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一次，被儿子问宋词和元曲究竟有什么区别，简单回答之后，儿子的满脸疑虑，让我陷入长长的深思。
慢慢发现，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解玉峰整理编辑的《元曲三百首》，以及一代国学大师王力撰写的《曲律学》，具有相关问题的极高参考价值。
在《元曲三百首》中，作为一个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解玉峰教授进行了概括性解答是这样的：“曲”体式无定，自由散漫；而“词”，体式有定，严格规范。解玉峰的概括结论当然依据了最早的《元曲三百首》的编者任讷在《词曲通论》总概：“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
被梁启超评为“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中国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总计逾千万字的著名国学大师王力先生在《曲律学》一书中是这样鉴定词和曲的区别的：从诗的本质上看，词和曲的差别是：1、词的字句有一定；曲的字数没有一定，甚至在有些曲调里，增句也是可以的。2、词韵大致依照诗韵；曲韵则另立韵部。3、词有平上去入四声；北曲则入声被取消了，归入平上去三声。
挖掘文学历史，诗词曲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简单一点说，它们的相同本质就是现在所说的歌词意义，都属于不同历史时期最初流行的歌词形式。
由此可以鉴定，词是由诗的格式突破产生的异体诗，而曲是由词的格式突破产生的异体词。曲对于诗而言，就是经过两次格式突破。在许多具体的曲文和词章对比上，几乎划不出界限。以韵部的不同及声调的不同进行曲和词的辨别，也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实际上到了元代，实际口语和唐代的语音相差得太远，作曲者不得不顺着趋势，去变更曲的韵部和调类。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诗的本质上，声韵方面并不能说有很大的关系，词和曲的最大分别就在于有无衬字。
对于衬字的解释，王力先生举例，比如词牌“念奴娇”，萨都剌写的“词”《念奴娇 石头城》中的第一句：“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而郑德辉写的“曲”《念奴娇 刍梅香》中的第一句：“惊飞幽鸟，落残红，扑簌簌胭脂零落。”这里的“扑簌簌”的“扑”就是衬字。
宏隽认为，王力先生在诗词曲的发展趋势或者说走向上并没有给国人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反而陷入格式束缚。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王力曾开过一门“诗法”课，当时同在联大教书的著名文学家李广田也慕名前去听讲。1945年8月至1947年春，王力将《诗法》讲义加以整理补充，写成了《汉语诗律学》一书，从诗的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系统地叙述和分析了各种诗体的特征，并对诗、词、曲的句式和语法规则作了详细归纳，为现代诗词格律研究奠基性专著之一。这就是说，王力先生根本没有注重诗词发展应该突破格式，反而陷进了诗词的格式化。
从此后陆续出版风靡一时的《诗词格律》及《诗词格律十讲》看，请王力修改诗词的人络绎不绝，但王力始终谦称，只懂诗词格律，不以诗人自居。他以写出了《诗品》的司空图和写出了《沧浪诗话》的严羽为例，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会讲运动规则的人不一定是运动健将一样。”
而实际上王力自幼喜爱吟咏，留学法国期间还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他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 “戒弄词章”的原因，缘于在清华教书时，有一次他听到朱自清和俞平伯评论郁达夫的诗“很浅”，大为震动，心想郁达夫的诗才都不算数，自己的诗必然贻笑大方，从此以后便少于提笔了。
上世纪50年代，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写了几十首《广州好》的词寄给王力，请他代为润色。王力是朱光的老师，却不肯修改，只答应作序。
上世纪60年代初，王力又发表了《略论语言形式美》等论文，诗人郭小川读后，特意致信向他请教。受其影响，郭小川在后来诗歌创作中特别留意在诗的旋律、节奏、声韵上下功夫。他的诗因为音乐性突出，被誉为“叮当作响的清泉”。1965年，王力以《读陈毅副总理对中外记者谈话有感》为题，写了一组七律，寄给陈毅，深得其赞赏，除立即转给《人民日报》发表外，两人还结下一段难得的诗缘。
1975年，《书剑恩仇录》修订版出版时，金庸在《后记》中坦承：“修订是书时，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修订后的回目，如“盈盈彩烛三生约 霍霍青霜万里行”等，受到了诤友梁羽生的赞赏。
王力晚年有《龙虫并雕斋诗集》传世，约100首诗词中，文革前的作品不过1/10。文革后的作品以“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馀勇写千篇”等诗句传诵最广。暮年凡是找他写自传、谈治学之道的，绝大多数他都以“学术成就不大，经验未必值得借鉴”为由婉拒了。1980年，北大为他举行了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庆祝会。他写了一首《浣溪沙》，感叹“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
以上南方日报所说出王力“戒弄词章”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思维逻辑上判断出权威主义思想对王力构成比较严重的影响，由于存在一定的迷信和崇拜的思维逻辑，束缚了他的学术研究拓展。宏隽认为，无愧于一代国学大师荣耀，其实他的最大贡献是晚年的自谦，给予了后继者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缚。
关于国学精髓的诗词曲的发展成果，与王力重归格式束缚截然相反的，是知名人士胡适的现代诗词。
需要肯定的是，作为现代诗词倡导者，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的胡适，他的破除文学格式套套的反迂腐思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不能随便抹灭的。有关于胡适对国学的副作用，林治波在《胡适——其人其事其德》说出了一些事实，宏隽不想重复罗列，只下结论性总结：胡适把诗词带向了国学传统的断裂带，走进了虚无缥缈空洞的空间，破除了灿烂的国学底蕴。胡适开创的现代诗词，到了互联网的今天，从官场职业诗人遭遇极少点击率的悲惨境遇，可以看穿其走到了穷途末路。
有关于国学底蕴，宏隽也认可资中筠的“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的大部分观点，包括反对在中小学开设弟子规三字经课。对于资中筠所说的国学底蕴最大特点是“成语中的典故特别丰富，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说法，宏隽需要补充的是，成语中的典故，可以让阅读者在阅读时，浮想联翩，思维迅驰，意义宏大。
有关于国学底蕴，当然不止资中筠的简单罗列，其奥妙万千、广博深远，也绝不是本文篇幅可以罗列编撰的。而通过王力和胡适的简单两相对照，完全可以让人豁然明白，国学发展的正确出路，在于承接传统文化基本底蕴，同时破除迂腐的格式规范。
在当代的诗词歌赋中，不拘格式又不失古朴古韵的新散文词已经出现，而且从关注人数看，出现了强劲的生命力。但愿从此，国学走出长期的低迷阴影。
附近期一首诗：
野花放幽难禁采，
马蜂受扰易蜇人。
春色满园思旧事，
暮歌一曲独自吟。
读史方知民族难，
阅经更晓悲劫因。
故土本来有仙境，
何必寻辱游东瀛。
羊狮慕里观奇境，
金顶峰上看雪景。
春风如约吹乡梦,
又逐绿柳到安城。
——彭宏隽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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