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旗帜网

回忆父亲魏巍生前事

魏 欣

　　他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

　　1956年，为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英美联合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我国群众走向街头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记得那天父亲带我外出办事，遇见了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当时已近中午，群众队伍显得疲惫松散，口号声稀稀落落。父亲看到这种情形抱起我就走进了游行的队伍，并带头呼喊着口号。队伍振作起来，渐渐向英国代办处走去。在人们的愤怒声讨声中，代办处里走出两个英国人，低头站在那里。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也不记得当时都呼喊了什么口号。

　　在父亲的晚年，他的一些非常亲密的老朋友老战友常常这样劝他：“你不要管这么多了，你也管不了了，也没有人听你的了……”，“我们现在没有说话的地方了，说出的话也没人听了，写文章也没人给你发表了……”但他却说：“军队不能沉默，军队要有自己的声音，我们要发言……”

　　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都会想起父亲抱着幼年懵懂的我，毫不犹豫地走进群众队伍和他激愤呼喊口号的情景。父亲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个满怀激情的人，他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

　　不说假话套话

　　文革后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军区领导要在报上发表文章表态支持。政治部写好文章后让他修改一下文字。记得头天下午把文章送来后，晚上就打电话催问。也许他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只见他一直沉闷地看一个无聊的电视片。第二天上午，上边又几次来电话催问，快到中午的时候，政治部已来了六七个电话问这事，他对人家说：“我还没看呢。”我说：“你应该说看了还没看完呢。”妈妈说：“不行，他得说实话。”爸爸生气地说我：“你也学会说假话了，你什么时候学成这样了?我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难道选干部只看他们的年纪吗?王洪文难道不年轻吗?选干部最主要看他的思想观点。”

　　父亲一生都不说假话套话。

　　记录于81.2.25——家庭教育

　　对白桦的剧本《太阳和人》如何看待，家里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最后爸爸说了这样一番话：

　　要看到历史上的一些挫折，不要因自己的委屈而否定了整个党。我这次校订《邓中夏传》，我三次忍不住流了泪。邓出身富豪，毅然弃绝了家庭为他安排的前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了赫赫有名的省港大罢工，后来成为党、军队的高级干部，但因为执行了一段立三路线，被王明打击驱逐，最后只好在上海，一家人全靠夏明给人家做工养活，这样一个有名望的人，他的家庭给了他什么?他为党做了什么?而他又遭受到什么?他每天做家务事，做饭，洗衣服，他并未因此埋怨党对他不好，依然忠心耿耿，一心向党，因为党在他心目中，是理想，是信念，他要为之奋斗，比起他来，他贡献多大?受的委屈多大?(在父亲的晚年，他多次提到邓中夏，他说，邓中夏如果不牺牲，会是周总理式的人物。)

　　现在有的年轻人总不满足，他们对旧社会没有概念，以前工人都什么样?简直象鬼一样，蓬头垢面，有什么产假?孩子就生在厕所里，生在车间，现在的纺织女工，一个个带着白帽子，袖子挽得高高的，胳膊上戴着手表，仙女似的。

　　我们刚进北京，找人批条子才把小欣送进八一学校，小平太小就没幼儿园、托儿所送，我的电话本上全是幼儿园的电话号码，天天打电话找。你妈妈上速成中学，在复兴门外，上学去连公共汽车也没有，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全北京只有几个大些的饭店……这么大变化，不都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付出了多少血汗换来的啊。

　　现在有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埋怨这不好，那不好，可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胜利了，孩子连托儿所也送不进去，我们并未埋怨，国家是我们自己的，他还穷，我们不能嫌他穷……我们就是要艰苦奋斗，创造财富，让国家富强起来，让人们生活好起来。

　　96年底记——父亲是这样的人

　　爸爸近来非常爱管事。

　　一次小平要找一块布，随便问了一句，爸爸听见后就说：“你要找什么?”小平说：“爸爸，你别管这么多事了，以后你要少管事。”爸爸说：“我要管事。”

　　有一次要给孩子们做沙包，因为里边放石头的沙包玩起来打得手很疼，我叫他们在沙包里边放绿豆或大米。妈妈很生气，说我们不爱惜粮食。我们争执了几句，曼曼听见争吵后说：“不放大米放小米也行。”妈妈更生气了，说：“小米我还不够吃呢，你们要做，你们自己买米去。”接着妈妈把这事汇报给爸爸。

　　爸爸听后说：“全他妈变成贵族了，你们白去农村劳动了，粒粒皆辛苦全成了书本上的教导了。”

　　一次我们外出买东西，那家大商场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爸爸看后就说：“我不进去了，这衣冠不整指的是不是劳动人民。”到了70年代，许多家庭买了电冰箱，妈妈也想买一个，爸爸不同意买，他说：“现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用上冰箱，不要和大家拉开差距，不要脱离大多数人。”

　　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心功能很差，早晨躺床上就憋气，须坐起来吸点氧气才能缓解，但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战斗，总是听他在没完没了的打电话，一谈就是1、2个小时，为了某些观点上的不同意见，他们郑重其事给上边连写了数份材料，忙了半天，未见到一丝一毫的成果，一个目标也没达到。

　　丁丁总说：“姥爷，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争那个干什么?”小猛子说：“爸爸，你多休息休息，少管点国家大事，你说什么也没用，也没有人听你的了。”

　　爸爸说：“这个国家也有我的一份，我能不关心它吗?”

　　现在，他们彻底看清了究竟根子根源在哪里了。本来他们还以为某些人能公正些，能秉公办事。现在全清楚了。看来某些人并不怕他们这些党性极强的人“闹事”的，反正你们不过就是说说，你们愿说什么说什么，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办。看到爸爸那气愤的样子，我本以为他会甩手说算了，什么也不管了，没想到他又接到一个电话后回答说：“看来什么都清楚了，不是什么有人蒙在鼓里，不了解情况的问题，而是有意袒护。看来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了。”

　　爸爸就是这种人，他永远也不能停止斗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奋斗下去，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变换，不管自己身体、心脏多么不配合他，他还是不灰心，坚信一个人就是要奋斗，哪怕失败，哪怕自己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时刻。他显得是那么执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了，他仍然战斗着，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共产党就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坚信工农大众的觉悟迟早会到来。

　　正如小猛子所说：“爸爸和某些大老粗不一样，自己有一套理论，很难说服他，不象有的大老粗，一听党怎么说就听，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99年8月北戴河记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个没职没权的人。上小学时爸爸骑自行车送我上学校的班车，在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和过往的公共汽车赛跑，当时他是多么年轻啊。那时家里也没有住房，一家人挤在解放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后来在前门找了一间房子，就那么挤着凑合着，一住就是7、8年。看到同学们的家，我曾不满地问：“爸爸，为什么不给我们分房子?”记不清爸爸是如何解释的，总之大意是，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很多人还不如我们住的好呢。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挨整，批判他“搞特殊化，不住营房，住解放饭店”，这才在军区大院给了他一套住房。这都是67年的事了，解放后17年，我们第一次住的宽敞一些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满怀革命激情讴歌战斗在火线上的战士。但他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为“大毒草”，如某些人所说：“他的作品中的毒草，不是一棵一棵的，是一把一把的，一捆一捆的。”他曾被一天批斗好几次。(幸好有个群众组织保他而没有挨打)他的办公桌被搬到走廊的角落里，他说：“能不能稍微动一下，这里光线不好。”批斗他的人说：“你还要什么光线?”他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这件事我们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心中愤愤不平问起来，他告诉我们：“每天我把厕所打扫得特别干净。”言语中听不出什么怨恨。后来他还和负责扫卫生的战士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是很遵守纪律的人。

　　在他的晚年他曾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很复杂，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去看，要重新评价它，以后有时间我要好好给你们讲讲。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听他亲口讲述了。

　　99年8.16记——在风浪中

　　爸爸是非常喜欢大海的，尤其会游泳的人，对大海就更有一番独特的感情。爸爸从年轻时就爱游泳，那年他已79岁了。

　　这十年来，他的糖尿病、心脏病日益加重，这5、6年心绞痛频频发作，有时在沙发上坐久了也会难受，后来去301医院做了“冠脉扩张手术”，病情明显缓解。

　　今年爸爸来到北戴河，见到大海，但是能不能下海呢?医务人员给他定位在：下水深度只能在肚子以下，距离岸边不能超过20米。但爸爸坚持下海，坚持游泳。

　　这一天，上午下了雨，天很凉，爸爸说：“其实下着雨，水里不冷。”妈妈劝他半天“今天不要去了。”爸爸说：“我身体情况自己知道，你们别管。”又对妈妈说：“你就跟着在岸上乘凉就行了，别管别的。”气的妈妈连跟都没跟着去。

　　雨刚停，刮着凉风，海浪迎面能把人扑倒。岸上的医生说：“刚下了雨，水凉，天气也凉，根本没人来游，就是空军司令刘玉堤下水了，他是飞行员，身体特别好，心电图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爸爸全然不顾，迎着海风，顶着翻卷着浪花的海浪，就像一个勇敢的年轻人那样，在两个战士的搀扶下，走向大海。我想，爸爸此时坚持要下海的心情，也许就是想证明自己还能像年轻时那样，能与风浪、与困难、与逆境抗衡。爸爸游向了远处的鲨鱼网。我觉得他的生命就系在他对自己的这种自信上。也许他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那也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谁也无法阻止。

　　后来他对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怀德说：“不下了海不行啊，下不了海以后就不好办了。”李问：“怎么不好办了?”爸爸说：“不下海，以后就下不了了。”李主任是乐天派，说：“下不了海有什么关系?还可以散步嘛，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可爸爸不这么想，可能他觉得，下不了海，意味着人生一段旅程的结束吧。

　　爸爸是很愿意在海边多呆几天的，但他也是一个很顾念家庭的人。丁丁要走，萧萧要军训，他也就要和我们一起走。妈妈对大海没兴趣，又特别顾着孩子，爸爸又总是听妈妈的，所以就决定回北京了。

　　就这样，具有诗人情怀的爸爸，告别了那美丽迷人、魅力无穷的大海，告别了那带着腥咸味的海风，告别了那金黄色的沙滩，告别了那远在天边，近在耳旁的隆隆的涛声。

　　爸爸于2001年10月3日晚给我讲述的往事

　　这是父亲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我讲述的往事：

　　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很少吃饱过，有时吃一种很便宜的豆面丸子汤，把窝头掰成小块，放进去，吃完了，双手捧着碗央求人家：“再给添点汤吧!”清楚记得人家很不耐烦地说：“喝那么多冤枉汤干什么?”

　　我父亲曾在郑州南站和尚桥站当过铁路巡警，每月饷银8元。我6岁时曾在车站提着篮子卖过香烟。

　　我8岁时，因父亲饷银发不下来，失业回到了郑州。

　　因为上不起学，一直由父亲教我认方块字，我上学前已认识不少字了。后来郑州办了“城市贫民小学”，不用交学费，不用做制服，(那时做制服至少要3元钱)我在那儿上了两年学，后来学校不办了，我又转到其他学校，在那个学校，我跳过一级。小学毕业后，我又考上了不要学费的“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学制4年。上学不要学费，但书要自己买。当时父亲给人记账，一星期只挣一元钱。有一本“教育总论”是范XX，书价是一元。在书店里父亲犹豫着最后狠了狠心，买下来给了我。这是我在师范学校唯一的一本自己的书。因为很多书买不起，上学时，同座位同学心肠好的把书放在课桌中间，有些同学自私就自己看，我的面前就空着。有时不得不拿别的书包上书皮摆在桌上。本来学制是三年，后来又延长一年。听到这个消息，贫病交加的父亲好像是被重锤击倒，第二年因饥寒交迫，得伤寒病逝。200天以后母亲也病逝了。父母去世时我都在身边，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只记得母亲面黄肌瘦，根本没有去过医院，只请本家懂些医术的人看了看，拿一副药很贵，母亲临终那天晚上，阴暗的屋子里点着一盏油灯。(一个15岁的少年就这样守着母亲守了一夜。)

　　父亲死时50岁，母亲死时47岁。

　　后来就跟着二哥过，二哥是拉洋车的，也在纱厂干过活，二哥的孩子也在纱厂干活，一天到晚蓬头垢面，像鬼一样，一拉汽笛到不了工厂就被开除，也没有表，她们一夜都不敢睡。(现在说资本主义好，到死了我也不相信)

　　后来又上了两年师范，我和崔景元是班上两个家庭最贫困的学生。有时帮学校抄讲义，崔景元的墨比较好，写出来的字不洇，复印出来清楚。我的墨不好，有时稀有时浓，写出来的字洇，印出来不清楚，有些学生就骂，心中充满苦辣滋味。实际上那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少得可怜。

　　师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时当小学教师，一个月8元钱，还得有门子有路子，后来县里招收书记文书，共召3名，我考了第一名，在县里干了两个月，每月15元，主要是抄写材料，有时审讯犯人当记录员，看着给犯人用刑、抽打，心里很不好受。

　　那时已经是37年11月，国共合作开始了。听说八路军在西安有办事处，就想投奔八路军。

　　走前，我又去农村解除父母给我订的婚约，那时我已有了婚姻自主的思想。去女方家后，他们家不同意。我说：“我要出远门，不知何时回来。”他们家人说：“我们等你回来，去一年等一年，去两年等两年……”我说：“不知道去几年……”说完我把契约放她家就走了。父亲语气略显沉重地说，当时那个姑娘就在里屋，由于封建礼教，她没有出来，也没有说话。当天女方家到我们家族闹，家族开会，我舅舅也来了，说：“不许解约，今天就给我娶过来”。

　　那时我已经不怕家族势力了。

　　我背着行李，还有好多书，黄正甫老师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又送了我几块钱，身上带着二十几块钱就出发了。黄正甫老师是我上学期间遇到的革命的启蒙老师。他给我讲到共产党，讲到南方红军苏区大家都有饭吃。也许就在那时，我内心深处滋生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决心投奔共产党。

　　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家在西安西北偏僻角落的一个旧楼里，实际上二层楼上也就能站一个人，是个阁楼，我和她说，我是到西安找工作，现在也没有地方住，能不能住她们那里。人家很热情地答应了。她儿子是拉洋车的，晚上我就和她儿子挤在地板上睡，白天很饿，想吃那种便宜的豆面丸子，也没有，又打听什么最便宜，人家说西安的“合捞”最便宜，就去吃“合捞”，但总是觉得没有吃饱，也不敢再吃了。在西安，先去西北大学找黄正甫介绍的那个教授，他正在走廊里煮稀饭。我站在台阶下把信递过去。那人看信后面露回绝之意，也没邀请我进屋，我始终站在台阶下，那个教授说：“现在帮不了忙，那边也没有认识的人。”因为那时环境复杂，经常有特务活动，那时候是共产党就有杀头的危险，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人们思想上很警惕。接着又拿另一封信找到一个小学教师，当时小学校的孩子正在操场上玩。小学老师说：“现在路上不好走，国民党在路上抓人，确实帮不了忙。”

　　非常失望地回到那个妇女家，她儿子说：“我给你找个桌子，你有文化，干脆去鼓楼那里帮人代写书信吧。”劳动人民是非常热情友好善良的，让我至今念念难忘。解放后去西安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这家人。

　　后来我想，干脆直接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到那里之后，看见进进出出的人胳膊上都带着八路的袖标，就问人家“能不能要我”人家说：“这里不能要，没有介绍信不行。”(主要是怕混进特务)出门时看见门口外面贴着115师干部学校招收学员，我问人家：“这个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一样吗?”人家说：“差不多。”于是我直奔山西临汾。

　　到了临汾，115师已经迁走了，我又直奔桐县，到了那儿，又听说他们搬迁到赵县马木村，赶紧又回临汾。这时看见八路军走来走去，其中还有小脚女人。当天在那里住了一夜，听着外边的口号声、军号声、人语声，心中向往、羡慕、期盼、沮丧，委屈之情交替翻腾。第二天直奔马木村，下了火车，天还不亮，我到了学校门口，见了学校领导人，说明来意，当时考了我3个问题：1、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什么?以前黄正甫老师推荐我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我答：“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化的矛盾”又问我“统一战线的意义”“为什么来当八路军”我回答完之后，领导当时就很高兴地说：“好了，批准你入伍了。”我兴奋地把自己的行李拿到部队。记得第一顿饭吃的是米饭、炒萝卜土豆。在部队吃的这顿饭，第一次觉得自己吃饱了。从家出来以后，从来没想过家，但经常做梦，梦见父母，现在做梦，总是梦见打仗，梦见没有子弹或者是枪打不响了。常常在梦中急得惊醒了。

　　2001年国庆节之后

　　在爸爸被完全孤立起来之后，他总是焦急地询问我们：“XXX来电话了吗?XXX来电话了吗?”他曾忧郁地问我：“有人说我反党，你说会有人相信吗?”南京志愿军协会不知是否了解他的处境，他们来信要求父亲为他们题辞，父亲说:“将来志愿军不会反对我。”

　　国庆节之后的一天，小平给我来电话，问：“你今天去不去看爸爸?咱们最好每天有一个人去看他。”因为晚饭后他散步时，总是走到对着医院大门的那条路边的台阶坐下来，他一个人坐在那儿，老往大门那边看。虽然天很凉了，他又特别怕冷，但他还是在那儿坐很长时间，心中可能暗暗期盼家人会去看他。

　　听了小平的电话，等我赶到医院时，爸爸已经回到病房了，见了我，爸爸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这种话题他是头一次和我说，以前从未听他讲过。

　　爸爸说：“我昨晚梦见你们几个孩子了，还是你们小时侯的样子，你们三个人都吓跑了，跑到荒郊野外、树林子里，我在屋子窗户那儿往外看，找你们，叫你们回来，让你们不要怕。我一下醒了，再也睡不着了。”也许，一缕思绪袭上心头，挥之不去，难以入眠。不知他当时怎么想的，后来他起来又吃了一片安眠药。(以前发2片，他只吃一片，后来被护士发现了，此后就只发他一片，也许怕他自杀吧。)

　　后来我把爸爸的梦告诉了我爱人，他说：“爸爸的潜意识里，还是对家庭担心啊!”

　　每当我劝他，表现出忧心顾虑时，他总是用特别责备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是不怕呀，我想的是家里别的人。”爸爸说：“那就都做出些牺牲吧。”

　　以前他很少看电视剧类的节目，后来演“大法官”的电视剧，爸爸倒是很爱看，因为这个剧讲的是当今社会实情，也因为有字幕(没有字幕的电视节目，因为听不见，他几乎看不懂。)尤其那个主题歌的歌词，也特别能反映他的心情。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把这段歌词写成条幅。春节时他写了一幅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上云卷云舒。”

　　拜谒红色航船

　　2003年，父亲的外环境相对宽松，为消解郁闷的心情，我们随同父亲去南方。父亲以前在南方看过一望无际的黄色油菜花田，他怀念那美丽的景象。那天参观了矛盾的故居之后，父亲已很疲劳。因那儿离南湖第一次开党代会所在的木船很近，父亲坚持要去看看那叶木船。公园门口到湖中心木船大约还有几千米的路程。下车后父亲心脏很不舒服，他坐在石凳上连服了两片硝酸甘油。小平说：“爸爸，别去看了，下次有机会再来看吧。”爸爸看着远处的湖水若有所思地说：“哪有下次啊。”父亲坚持要去看看这只象征着革命发源之舟的木船。我们搀扶着父亲走了几千米，远远地看着这只已被后人粉饰过红漆的木船，父亲语气沉重地说：“党的一大22名代表，有人牺牲了，有人叛变了，有人脱党了，后来留下来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董必武……”

　　战争留下的职业习惯

　　我常常奇怪，父亲总是把一个人和他的籍贯连在一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们为他请来一位护工。他问护工是哪里人，护工答是四川广元人。他说：“你知道邵子南吗?他是四川资阳人。”护工说不知道。他说:“邵 子南是个诗人，很有才华，是我的好朋友，年轻时的朋友，可惜死得早。他的爱人宋铮在河南，他女儿在农业部。”然后他对我说:“你打电话告诉宋铮，我很怀念邵子南，问她家还有没有邵子南的资料，給我寄来看看。”

　　妈妈讲了一段往事，在1941年日军残酷扫荡中，一个掉队的战士被敌人杀死在山上，父亲所在部队找到他时，只见他趴在一个山坡上，头上有刀伤，身上有枪伤。1947年父亲途径这个战友家乡时，才向他的家人报告了这个迟到的死讯。此时这个战友已牺牲6年了。这个战友牺牲时，他的第2个孩子小偶还未出生。听姥姥说，我的一个小舅舅15岁当兵走后再也没有消息;姥姥家村外马营那一仗，所有的八路军都牺牲了，没有一个留下姓名。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是习惯问起别人的籍贯，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无名烈士墓，明白了为什么许许多多家庭至今不知道亲人当兵走后的下落。也许这就是战争留给父亲的职业习惯吧。

　　最近我询问了烈士的女儿小偶，她说：“我娘从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事。只记得解放后，魏叔叔又到我们家里，拉着我和哥哥，说了好多话。因为当时年纪小，已不记得说什么了。”

　　俯首甘为孺子牛

　　梁学锋是父亲在石家庄步校时的警卫员。他当年跟着父亲去某地四清。在那个阶级斗争特别残酷的村子里，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是我们部队的机枪排长，复员后回村，因积极参加土改，被地富怀恨。1958年前后，他们设美人计，将他骗到一个破鞋家，他一进屋见破鞋不正经，他转身出门时被这帮地富捆绑到村外用石头砸死。他哥哥听说后到村外看，将压在尸体头上的大石头搬开，看见他兄弟的头已被砸得血肉模糊。他老婆又嫁到外村。到父亲四清时，两个孩子已经5年多没人管了，头发结成一个疙瘩。梁学峰当兵时叫拴娃。拴娃就给孩子洗头，洗了十几盆水。父亲说：“你做得很好，你这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给你改名叫梁学锋吧。”

　　那两个孩子大的叫锡根，小的叫锡钢。他们父亲的血案到那时还未破。四清结束后，父亲亲自給河北省委书记写信提出此事，后来县里才把两个孩子定为烈士子弟，让村里把孩子抚养到18岁。文革时，锡根曾带了5、6个同村的男女青年来北京玩，父亲让他们住家里，家里只好变成男女生宿舍分住。父亲又让我带他们去北京各大公园玩，他见我很不情愿就说：“你不带他们去，我就带他们去。对劳动人民要热情。他们生活很艰难，他们身处阶级斗争第一线。”锡钢大一些后也到我们家里，记得那次他拿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要的东西，有帽子、半导体等等，已记不清还有什么了。爸爸让我们满足他的要求。

　　爸爸对每个来求助他的人都尽力给与帮助，有时也只能写信给当地政府。他曾说：“我现在就剩下些名望了，也不知这信能不能起作用，人家还听不听我的。”有一个志愿军的孩子在得到他的帮助后，竟不由自主地叫了他一声“爸爸”。

　　爸爸住院病重期间，头脑一直很清醒。梁学锋到医院来看望，父亲还向别人介绍说：“他叫梁学锋，他学雷锋做好事，給孩子洗头。”之后，他要把他的两本新书送小梁，还要亲自签名。别人劝他：“你躺床上输液就别签字了。”他口气坚决地说：“要签。”小梁对父亲感情很深，他含着眼泪接过了父亲給他的书。

　　生前最后一战

　　我的父亲，那个总是那么豪情满怀的父亲，那个总是在做着各种事情、总是在行动中的父亲，那个总是要去和风浪搏击的父亲，最后被病魔击倒在床上。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场战争。他曾感叹地说：“帝国主义太厉害了，我几乎被打垮了。抗癌药太厉害了，几乎把我消灭了。”但只要他醒来，他就在想他的事业，想国家的命运;只要他醒来，他就不停地看书看报看资料。一个美丽的护士有一颗天使的心，每次她进来看着父亲身边的一堆材料总是说：“别看了，别老皱着眉头。”然后她就用手温柔地展平父亲的眉头。

　　去年，一个战友告诉他，电影《集结号》被热捧，洛阳烈士墓被毁的消息。《集结号》的原著是，送达吹集结号通知的战士牺牲了，集结号没有吹响。导演冯小刚却把剧本改为大部队怕被拴死而根本没吹集结号。这看似小小的改动，完全改变了剧本的原意。电影中借谷子地的口说：“谁他妈不怕死呀?”在电视采访中，冯小刚还恬不知耻地说，过去电影中演的当兵不怕死，都是假的。父亲说：“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怪物。”他早在战争中的诗中就写过:“生命是朵鲜红的花，那个战士不爱她。”他记得很清楚，一个战士入伍时，父母舍不得他走，这个战士对父母说：“土改咱们家分了地，你们如果想我，你们就去看看那个地，那个地就是我呀。”我们的战士不是抓去的壮丁，他们是自觉自愿走进革命队伍中的战士，他们要保卫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追求的是比个人生命价值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国家、人民的解放，为了这一切，我们有觉悟的士兵抛头颅洒热血。就像他诗中所写，战士们会把自己的生命像手榴弹一样抛向敌阵，而毫不犹豫。

　　对洛阳发生的烈士墓被毁事件，父亲认为，这是在挖共和国的根基。他和他的战友联名写信给中央军委。他把这些情况向他的战友诉说，向来探访他的作协书记诉说，向来探访他的军队的、地方的同志、朋友诉说……后来有人把这封信上网，引起公众强烈反响。不久中央民政部下文件，全国烈士陵园严禁商业运作。他说：“这次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

　　父亲病情加重，看到河南张纤夫等许多外地人来看望他时，他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这么远都来看我?是不是最近又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了?没有重要的事情，他们怎么会都来了呢?”有时客人来看他，他浑然不觉。一次北大巩献田等人来看他，他醒后我们告诉他，他惊讶地说：“他们真的来了吗?”然后遗憾地连呼数遍：“哎呀呀!哎呀呀!”他经常看张纤夫等人给他寄来的资料，他非常珍视这些资料，总嘱咐我们保存好。他把和他观点相同的视作自己的朋友和同志。虽然他和巩献田等人没见过面，但他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战友，他总想和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一天，他神智恍惚地大声说：“郑老，郑老，郑天翔来了吗?为什么不让他进来呀?为什么我们不能见面呀?”郑老给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战云压城战士稀……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还在焦急地寻找着战友，寻找着一条路上并肩的同志。

　　父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他是一个革命者。

　　他是一个拿着枪的诗人，一个拿着笔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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