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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了不少苏联电影。
这些早期的配音人员，对电影台词的天才口语化翻译，以及带着泥土味的东北口音，使这些同中国距离遥远，文化背景差异甚大的苏联电影，迅速被当时的中国观众，尤其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村观众所接受，这很了不起。
老实说，东影做到这一点，比后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用富有贵族气的、华丽的配音赢得知识分子和市民观众，要困难得多。
这里顺便说一句，上译那些极为优秀的艺术家，用纯金、珠玉一般的声音，建构了一个关于西方的浪漫迷人、英俊潇洒的乌托邦世界，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这可能是他们一开始所没有意识到的。
如今，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苏联已不复存在，但这些苏联电影，却成为今天的人们用直观的、感性的方式，去观察、触摸、乃至总结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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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列宁格勒制片厂摄制了故事片《政府委员》，讲述了一个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故事：
贫农妇女索阔洛娃在革命前受够地主、富农的压迫，出嫁后又常常挨丈夫的打，在家中没有地位。集体农庄成立后，索阔洛娃看到了希望，后来在区委书记的支持下，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索阔洛娃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没有被吓到，在这一过程中，她成长了，农庄变得兴旺发达，她也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克里姆林宫向来自全苏各地的代表、委员发表演讲，介绍自己的经验。
苏联农村的集体化运动，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进行的，这部电影相当于从一个侧面对集体化进行了总结，令我产生了这样两个印象：
一是，苏联十月革命走的“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即首先在首都彼得格勒发动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然后再派干部、工人下乡，改造农村，包括征粮和集体化。
这样的路径，一个不利之处是，与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不同，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的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党员，更没有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支书、民兵骨干这样的人物。索阔洛娃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几乎在一派懵懂的情况下，因为偶然的机缘，被区委书记提名为集体农庄主席。
二是，苏联电影艺术家的水平非常高。他们没有拔高索阔洛娃，而是用一种娓娓道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手法，把索阔洛娃的成长，表现得合乎逻辑，真实可信。在索阔洛娃身上，既可看到俄罗斯妇女的传统美德，又展现出了在革命影响下涌现出的新型妇女的优秀品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部电影有两个版本，一个1939年的原版，另一个是1964年重新剪辑的版本，后一个版本把原版中涉及到斯大林的部分全都剪掉了，这就使人物和情节都变得有些莫名其妙。
比如，在原版中，区委书记是发现索阔洛娃和“区集体农庄指导员”斯达士阔夫争论时的观点，与斯大林刚刚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决定提名她做集体农庄主席。但在后一个版本中，由于剪掉了这一情节，观众就很难理解区委书记的决定。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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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政府委员》这部电影，最引起我们思索的，还不是故事是否生动感人，而在于它实际上触及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命运攸关的根本问题——分配制度。
索阔洛娃当上农庄主席，她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没人愿意劳动。
麦子熟了，不收马上就会烂在地里，但麦田里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的身影。
索阔洛娃无奈，只好召开农庄庄员大会，讨论怎么办。
一些庄员坚持平均分配。
一个年纪很大的女庄员哭着喊道：“布尔什维克们经过了多少困难，并没有害过怕。我的生活也很闲难。我们要平分！”
农庄的“农学家”，也是农庄唯一的“知识分子” 克里沃塞耶夫，一个长得酷似托洛茨基的人物站起来支持平分。
克里沃塞耶夫：“这就叫共产主义。过去的斗争就为了这个……一切都平均分配，不许有一点差别。谁高兴劳动，谁就去自由劳动。布尔什维克号召我们这么做。”
但是，青年团员别嘉站出来提出新主张。
别嘉：干一天的活，按劳动领一天的份。多劳多得。一点不干活的人，那就……（她用脚做了一个踢出去的动作）谁赞成？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会场乱作一团。
因为一筹莫展已经放弃对会议领导的索阔洛娃忽然看到了希望，她站出来支持别嘉，并通过了按劳分配的决议。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索阔洛娃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她的做法，居然惊动了斯大林，区委书记专门派车把她接了去。
区委书记：大概斯大林同志现在正在读你的那封信。好像是，这封信并不是你一个人写给他的。不，不，这是生活本身写给他的。许多先进的集体农庄的经验，像提出一个已经成熟的法律似的，提出了这个问题。
索阔洛娃：这么说，会有这样的法律？
区委书记：会有的。
索阔洛娃：哎呀！……
区委书记：并且是你创造出来的。
索阔洛娃：不是我，是群众决定的。
区委书记：（领她走向苏联地图）你的这条法律，我怎么和你说呢，就把它叫做按劳分配法，怎么样？——它不光要适用在你们一个农庄，它还要适用在整个苏联！这个你懂吗？
这段情节非常生动展示了“按劳分配”原则如何在苏联确立了高无上地位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按劳分配”对绝对化理解，一方面成就了苏联，另一方面，也埋下了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失败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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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按劳分配”，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内在逻辑是“等价交换原则”，其中也暗含了对“资本-利润”原则的承认。
当年，索阔洛娃和区委书记，也许还包括斯大林，都沉浸在顺利解决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喜悦中，他们可能还没有顾得上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只有和个人利益挂起钩来，人们才愿意干活，那么，又为什么要搞公有制，搞集体农庄呢？小农不是更关心自己的土地及收益吗？
事实上，大约四十年后，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重返了小农经济。
从一定意义上，克里沃塞耶夫说的并没有错：社会主义的目标或出发点，正是消除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三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因为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等两个条件的限制，都无法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变来直接实现这一目标。
当然，如果像克里沃塞耶夫别有用心地建议的那样，“一切都平均分配，不许有一点差别。谁高兴劳动，谁就去自由劳动”，那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绝不可行。
怎么办呢？只好采取妥协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法权，用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按劳分配”取而代之。
诚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言，“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也是巨大的隐患，即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支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甚至反对这一目标。
社会主义要求人人平等，但“按劳分配”却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着不平等。
由于无法消除三大差别，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工人、农民在政治上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但在实际分配中，相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又处于绝对不利的境地。
被很多中国观众所喜爱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就折射了这一现实：青年女工跑到知识分子、精英运动员云集的俱乐部厮混，希望能为自己钓到一只金龟婿。
并且，无论在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农民因为要承担国家工业化的成本，分配上更是处于最底层。
这一矛盾，事实上成了二十世纪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承认不承认这一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面对这一矛盾，苏联采取的是不予承认，甚至把按劳分配原则法律化、神圣化了。
尽管苏联一开始没有直接走上全盘私有化的道路，但其无法摆脱的困境是：如果说，在一座集体农庄，还可以“干一天的活，按劳动领一天的份。多劳多得”，同时实现效率和平等的话，那么，在整个苏联，要这样做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要精确计算每个人的劳动量并予以公平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试问，如何计算斯大林的工作量呢？如何计算一位将军、一位教授、一个警察的工作量呢？
最终的结果，“按劳分配”只能以“按等级分配”的方式表现出来，即默认那些具有更高地位、拥有更多头衔的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在分配上向他们倾斜，赋予他们特权。
这就在事实上回归了等级制和封建制，甚至回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状态。
苏联在其存在的七十多年中，取得巨大的成就，苏联的劳动者，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也获得更多的尊重、权利和保障，这毋庸置疑。
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并且被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联系在一起，在国际国内都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在苏联国内，这种状况使得苏联官方关于“人人平等”、“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宣传，显得很像是一种蓄意欺骗，苏联社会流行的政治笑话，根本上就来自于这种矛盾，这也成了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
在国际上，苏联这种“名实不符”的状态，反而使宣称“自由”，承认不平等的西方，显得更加“真实”，更有吸引力，最终导致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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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
此后的二十年里，毛主席为了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使社会主义名至实归，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74年，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
10月20日，毛主席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2月26日，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作了一次单独长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这意味着，毛主席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成功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找到了一条类似的通向胜利的迂回道路。
之所以需要迂回，是因为对资产阶级法权，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甚至不能用革命的方式将其直接取消，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都将是一种客观的、制度性的存在。
如果一定要取消，就只能像别有用心的克里沃塞耶夫主张的那样，搞“自由劳动，平均分配”，瞬间葬送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
那么，能不能用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供给制”来取代“按劳分配”呢？
也不行，因为供给制本质上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平均分配制度，无法适应革命发展到城市后变得纷繁复杂的生活。
但是，尽管不能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也不能放任其野蛮生长，以至于从内部把社会主义蚀成一具空壳。
在这种情况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成了唯一合理的选择。
限制的含义是：把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变化，控制在量变的范围内，以防止出现质变——资本主义复辟。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取消军衔制，降低高级干部工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农村走大寨道路……等等。
当然，最根本的探索，还是尝试落实“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从限制到管控的根本举措，是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毛主席所做的努力，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了朴素的本色，这和前苏联那种以繁复的制服与令人窒息的等级制以及“物质刺激”等呈现出来的“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让全世界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持久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空间换时间”。
换来的时间干什么用呢？就是等待（同时也努力争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条件的成熟。
有人写文章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显然误解或教条化理解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与此相联系，表明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也存在不少模糊认识。这是他发生晚年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没有谁比毛主席认识得更清楚，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伟大的、孤独的、悲壮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对未来必将再次出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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