仅《中流》被停刊，而且魏巍同志也大祸临头。此后的数年，他被非法监控，失去了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和一个公民应享受的人身自由。

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或我在他身边，亲临其境；或他亲口告诉我，感同身受。

自那封16人签名信上送不久，魏巍同志所在的单位对他开始了一系列查问和批判。夜间在魏巍同志的院墙外派了哨兵进行监视，白天连他的家人外出买菜也受到盘查。全军最高政治领导机关的一位领导干部指责魏巍同志“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并威胁魏巍同志说：“你如果不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是很危险的！”魏巍同志以党章赋予的民主权利据理驳斥这种欲加之罪的责难。魏巍同志所在的北京军区一位领导干部还当面侮辱、谩骂魏巍同志是什么给他们单位“抹了臭狗屎！”巍巍同志义正严词地反驳说：“不对！我的行为是给你们增了光的！我们的行动是维护了党的原则的！”

魏巍同志时年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并且素有心脏病，哪禁得起这么反复折腾。很快他的心脏病发作，并于2001年8月13日住进了北京军区医院。在医院里，魏巍同志也不得安宁，处于更加严密的监控之中。

这家医院的保卫处长，因为与魏巍同志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关系，就“靠边站”了，对魏巍同志的监视工作由别人接管。

魏巍同志住院的第3天，我和我的女儿去这家医院看望魏巍同志。为能够进得去，就拿我女儿的身份证进行登记，并利用午饭时两名执勤战士换班吃饭、仅有一名保安把门的时候，好不容易才进到了魏巍同志的病房。院方特意在魏巍同志的病房门上挂上一个“谢绝探视”的牌子。见面后，魏巍同志告诉我，除他的家人可以进出外，其他来此探视的同志和亲友，均被拒之门外；即使魏巍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也有保卫人员跟随盯梢。

听着魏巍同志的倾诉——实际上是控诉——虽然满腔怒火，但我还是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他老人家：“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定要保重身体。”

没想到，就在我去医院看望魏巍同志的第2天，魏巍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就找到我女儿工作的单位进行“调查”，询问我女儿是干什么的，是与谁一起去的，为什么要去看魏巍，与魏巍是什么关系等等。他们这种小题大做的行为，被我女儿单位的同志巧妙地顶了回去：我们这里没有你要调查的这个人。由此可见，他们对魏巍同志的迫害是多么嚣张，多么疯狂，多么有恃无恐，完全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一位革命的老作家！

后来，为了让魏巍同志屈服，他们向魏巍同志的子女发动了心理攻势。领导人分别找老人家的子女谈话，晓以利害，要他们劝魏巍同志承认错误。魏巍同志对我说：“我心里很明白，他们的所为是围着一个中心目的，即让我低头认错，向他们投降；只要我表示认错，我的这些苦难就可以解脱了，可以换到某种自由。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干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我只能向真理投降而不能向任何谬论邪说投降！”于是，在这种心态下，魏巍同志正式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我的答辩书》，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在这个《答辩书》里，他郑重地声明：“我在16人《给党中央的信》上签名，是出于一个老党员的责任心和维护马列主义原则的一片赤诚，完全符合党章赋予一个党员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们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是为了爱护党才这样做的。”在这封信里，魏巍同志引述了党章规定党员权利的第七条，批驳了所谓“违犯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的指责。

魏巍所在单位的领导看了魏巍同志的《答辩书》后，表示“很失望”，决定采取组织措施。他们派七、八个人到医院的病房开批判会。不久，还宣布给魏巍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上报军委审批，后来军委未批，不了了之。

2001年11月，组织上虽然向魏巍同志宣布恢复他的正常生活，但在“两会”、党代会、重大节日期间，多次向魏巍同志发出“警告”：不得接见记者，不要参于社会活动，出门要向组织请假。简直把魏巍同志当成一个被管制的分子。此外，还隔三差五的派人到魏巍同志住处进行打压干扰，使得魏巍同他的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一次，我去魏老家，他对我谈了这样一件可笑而又可鄙的事情。那年的“七一”，他们单位一位部门领导到魏巍家谈话，对魏巍同志说：“现在敌对势力很活跃，你不要被利用。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外出要请假。”魏巍同志义正词严地反驳说：“我怎么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呢？！你们这样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是不能接受的！”

那几年，魏巍同志一些正常的社会活动，一直受到限制。

——2001年国庆节后魏巍同志出院了，不久，文联和作协都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按照惯例，他作为全国文联的荣誉委员和作家协会的顾问，是理应作为特邀代表到会的。可是没有想到，他所在单位在开会前夕通知他，不要他参加开会。

——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时，宁夏石嘴山市政府及志愿军老战士协会要举行一个纪念会，邀请魏巍同志参加，也不予批准。

——2004年4月上旬，陕西省电视台拟拍摄一部题为《红色老人》的系列片，邀请魏巍作为一个访问对象。他们找到北京魏巍同志的住所，要他谈谈抗美援朝这一段生活，说得非常恳切。魏巍同志接受了采访。谁知第二天早晨导演就给魏巍同志来了电话，很惊讶地说：“我们的省委接到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个电话，提出我们拍摄魏巍的东西必须经过他们审查，否则不得播出。”导演感到不可思议，问这是怎么回事。据魏巍同志的夫人刘秋华说，北京军区扣下了陕西电视台采访魏巍同志的录像带，至今都没有退还给人家。按常识看，北京军区是个军事单位，又不是中宣部，与陕西省委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有什么权力扣留、审查一个省的电视台的东西呢？！

——魏巍同志的一些准备出版的著作也因那封反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签名信而“泡汤”。

——《中流》停刊以后，我每年新年春节都给支持过《中流》的一些读者、和发行站的同志发出一封贺年信，因为我在《中流》工作期间和这些同志已经建立了感情，这也是人之常情。2004年春节期间，我照样发了一封贺年信，其中提到代表魏巍和《中流》的几位老同志向他们致以新年的问候。这封信自然给了魏巍同志一份。但是这封信却被他们单位秘密检查了。不知经过什么人密报到了总政，总政又通知我所在的单位领导找我谈话。他们按照总政的指示，追问我和魏巍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给他发慰问信，为什么常到魏巍那里去，并且要我以后不要同魏巍来往。我问他们：“魏巍犯了什么错误？你们给他定了什么罪？他是反革命吗？如果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去？为什么要和他断绝关系？我倒是认为，魏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这样的人来往，我感到无比的荣耀！”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找我谈话，不过是奉命而已。事后，魏巍同志愤怒地对我说：“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吗？不是说要切实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吗？可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并且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他们是口惠而实不至啊！”

我想起了陈毅元帅1960年写的《冬夜杂咏》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在巨大的压力和打击面前，魏巍同志不正是陈毅元帅诗中所赞美的“挺且直”、“不屈服”的青松和红梅嘛！

又一个欲加之罪

谈到对魏巍同志的迫害，不能不说一说有人诬蔑魏巍同志的所谓“严重经济问题”。

据说，在一次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那位地位显赫、至高无尚的领导人对魏巍同志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他咬牙切齿地说：他不是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听说又写过《谁是最可恨的人》吗？我看他是最可恶的人！用我们家乡话说，他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魏巍不仅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私分公款。（大意）这些污蔑魏巍同志的话一时传的很广，给魏巍同志的身心和名誉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谓魏巍同志的“严重的政治问题”，前面已经介绍了，就是那个16人的签名信，这个问题，孰是孰非，已经大白天下，他是难以指鹿为马的。至于所谓“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子虚乌有的欲加之罪。

情况是这样的。

在有关部门不断刁难、施压，《中流》面临停刊的情况下，我们杂志社的常务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对于多年来读者自愿捐赠给《中流》的经费，没有用完的，暂时转到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账户上，以备停刊后全部退还给捐赠者。我们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单位，这样做本来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然而，有人却造谣污蔑，似乎找到了整垮魏巍和《中流》的新“罪证”。

200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社法律事务处一位姓黄的处长打电话给我，说他是奉袁总编之命打电话。这位黄处长以非常傲慢地口气对我说：“我们研究了法律文件和材料，这笔钱未经光明日报社批准，是属于‘非法转移’、‘集体贪污’、‘私分公款’行为。《中流》转移出去的款必须交给光明日报社，不然，就按‘集体贪污公款’和‘非法转移公款’罪处理。”我听了以后，觉得可笑，立即反驳他：“我们现有的这笔钱，既不是上边下拨的公款，也不是你们报社给的，光明日报社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都是读者捐赠的，凭什么要交给你们？！再说，《中流》是独立法人单位，林默涵是法人代表，财务上一直是独立的。《中流》有接受捐款或退回捐款的权力，你们无权干涉。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所谓‘非法转移’、‘集体贪污’、‘私分公款’，想诉诸法律的话，那就随你们的便，去法院告我们嘛！”这个处长依然蛮横地说：“我们不上法院，而是到检察院反贪局起诉你们。”我说：“那好啊，我们奉陪到底！但是，我必须警告你们：想从《中流》抓出‘贪污犯’，想给《中流》泼污水，那你们是瞎了眼，必定是枉费徒劳！”

显然，光明日报的举动，是上边的人物发了话。接着，由上而下的布置下来，一些单位、部门纷纷行动，给魏巍同志和我们杂志社的几位领导同志施加压力，逼迫我们把广大读者的捐款交给光明日报社。这理所当然的遭到我们的抵制。

为了说明真相，驳斥对魏巍同志和我们《中流》全体同志的诬陷，2003年11月5日，魏巍同志要我以他的名义，代表杂志社给中宣部起草并上送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关于停刊后应给捐款的同志退款问题。8月中旬，《光明日报》社有关同志不作调查研究，竟主观武断地提出我们所谓‘非法转移公款’、‘贪污公款’一事。主管财务工作的孙瑞林和常务副主编徐非光、马蓥伯等同志已分别说明了情况并加以驳斥。我本人也给丁（关根）部长写信说明了情况。为了郑重对待这件事情，有必要再向中宣部说明情况以及我们的处理意见。”

报告在介绍了《中流》的经费来源后指出：“多年来我们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几位领导同志和主编多年来没拿过一分钱的劳务费，坚持无偿奉献，连交通车票和误餐费都自掏腰包，而且每月还要倒贴一些钱，如电话费、打印材料等开支。这样的情况，在全国恐怕是少有的。至《中流》停刊前，我们已节余了60多万元，应当说节余下来的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读者捐助的。八一前后，《光明日报》社领导找我们三位常务副主编谈话以后，经我们集体研究决定（大家都签了字），把这笔钱给捐助我们的读者退回去。为了能保证退款，我们除留下15万元作为善后工作用款外，把另外45万元转到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账户上，以备退款之用。《光明日报》社称我们‘非法转移公款’、‘贪污公款’是毫无根据的。何来‘非法’之罪？我们转款的作法和目的是光明正大的，就是要确保能把钱退还给捐助者，我们不忍心，也无权使读者的血汗钱落到任何无关者手中。”

报告最后提出:“由于《中流》被停刊，《光明日报》社接管了我们杂志社的财务、发行和编辑部的工作，捐款者的名单、地址等资料也同时被接管。鉴于我们已无法（无名单、和地址资料）退款的实际情况，我们无奈，只好把这笔钱转到《光明日报》社，并郑重声明，一定要退给捐助我们的读者（含单位）。因此，我们意见由原《中流》杂志社负责财务工作的副社长与光明日报社一起制定退款计划并切实把这笔款项退还给捐款读者和单位。此外，王震同志夫人王季青捐赠的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总政李伟同志捐赠的复印机等也应一并退还。”

与林默涵、魏巍两位主编一起来《中流》任常务副主编的中宣部离休老干部徐非光同志听到这件事后，也十分震惊和愤怒。2001年9月15日他在《“立此以存照”——关于《中流》杂志的“经济问题”》一文中，以他在《中流》12年的亲身经历，郑重地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并严肃地指出：“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贪污腐败盛行、拜金主义成风的情况下，它属于最少见的不以金钱为驱动，没有腐败现象、最廉洁、最节俭，真正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办刊的一个罕见的编辑集体，堪称一片难得的‘净土’。对林默涵、魏巍两位主编，用‘一尘不染’来形容他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说我们企图‘私分’这笔经费，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过去、现在我们都没有‘私分’过一分钱的经费，我们始终没有和‘贪’字沾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给《中流》加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谨立此以存照！”

后来，这些妄图诬陷魏巍和《中流》全体同志的小人们在铁的事实面前自知理亏，没敢再提此事，蔫退了。这个事件虽然已经过去7年多了，但没有完。第一、造谣、诋毁魏巍同志和《中流》集体名誉的一些小人还没有受到追究；第二、造谣诬陷魏巍同志和《中流》的坏影响还没有给予挽回；第三、读者捐助的几十万血汗钱，至今还被光明日报社霸占着，没有给退还。我认为，这笔账，迟早还是要清算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刊物勒令停刊，应当说是一个严重违反党章和宪法的举动。200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社打电话向我们传达《中流》“停刊整顿通知”（新闻出版署（01）20号文件）的时候，魏巍同志已经处于软禁之中。“通知”说，停刊整顿的理由是所谓“《中流》杂志严重违背办刊宗旨”。对于这条罪状，林默涵同志的老伴孙岩同志（抗日老干部）接到电话通知时，她代表林默涵（林默涵同志病重住院）当即质问光明日报社：“当年中宣部给《中流》定的办刊宗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流》什么时候‘严重违背’过这个办刊宗旨？什么地方‘严重违背’过这个办刊宗旨？《中流》办刊十多年来我们还从未听说过呢！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给中宣部，一定给我个说法。”我和《中流》其他领导同志接到停刊电话时也都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此前（8月8日），我们根据魏巍同志的建议，曾以林默涵和魏巍的名义给中宣部写过一个报告。“报告”对于光明日报社领导对《中流》的无端指责和刁难，进行了反驳。“报告”郑重指出：“《中流》是严格按照宪法、党章办事，没有犯什么错误。”“如对这个刊物处理不当或给以不公正对待，只能是一件亲痛仇快的事，在国内外、党内外，都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后来事情的发展不正是这样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停刊，西方国家的媒体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均拍手称快，而广大革命群众则是强烈反对，并纷纷给中央写信，要求恢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现在《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停刊已经7年多了，人们不能不问：为什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被封了口，却让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刊物——例如《炎黄春秋》大行其道呢？！这难道不是亲痛仇快吗？！

病床上的战斗

2007年8月18日，魏巍同志因颈部血管堵塞胳膊活动受限住进了医院，三个月后又发现了肝癌，从此，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生死关头，他依然不顾病痛的折磨，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放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上。

2008年春节前后，国内发生的两件事又让他老人家的胸中掀起波澜。一个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放映的战争题材的电影《集结号》和报刊上发表的众多影评，公然抹煞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歪曲我军性质和宗旨，否定政治建军的光荣传统。另一个是洛阳毁陵事件，那些为解放洛阳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竟然被人掘墓毁陵。

2008年1月5日，我与麦辛同志一起去看望魏老。此时老人家刚做完肝癌介入化疗手术不久，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说话的声音都很微弱。

刚一落座，魏巍同志就要我把外边的情况说给他听。我就把我所看到的一些媒体对电影《集结号》、《色，戒》的争论做了简要的介绍。老人家听得很认真。听后魏巍同志吃力地说：“黎阳的文章我看了。《色•戒》的问题是要为汉奸翻案；《集结号》的问题是要动摇军心。”

间隔一周。2008年1月13日，我和马宾老一起又去医院看望魏巍同志。我给他带去网上传播的《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上书中央》的两封信(建议中央经济改革，实行土地私有化；政治改革向台湾学习，实行“民主宪政”)。魏巍同志说：“现在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化了。首先是资本家公开化了。安徽的政协委员汪兆钧就比较典型。过去他们是不敢这样明目张胆的。第二个是搞民运的那些人。第三是主张民主宪政的那一伙。此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也是非常嚣张和狂妄的，比如电影《集结号》和《色-戒》。”魏巍同志话锋一转，语气严肃地对我说：“老孙，我想给军委领导同志写封信，反映下《集结号》问题，可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不行，我想要你代我来写，然后我签字，也要马老他们签字，多几个人好。信不一定长，主要是反映老同志看了这个电影后，对军队建设的担心和忧虑。我们要批判。”我看到魏巍同志的肚子因肝腹水鼓的很大，脚和腿也肿的很粗，很是痛苦的样子，就痛快地答应了。

当我正在查阅资料，动笔起草这封给军委领导的信时，1月20日晚上9：50，魏巍同志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看了洛阳毁陵的事件的报道，心里很不安啊！你替我写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把洛阳的事也写上几笔，建议军委应当重视这个问题。”

2008年1月27日，我把起草完的关于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给军委的信（初稿）送给魏巍同志审改。当时，我心里还真有点忐忑不安，怕因水平问题达不到魏巍同志的要求。第2天下午5点，魏巍同志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这个稿子，写得很好，我没有怎么改，只是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当天晚上，魏巍同志又让司机小张把稿子给我退回来。魏巍同志在稿子的首页页眉上亲笔写了一行字：“老孙，文章写得好。谢谢。你辛苦了。魏/即日。”我知道，这是魏巍同志对我这个晚辈和学生的鼓励。

魏巍同志一向是治文严谨的。为了稳妥起见，当我把修改后的定稿打印出来再次送给他后，他又拖着带病的身体，对这篇稿子再次进行了修改，虽然修改和新加的文字不多，但都是画龙点睛的关键之笔。例如，对《集结号》的批评，魏巍同志加上了这样两段很有分量的话：

“我军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不同于任何反动军队的官兵关系，这一点是非常有名的，连我们的敌人都知道。大批俘虏过来，很快就被我军融化，很快就能掉转枪口打仗，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部队充满着一种同志之爱，阶级兄弟之爱(老红军称为阶级友爱)。一个战士受伤了，千难万难也要把他救下来，烈士的遗体也是不能随便遗弃的，掩埋以后，还要插上一块写有烈士英名的木牌子。长征中过草地时，有的同志自己仅剩一把炒青稞，也因让给别的同志，而自己牺牲在草地，如果不是这种精神，大家互爱互助，怎么会创造出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奇迹呢？”

“我可以说，像冯小刚等编导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也不能理解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更不理解革命为何物。他们只知道人是怕死的，但他们不知道，人毕竟是人，是社会的人，而不是一般的生物，当他们有了革命的觉悟，也就是说，对一个神圣的目标有了认识理解，有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人是可以不怕死的，是可以成为勇士，成为英雄，成为无畏的战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取得的任何胜利都是不可能的。试问，如果不是千百万有觉悟的战士，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怎么能获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呢？冯小刚等人把自己卑琐庸俗的灵魂推衍为一般革命战士的人性，这是否定我们的革命历史，诬蔑我们的革命军队，羞辱我们的革命烈士，颠覆我党我军的意识形态，腐蚀我国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宣扬了人性，其实首先是侮辱了人。正如高尔基所说：人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而他们把人降低为一般的生物和禽兽。”

2008年2月4日（腊月二十八）晚饭后，魏巍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关于那封信的问题，我和你说明一下。我修改的不多，加了点内容。今天，我已经送上去了。他说：这个材料，为了稳妥起见，我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看了材料说：‘这么多年不进行革命教育了，一些年轻人到电影院一看，电影的战争场面并不太长，大量的是寻找战友，找回荣誉，就热泪盈眶了，这就很有欺骗性。’有位同志说，‘这个材料观点是鲜明的，说理也是充分的，应该上送。’”魏巍同志说：“这个问题不简单啊！昨天，我看到某报，请了有关部门的一些非同一般的人物，对这个电影吹的很厉害，说什么：‘《集结号》真正关注普通士兵个体生命价值，具有了其它战争影片所不具备的普世价值与人文关怀。’比你引用的还要过分。这就是说，形成了两军对垒。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你可以另外取个的题目，把这封给军委的信改一下，作为文章发表，请你考虑。这等于是一场政治斗争啊！我们批判这个电影，他们很可能认为我们是‘极左’，但我们要坚持这样做，不管他们怎么说。”

2008年2月8日(正月初二)，魏巍同志打来电话和我商量，把信改写为文章用个什么题目的事。我拟了两个题目，一是：《〈集结号〉颠覆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性质必须批判》；二是：《〈集结号〉是“宣扬了主旋律”吗？》。魏巍同志说：“第一个题目太尖锐，第二个题目不鲜明。我考虑，是不是叫《我们对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的看法》吧。因为这两件事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的。”并告诉我：“你写出来，我就不看了，可以署上我的名字，再征求一下马宾老等几个人的意见，要他们也签字。”

这一切工作完成后，《我们对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的看法》这篇多人签名的文章就于2008年2月12日（正月初六）上网发表了。

春节期间，一些同志去医院给魏巍同志拜年，他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和推荐这篇文章。后来全国各地许多革命同志受魏巍同志的影响，也纷纷在文章上签名。北京某军队干休所就有6名从战争年代过来的离休老同志签了名。

上网后，反响很大，新华网仅1天时间点击率就达1万多人次。事后我想，这篇东西之所以有影响，第一，它是由魏巍等一批在人民群众中有威望、有影响力的老作家、老军人和老干部发出来的正义之声；第二，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人民军队性质上发出来的正义之声；第三，它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发出来的正义之声；第四，它是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的正义之声。

洛阳方面也有了反映。2008年2月22日（正月十六）下午4：40多，魏巍同志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我，洛阳驻京办事处的同志给他打电话说，他们市的领导同志要来看他，是来谈烈士墓的问题。他准备接待他们。19：50，魏巍同志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来人已经和我谈过了。是一个女副市长带队。他们说：‘是省委让我们来的。省委在网上看到了你们几位老同志的签名的文章，就让我们来向你们作作解释。’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是来解释的，那我问你们，毁陵是不是事实？’她说：‘大河报报道的严重失实。把烈士集体埋葬是发生在1998年的事，不是现在。现在拆除地面上的建筑，我们是改建，不是毁陵，因为已经破旧了，需要改建。’我问她，‘你们有没有商业开发？’她说，‘有。但那时根据民政部在云南召开的会议精神。民政部说，各地烈士陵园可以搞些创收，自负盈亏，解决经费不足。’我问：‘这对不对呢？’她说：‘这不对，但我们已经停止了。’接着，我就教训他们一顿，我说：‘第一，这件事情，不是咱们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社会问题，如果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就好办了，何况我还是河南人，是老乡呢。你们要认识到，这个事情是严重的。我们的文章，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说犯罪，实际上就是犯罪啊！你们这样做，是在挖共和国的根基啊！你们要从这个方面来认识。第二，你们只和我与我们几个人解释是不行的，你们要向广大群众去解释，看群众能不能通得过。另外，既然你们说大河报严重失实，那你们就应当让大河报再登一篇文章，来澄清事实嘛。’这次谈话，我看还可以吧，教训教训他们嘛。”

我说：“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他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魏巍同志说：“这个生日过得很充实啊！”

第二天下午，我去医院看望魏巍同志。他说：“昨天谈话的情况电话上都讲了，就不讲了。他们昨天的解释，就是按这个《关于洛阳烈士陵园保护性修缮改造有关情况的说明》介绍的。你拿去看看。”

魏巍同志在这个“说明”上面画了些杠杠，写了些批语，例如：

“……此次保护性修缮改造工程，是在原址进行修缮改造，仅拆除了地面以上的墓碑、墓体部分，未触及地下墓穴部分，且在拆除前作了标识。”魏巍同志批道：“恐怕是还未来得及‘触及’吧。”

“由于陵园管理部门急于求成，对烈士陵园改造工程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在未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方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擅自开工、草率施工，进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魏巍同志批道：“把责任推到下面。”

魏巍同志对我说：“从这个材料和他们谈的情况看，毁陵事件涉及到一些部门的问题，你再写篇文章评他们一下。”后来，我遵嘱，写了一篇题为《事实，教训，责任，希望——对洛阳毁陵事件后续情况的思考》的文章在网上发表。

2008年2月26日（正月二十），魏巍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洛阳的同志又来找我，我没见他们，我给他们写了四点意见：一，你们的“说明”和解释，是不能说服人的，总起来说，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二，更为主要的，你们要从思想深处做出深刻检查。三，你们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向烈士家属谢罪，必须向社会谢罪。四，民政部提出的利用烈士陵园搞创收的指导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共产党的干部也不应该执行，执行了也是有罪的。

到了3月，魏巍同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肚子腹水越来越多，肚子鼓得越来越大，腿和脚肿胀得越来越厉害，手指摁下去，就是一个深坑。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抽一次腹水，少则几百cc，多则1000多cc。到了4月，就不得不插导管，有时流出的不是水，而是血。尽管如此，魏老在每周三、六、日的探视日，都接待来探望他的同志和朋友，所谈的话题，大都是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这期间，在身体稍微稳定的情况下，他还亲手写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时评文章，对各地的革命同志影响很大。特别使我感动的是，2008年3月22日，我与河南张纤夫同志一同去医院看他时。他强忍病痛向我们朗诵了他用3天时间写成的快板诗：《学习南街村，热爱南街村，保卫南街村》。3天后，魏老派司机小张和公务员小胡把他修改定稿的快板诗送到我家。小胡告诉我：今天又从首长肚子里抽出2400多cc血水……

诀 别

魏巍同志从2007年的8月18日住院（先是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后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到2008年8月24日逝世，我曾23次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这中间，有两个月我离京去外地。我在京时，大约每两周就去看他老人家一次。至于我们之间的电话和信件往来就更多了。我亲眼目睹和感受了魏巍同志在生命的最后360多天里，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记得是2008年1月5日，我和麦辛去看魏巍同志。此时他刚做完肝癌介入化疗手术不久。魏巍同志躺在椅子上有些吃力地对我们说：“我向你们俩说一下我的病。住院时检查出肝上有个东西，后来我就到301来了。12月13日，做了个手术，从大腿血管插入，把那个东西周围的血管切断，让它不再扩散，又注入了化疗的药物。这个药物太厉害了，它是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杀，把我身体的防疫系统都给破坏了。我昏睡了3天3夜，没有醒，也没有吃东西，什么也不知道了。接着后来的几天，是最难受的，胃和肾都坏了，不能排尿，水肿，肚子积水鼓起来，像个鼓那么大，腿也肿的厉害，吃不下东西。有这么大的反映，这是我们和医院都没想到的。还好，医生、护士是尽心竭力的积极治疗，对我很好。”说到这里，老人家笑着对我们说：“这说明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是支持我的。”老人家停顿了一下，接着他表情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病情，你们可以先不要说出去，左派同志知道，会为我担心；敌人知道，会高兴的。”

2008年6月初，魏巍同志的病情加重了。6月7日我去看他时，他的老伴刘秋华守在床头，大女儿魏欣正掀开被子，给老人家检查他身上插着的导管和排液袋。进入我眼帘的，本来比较魁梧健康的魏老，由于癌细胞的吞噬，消瘦得很快，几乎骨瘦如柴。我的心头一阵紧缩，不忍再看下去。

魏巍同志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肚子浮肿的问题，医生不大同意引流，可我觉得流出来了，就感觉轻松了，你看我上午就看了半本书。不过，现在流出的不是水，而是血水，这说明病情重了。”

他的病床上摆着几本书，其中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魏欣告诉我，只要身体情况允许，老人家每天还在坚持看一些马列毛的著作和其他方面的书籍，还在与一些前来看望他的同志分析和探讨一些问题，还在思考着未来的革命应该怎么办，还在写一些东西。

我对老人家说：“最近，各地的许多同志给我来信，打电话，打听你的病情。大家都很关心你，都希望你早日康复。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战胜病魔的。”老人家笑了。

2008年7月3日晚上10：30，魏巍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些事情。此时，离他去世还有52天。我放下电话，躺在床上，好久未能入睡。老人家的时间不多了，可他还在关心着别人，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未来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种精神，实在感人。我心里默默地想：要好好地向魏巍同志学习啊！

2008年7月19日，魏欣告诉我，魏老的肝部剧烈疼痛。医生给打了药以后，这两天，好多了，不大疼了，但癌肿瘤已经转移到肺和腹腔里，很严重。

2008年7月20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毛泽东旗帜网、书社联合举办了“魏巍新著青年座谈会”。我作为老同志的代表之一有幸被邀到会，并发了言。3天后，我与中宣部的刘祖禹同志一同前往医院看望老人家。他对我说：“你们开的那个会，我叫我女儿找人给录了像，她们放给我看了。你的发言，我也看了，很有气势啊！”我说：“是匆忙准备的材料，不够好。那天去的多数是青年人，也有老同志。无论青年人，还是老同志，大家都对你很是崇敬！”魏老笑了笑，很谦虚地摇摇头。后来这三家主办单位把这次会议的发言稿汇集起来出版了一本题为《青松与青年——魏巍新著青年座谈会论文集》的书，其中也包括了我的那篇拙文《革命的檄文战斗的号角——读魏巍同志〈新语丝〉有感》。我觉得，这本论文集，不能说全部，起码部分地把老人家的一生给予了应有的客观而真实的评价。

2008年8月9日，我去医院看望魏巍同志，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那天，去看他老人家的人很多，我在接待室遇见几个年轻人，也在排队等着去病房看望老人家。他们是李朝辉、马必胜、马力、王兮之等。

医院规定一次只准进两个人。我是和王兮之同志一起进到病房的。魏老处于昏迷状态。他仰卧在病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胸上贴着做心电图用的胶管。魏老的二女儿魏平与一位战士在病房里守护着。魏平见我去了，就一边摇动魏老的手，一边小声地喊着“爸-爸-”，但老人家依然是昏迷不醒。后来，那位战士用手扒开老人家的眼皮，魏老这才醒来，很吃力地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微微地向我点了下头，就又闭上了眼睛。似乎是睡着了。这种状况是我过去探望他时从没有见过的。过去每次去看他，一进屋，他就很高兴地、主动地和我打招呼：“是老孙啊！”可这次，完全不同了。我心里很难受，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我站在床头等待他老人家醒来，足有十几分钟。魏平再次扒开老人家的眼皮，试着把老人家弄醒，她对着老人家的耳朵旁大声地喊：“爸，你看谁来了！你还认得吗？”

这时，老人家再次微微地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老孙嘛，我怎么不认得呢！”说完又闭上了眼睛，昏迷过去。这是魏巍同志——我的恩师最后和我说的一句话。

我问魏平：魏老还能看东西和记日记吗？

魏平说：不能了。连话都很少说了。对我们也是很少说话。一周前，他们把《青松与青年》这本书送来，他看看书里的照片后，就不看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出现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不能思考了，这是他最痛苦的。说到这里，魏平哽咽了。

此后，我去了一趟黑龙江，8月22日返京。本来我准备和河南的纤夫同志24日（星期日）一起去看望老人家。可是那天因为是奥运会闭幕式，医院停止探视病人。第二天早晨，就传来了他老人家逝世的噩耗……

2008年8月30日上午9：30，魏老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兰厅”举行。我7：30就赶到了八宝山。此时，阴沉沉的天空，预示着一场风雨就要来临。我在休息室帮助魏老的家人接待客人。95岁高龄的马宾老坐着轮椅早早地赶来了，接着郑天翔、贺敬之、张全景、杨白冰、杨守正、翟泰丰、高占祥、铁凝、寒春……也相继赶来。送别大厅里摆满了花圈，大厅外广场上站满了各地和各界前来送行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老干部等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9：30送别仪式正式开始。在哀乐声中，魏老着一身草绿色旧军装，戴着红领章，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他老人家安详地仰卧在鲜花翠柏之中。我轻轻地走到魏老身旁，向他老人家最后三鞠躬……

大厅外边，已经飘起了绵绵细雨。北航的大学生们在广场南端打出一副兰底白字非常醒目的横幅：“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忽然，大厅里传来了高亢的《国际歌》的歌声。11：10，送别仪式结束，人们各自散去。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兰厅”的两扇大门。此时，雨下得大了起来，真有点“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意境。

我站在广场上，仰望天空，思绪万千。

一位人民爱戴的人民作家走了！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革命家走了！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走了！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走了！一位有着鲁迅风骨的当代鲁迅走了！

我从数以千计的自发地前来告别的群众队伍中，从人们高唱的国际歌声中，又一次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人民对“最可爱的人”魏巍同志的肯定。

9年前，魏巍同志在《答〈当代民声〉杂志问》“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他说：“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站在世界大多数人民一边，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为他们做更多的工作。”这个回答，既是魏巍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我们还活着的人一种殷切地期望。

魏巍同志非常喜爱毛主席的诗词，特别是那首《咏梅》。许多同志向他求字时，他常常以毛主席《咏梅》的诗句相赠。他老人家也赠给我一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让我们大家记住魏巍同志的嘱咐，发扬魏巍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继承魏巍同志未竟的事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革命，勇敢战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勇前进！

（初稿写于2008年9月，定稿完成于2008年12月2日-魏巍同志逝世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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