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第23稿《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二遍和第三遍修改的重点是文化反思，其中有对军人骂人习性的论述，所以，对孔庆东教授骂人被判一事，有了点反思和疑问，罗列如下，供大家拍砖：
从旧中国各阶层的整体状况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草根大众，绝大多数都有骂人习性，相比较而言，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压迫者阶级的顶层精英反倒是谈吐文雅，彬彬有礼。这里肯定有“文化教养”上的原因，但问题是，不同“文化教养”形成的根源又是什么?精英阶层的“文化教养”是根除被压迫者阶级骂人习性的坦途吗?
两大对立阶级的接缘处，往往聚集着本应属于压迫者阶级的三类“爱骂人”的人：一类是直接欺压老百姓的压迫者;另一类是为压迫者阶级服务的文武打手;还有一类，是有文化的人加入被压迫阶级队伍后，特别是知识分子参加穷人造反的队伍并从最基层干起的时候。这三类人，前两类好理解，最后一类为什么会这样?是要昭示与虚伪的精英阶层告别?还是为了在语言交流中更快地融入他们为之奋斗的阶层?还是要释放被以往“文化教养”束缚了的意识和情绪?这，大概需要社会心理学家来解读。
中共最儒雅的领袖周恩来，对于手下将帅们的骂骂咧咧，是不是从来没有责难过?若是，谁能解释为什么?能否这样说，没有被压迫者的阶级解放，就不会有被压迫阶级话语习性的彻底改造?对于草根大众的“骂人”习性，老一代革命家遵循的原则是不是在肯定其社会历史根源的基础上，不歧视它，不刻意制止它，在没有完成阶级解放之前适当顺应它，在实现了阶级解放之后逐步改造它?
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各阶层话语习性最好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那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推行田力为先生归纳的“扁平化管理”，即将管理层的利益通过官兵一致被向下压缩(减薪，提倡艰苦奋斗等)的同时，将被管理层的权力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草根民主制度向上提升，并将“群众反映”视为干部的政治生命。想想看，那些出口成“脏”性情“粗野”的老军头，哪个下连当兵的时候不“文雅”，不“温柔”?在毛泽东强调“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变成国民党”后，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基层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领导和群众的话语习惯是不是都有了改变?
“骂人”，是不是一种无奈心理的自然宣泄?若是，当下的“骂人”潮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存在决定意识。这种社会情绪又反映了那些社会存在?
追究“骂人”所要遵循的，是以“程序正义”为主，还是“内容正义”为主?骂人“狗汉奸”被追究，确有汉奸言行(如辱骂志愿军烈士的袁腾飞等)的要不要被追究?如果只追究骂汉奸的，不追究真有汉奸言行的，政治立场何在?司法趋向何方?当下的社会，如果真要追究汉奸言行，法院忙得过来吗?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之初，反动言论也不少，没有什么法院去追究那些层出不穷的“反动言论”。原解放军第一四八师政委陈一震是这样告诉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你们不要给旧军官压力，要允许他们暂时不检讨、不认罪，允许他们思想转变有个过程，但不准他们压制士兵控诉旧军队。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陈一震当年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否具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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