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戳穿“普世公知”的假“知识分子”面孔

　　“知识分子”，知识骗子，知识婊子，知识痞子，知识鬼子，知识汉奸狗腿子

　　黎阳

　　2013.5.28

　　一.知识骗子：用“知识”招摇撞骗

　　二.知识婊子：用“知识”卖身赚钱

　　三.知识痞子：用“知识”撒泼耍赖

　　四.知识鬼子：用“知识”杀光、抢光、毁光

　　五.知识汉奸狗腿子：用“知识”卖国求荣

　　六.自命“精英”是总祸根子

　　何谓“普世公知”?知识混混，知识泼皮，知识无赖，知识恶霸，知识土匪，知识卖国贼——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富人面前是知识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识痞子加知识鬼子，帝国主义面前是知识汉奸狗腿子。

　　一.知识骗子：用“知识”招摇撞骗

　　骗子的特征是什么?看看专在街头行骗的混混就行。核心本色：专拿空话忽悠人——自己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一天到晚全靠卖嘴皮子骗吃骗喝骗财骗色。

　　知识骗子的特征是什么?跟街头的混混一个样，只不过所卖的嘴皮子加了个“文明”包装，美其名曰“知识”——专用“知识”招摇撞骗。

　　知识骗子其实跟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俩骗子一个德性。琢磨透了那俩骗子的行为特征，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握住现实社会中知识骗子的要害伎俩。

　　第一，专拿空话忽悠人：自己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一天到晚全靠卖嘴皮子骗吃骗喝骗财骗色——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留给受害者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伤害：

　　——“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最美丽与奇特的布料”、“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丝绸、金钱、珠宝……

　　——知识骗子：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先进文明”、“精英”、“学位”、“学者的良知”、“学术研究成果”、“改革”、“为富人讲话、为穷人做事”……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专家学者说了算”、“话语霸权”、“学者型官员”、“高薪养廉”、“先富起来”……

　　——留给受害者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伤害：古代的知识骗子忽悠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今的知识骗子忽悠说，“亡国事小，民主事大”;南方都市报忽悠说，“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对受害者来说，知识骗子所谓的“节”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饿死”失去的则是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知识骗子所谓的“民主”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亡国”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家破人亡;南方都市报所谓的“自由”是空空洞洞的东西，而“强奸”所带来的则是实实在在的伤害。

　　“专拿空话忽悠人”、“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给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玩艺;捞回来的全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干货’”、“用空空洞洞的忽悠给受害者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这是一切骗子共有的行为特征。掌握住这条就把握住了一切骗子行骗的大方向大规律。

　　结论一：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朝着“虚的换实的、没的换有的、假的换真的、贱的换贵的、赊的换现的、虚无飘渺的换实实在在的、天花乱坠的换货真价实的、模棱两可的换确切无疑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换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说了算的换人所共知的”方向演变，那就该长个心眼：这可是骗子行骗最典型的特色。如果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别人吃亏他占便宜，那不用说，百分之百的骗子。

　　第二，用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

　　——“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所谓“最美丽与奇特的布料”、“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等等全是“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而“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则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皇帝的新衣”。“用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东西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的结果就是凭两个骗子的一番信口开河，楞是凭空捏造出了“皇帝的新衣”。

　　——知识骗子所谓“失节”、“民主”、“自由”之类同样全是“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什么叫“失节”?全凭知识骗子满嘴里跑舌头——对别人是“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忠”，对自己则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顺天意”、“应天命”。什么叫“民主”?;全凭知识骗子满嘴里跑舌头：自己说了算才叫“民主”，老百姓说了算就叫“民粹”，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就叫“独裁”。“民主”不“民主”全看知识骗子的舌头怎么翻。什么叫“自由”?还是全凭知识骗子满嘴里跑舌头：他欺负老百姓就叫“自由”，老百姓反抗压迫就叫“极左”、“暴乱”。“自由”不“自由”还是全凭知识骗子随心所欲的主观夸张。“用骗子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东西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的结果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亡国事小、民主事大”、“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让骗子用“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给受害者造成实实在在的祸害。

　　骗子行骗的要害不在名义而在实际。魔鬼都在细节中，骗局都在过程中，名义上总是冠冕堂皇的。骗子行骗的一大诀窍就是诱导受害者接受骗子制定的游戏规则，按骗子定义的标准判断是非。而只要按骗子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一定是他赢，按骗子定义的是非标准判断问题一定是他占便宜。

　　结论二：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企图用他说了算的主观夸张来取代你建立在切切实实客观存在基础上的是非标准，那就要小心点：这可是骗子行骗的标准手法。

　　第三，不干实事

　　骗子的本质是不劳而获。不劳而获者岂能实实在在创造财富?岂能干实事?因此“干不干实事”是判断是不是骗子的一大法宝。

　　——“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假装在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

　　——知识骗子：连“假装在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这类装模作样都不肯干，不做一事，不设一谋，却整天挑剔实实在在干实事的人这不对那不对：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社会主义错、公有制错、“两弹一星”错，整个中国革命特别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更是一无是处：抗美援朝错、援越抗美错、解放战争错：“千万军民的死亡，换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原来却没有道理，被改革开放否定了”、抗日战争错：“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土地革命错：“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辛亥革命错：“不革又如何?君主立宪，未尝不可”——整个中国近代史全部都是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陈有西学术网：“热带水果”对“茅于轼：战争与和平——人民需要觉醒”的评论)。

　　有点生活常识就可以知道，没什么正经职业、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天到晚什么正事也不干、专门张家长李家短拨弄是非专门说别人的坏话的长嘴婆娘、街头混混之类不是职业骗子也决不是什么正经货，说出的话决不可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是自己实干出来的：从一开始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上千万党员夺取天下、把中国从任人宰割变成核大国，全靠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实干。“普世公知”们半分实事都不干，却整天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没完没了地指责实实在在干事的毛泽东共产党这错那错，这跟那些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不干、专门张家长李家短拨弄是非说别人的坏话的长嘴婆娘、街头混混有多大区别?你说毛泽东指挥打仗不行，你打过哪怕一仗没有?你说毛泽东搞建设不行，你搞过哪怕一个建设项目、有过一砖一瓦的贡献没有?你说毛泽东做事这错那错，你做过哪怕一件实事没有?根本不敢下水的人指责游泳冠军不会游泳，根本不敢上战场的人讽刺常胜将军不会打仗——讽刺不讽刺?从不劳动的人决不会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从不干实事的人决不会懂得尊重别人的苦干实干。大笔一挥，大嘴一张，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多少亿人流血流汗拼命努力创造的历史一笔勾销。如此“普世公知”比长嘴婆娘、街头混混都不如——长嘴婆娘、街头混混胡说八道还有可能是为了图一时的嘴快而不一定是存心坑人，而“普世公知”则完全是为了谋私利蓄意害人。他们的行径一象奴隶监工二象匪——只有奴隶监工才自己什么实事都不干、整天光盯着实实在在干活的人拼命挑毛病、狠命抽鞭子。“普世公知”可不就是整天用笔当鞭子专门抽人的“奴隶监工”?至于说匪——从不建设、从不创造财富、专门用硬刀子到处抢劫破坏的是土匪;从不建设、从不创造财富、专门用软刀子到处抢劫破坏的是文匪。“普世公知”就是一群文匪。说他们是知识骗子实在太客气。

　　结论三：象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不干、专门拨弄是非说别人的坏话的长嘴婆娘、街头混混那样从不干实事却整天指责实实在在干实事者的人必是骗子。

　　第四，说一套做一套

　　凡骗子必定“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因此骗子决不会言行一致，决不会以身作则，必定说一套做一套。

　　——“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决不穿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神奇新衣”。

　　——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鼓吹的一切“原则”、“道义”、“普世价值”，强迫别人干的事自己从来不干——要别人下岗，自己却吃皇粮;砸别人的饭碗，自己却端铁饭碗;要别人当“改革代价”，自己却“先富起来”;骂别人“从来没打过仗”、“临阵脱逃”，自己却躲得远远不上战场;口口声声“民主自由”，却对反对意见蛮横声称“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

　　真理一开始往往被看成空话、谎话。如何区分究竟是招摇撞骗的骗子，还是宣传真理的先驱者?简单得很：就看是否以身作则——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把自己同土匪军阀骗子强盗区分开来?理论联系实际、亲身实践、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同甘共苦”、“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任何其他政党军队都做不到这些。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检验出“普世公知”们是不是骗子——“普世公知”们不是整天高叫“公平”、“公正”、“机会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应该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别人牺牲，自己必先牺牲;要求别人奉献，自己必先奉献;要求别人艰苦奋斗，自己必先艰苦奋斗;要别人冲锋陷阵，你自己先带头上;要别人出生入死，你自己先到死亡线上转一圈;要别人下岗，自己先下岗;要砸别人的铁饭碗，自己先放弃公务员铁饭碗待遇到私营企业打工去，到私营煤矿下井挖煤去;要骂别人临阵脱逃，自己先上战场走一遭;要指责别人“没打过仗”，自己先去至少打上一仗……张鸣们不是指责罗援“没打过仗、临阵脱逃”吗?那他们自己就该先上前线至少打一仗——别的干不了不要紧，志愿帮助中国的“维和部队”，自己掏腰包到战乱地带趟地雷去。趟上一年半载的回来才有资格骂别人“没上过战场”、“临阵脱逃”了。没游过泳的没资格讽刺别人不会游泳，没打过仗的没资格嘲笑别人“没打过仗”，没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没资格骂别人“临阵脱逃”。整天拿自己不敢干、干不了的事讽刺嘲笑别人，只能证明一条：骗子。

　　结论四：凡说一套做一套、理论脱离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上捣鬼、“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导致自己占便宜别人吃亏者必骗子。

　　第五，制造“不上当罪”

　　这是“知识骗子”与“普通骗子”最大的不同之处——普通骗子碰上坚决不上当的人就没辙了。除非有条件改骗为抢，否则没办法逼对方上当。而知识骗子则“天才”地发明了个“不上当罪”，专门用来迫害一切些不肯上当受骗的人——谁拒绝上当受骗就制造出种种吓死人的罪名把人家妖魔化，用话语霸权强迫着人家不上当也必须上当：

　　——“皇帝的新衣”：谁不上当受骗顺从自己谁就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

　　——知识骗子：谁不上当受骗顺从自己谁就是“脑残”、“智障”、“无知”、“劣等”、“愚民”、“暴民”、“屁民”、“极左”、“毛奴”、“改革失败者”、“别有用心”、“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文革余孽”……

　　这一切其实很自然：骗子岂能靠“摆事实、讲道理”行骗?一旦要被揭穿岂能不狗急跳墙?制造“不上当罪”，即便不能用倒打一耙逼觉悟者上当受骗，至少也能杀一儆百把水搅混，迷惑住其他人别跟着醒悟。

　　结论五：只有辱骂和恐吓、没有摆实事讲道理、臭架子十足、不容分说、动不动就给一切不同意见者人扣上种种大帽子和罪状者即专门制造“不上当罪”的知识骗子。

　　把以上五条一综合——“专拿空话忽悠人”、“用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从不干实事”、“说一套做一套”、“制造‘不上当罪’”，是不是知识骗子立刻一目了然。

　　“普世公知”上述五条一条都不缺，说他们是“知识骗子”实实在在“姓何的嫁了姓郑的——郑何氏(正合适)”。

　　二.知识婊子：用“知识”卖身赚钱

　　风尘婊子是谁给钱就用身体为谁服务，无所谓真情。知识婊子是谁给钱就用“知识”为谁服务，无所谓真理。风尘婊子总是傍大款，知识婊子同样总是傍大款。在“嫌贫爱富”这点上二者是“哥俩比JB——一个屌样”。

　　比如“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言必称法律，只是他的“法律”有点象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可以根据情况“迎风一晃”变大变小：

　　——碰上穷人的案子就毫不留情，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赵红霞的行为)符合刑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出卖色相录制视频，是敲诈的一个主要环节”、“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如果敲诈的是500万，并已经拿到，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行，可以重判。”(陈有西：赵红霞与雷政富的罪与罚)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有空子可钻，同样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而雷政富的问题，仅是因为不雅视频，还无法对他进行刑罚追究”、“在刑法犯罪构成上，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犯罪。因此雷政富接受性服务，不构成受贿罪”、“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下，同赵红霞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陈有西：赵红霞与雷政富的罪与罚)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没空子可钻，则立刻态度大变，坚决反对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而且义正词严举出一大堆有法不依的理由：“中国民企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民营企业财富的累积总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来，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找几个罪名易如反掌。累积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会的帽子。而这个帽子一套，人可以杀掉或者判无期，财产可以全部没收。”(陈有西在浙江通衡企业家俱乐部的演讲)“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突出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很多的观念基础，都天然地存在着抑制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基因”、“以前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认为为富肯定不仁，灭尽天下富人才有社会公平。‘均贫富’是他们的朴素理想，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普遍流行，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为私人合法财富和私有制正名，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考虑经济刑法简化问题，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防止全民违法的泛惩罚主义现象”“经济刑法这一部分，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刑法标准，有的罪名分割过细，不利于按吸收犯和牵连犯原则来定罪”、“刑罚的起刑点，在当前的物价条件和经济行为标准来看，已经严重背离现实。如受贿罪贪污罪的‘一万判一年’问题，就是严重同现实脱节的”、“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陈有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

　　看见没有?一碰到富人，根本不等立案就已经来了个“赦免原罪”：“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突出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很多的观念基础”、“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一句话：富人无罪，审都多余，谁起诉富人谁就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

　　陈有西对赵红霞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应予重判”、对雷政富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犯罪”、“雷政富接受性服务，不构成受贿罪”、“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下，同赵红霞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此时他显然不认为“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影响判决公正。但一碰上“民营企业家”，陈有西马上就变了，宣布“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影响司法公正，反对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要求“赦免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这难道不是对穷人一个样、对富人又一个样?

　　而对于“超级公知”茅于轼呢?那就更不用说了。

　　茅于轼公然宣布自己就是要违法：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茅于轼如此明目张胆公然挑战法律，陈有西们连屁都不放一个。什么“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严格按法律办事”、“程序正义”、“公平正义”，全让这些“法律精英”就着狗屎吃了。

　　陈有西如此一往情深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他推荐的“温州‘走路老板’：从数亿身家到欠债3亿”可见一斑：

　　——“暴富钱滚钱炒楼身家数亿”、“炒房的钱太好赚，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业，没有想利润多少，风险多少。完全凭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太阳能公司，我就是跑到我表哥办公室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这个钱好赚。躺着睡觉都在赚钱”。

　　——“包括我，包括温州很多知名企业在内，当时做实业只是摆样子，提供一个平台，融资的平台，人际交往的平台。比如珠宝店，我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别人说，老潘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鞋、珠宝、建材什么都做。实际上是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

　　——“当预期中的银行贷款无法获批的时候，潘晓勇感到了危机”、“羊城晚报：你认为，在你破产的过程中，银行起了什么作用?”“潘：推波助澜!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银行!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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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这个陈有西吹捧的“民营企业家”的成功诀窍一不是技术二不是管理，完完全全是疯狂而轻率的投机——“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有如此轻率盲目的“先进生产力”吗?之所以能发财全靠拿银行的钱炒房地产。只要有关系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蠢驴都能发财，一旦银行断供马上土崩瓦解。如此疯狂的盲目赌博居然会被报刊吹捧为“企业家开拓精神”、“仍然能够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闪现的企业家理想和企业家精神”，陈有西还“觉得是个很好的案例”，要拿来作为“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迫害‘民营企业家”的典型，还要大声疾呼“对温州潘晓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应当如何进行拯救，有没有办法拯救”——如何“挽救”?让国有银行继续无条件给这些投机家巨额资金，任他们肆意用人民的血汗投机倒把谋暴利。凭陈有西的常识，不可能不知道如此盲目轻率的疯狂赌棍投机客根本成不了器，根本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为什么知道还要死保到底?“为富人服务”。知识婊子的本性使然。

　　不光陈有西，其他“公知”都如此——“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对富人一个样，对穷人一个样，富人犯了罪必定千方百计为之辩护开脱：

　　——刚宣布反贪、“苍蝇老虎一起打”，马上有人跳出来闹着赦免贪官：“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刚揭露张艺谋破坏计划生育，马上有人跳出来为他辩护：“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当然包括张艺谋的孩子。许多骂张艺谋的人其实是因为嫉妒，嫉妒套上正义的伪装也还是嫉妒。这种逼迫人弄死自己孩子的法律、法规、规章、办法必须蔑视它。”“必须击退通过煽动仇官、仇富来维护‘领导的看法和打手的办法’的伪民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杨支柱)、“张艺谋是违法了，但他违的是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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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普世公知”何曾为穷人的事如此争先恐后过?说他们对富人的事如此积极主动上心来劲不是为了钱谁信?说他们是知识婊子半点不冤。

　　如今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韩志国也承认，中国社会正普遍流行着“妓女意识”：“金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万能通行证，这是社会陷入迷惘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标志。‘妓女意识’对社会风气的危害要比妓女本身更为深重也更为负面。”

　　中国社会的“妓女意识”从何而来?“普世公知”——没有他们大肆鼓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没有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当“知识婊子”、“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妓女意识”怎么可能在中国社会泛滥成灾?

　　风尘婊子只卖一阵子;知识婊子一卖就是一辈子，“生命不息，卖身不止”。风尘婊子绝大多数的最终目标是从良，换句话说虽然眼下靠卖身为生，但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不管是谁，给钱就卖自己”不正当、不正常、不得已，向往着有朝一日回归正当正常;知识婊子则毫无这种向往，从内心深处就认为“不管是谁，给钱就卖自己”很正当、很正常、很惬意，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卖到底。风尘婊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行当，从不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知识婊子则无此自知之明，见钱眼开卖身求利还要声嘶力竭给自己披上道德外衣。风尘婊子老了卖不动了就不勉强卖了;知识婊子再老再丑再臭也照卖不误，一大把年纪了还老来俏、老来骚，变本加厉浓施脂粉满头插花自吹自擂满世界吆喝招揽生意——七老八十的风尘婊子没见过，七老八十的知识婊子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风尘婊子比知识婊子高尚得多，自尊得多，干净得多。

　　三.知识痞子：用“知识”撒泼耍赖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普世公知”正是如此：“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价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不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对美国“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再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

　　——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

　　——欢呼到司马南宣传毛泽东的讲座砸场子扔鞋;大骂到茅于轼污蔑马克思的讲座抗议;

　　——欢呼群殴吴法天，大骂严惩污蔑毛泽东、歌颂日本侵略的汉奸，为此锲而不舍喋喋不休“每日一呼”;

　　——毛泽东1956年退居二线，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大饥荒等是一线主持工作的人搞的。先骂毛泽东未立即惩罚这些人是“纵容包庇”、“一把手必须总负责”，又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理门户是“迫害老干部”、“极左”——毛泽东没清理门户要骂，清理门户也要骂;

　　——一边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一边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带头鼓吹腐败有理，带头鼓吹宽恕腐败，却又带头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张曙光)

　　——一边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一边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选举”，却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借柳传志之口宣布“不能一人一票”;

　　——说的是“言论自由”，做的是“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一边鼓吹“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说了算叫“民主”，老百姓说了算就叫“民粹”;

　　——“到天津只说去廊坊”、“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增量改革”、“骗出一个体制来”;

　　——对死了22人的7.23动车事故歇斯底里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对死了23人的7.22私营客车事故装聋作哑只字不提;

　　——大骂国有企业如何如何坏，只字不提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几乎全来自“民营企业”，拖欠工资、无视安全生产、工伤迭出、肆无忌惮制造污染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

　　——口口声声“为底层人民代言”，南方报系送报工起来抗议拖欠工资时却一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而且在网上拼命删贴封锁消息;

　　——鼓吹西方法制，却反对把西方法律中无不具备的“欠薪有罪”内容列入中国刑法;

　　——义愤填膺大喊大叫反贪腐，却对“潘仁美”官商勾结事件顾左右而言他;

　　——提到南京大屠杀、保卫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时便拼命呼吁“放下仇恨向前看”、“决不延续仇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取得进展时却大肆宣扬与俄罗斯的历史边界问题;

　　——刚刚一付牛气冲天一脸不屑铁饭碗的模样声称“敢跟单位闹翻，我还真不在乎这个单位”，紧接着就死皮赖脸斩钉截铁发誓“就不辞职”;

　　——连万吨轮没撞坏南京长江大桥都成了罪状：“是早期设计保险系数过大”、“这表明不计成本，南京大桥建设浪费巨大”、“如果把浪费的成份提高十倍，则十万吨海轮撞上去也会不沉”、“应该拆掉”、“南京长江大桥被大型船舶碰击已经多次了，即使大桥再结实再稳固终归是个隐患”、“阻碍日益繁忙的长江航运畅通”、“十来个墩子戳在江里，破坏黄金水道的完整性，阻碍航运，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其收益”、“南京桥现在拆都有点晚了，事实证明，南京桥的修建极大限制了长江航运”、“应该炸了这座毛左的圣物，使之无所寄托”;

　　还有比上述无赖行径更流氓的：

　　我说：“文科类知识分子自命‘精英’即与民为敌”，马上一口咬定我“否定全部文科类知识分子”、“把所有文科类知识分子视为敌人”、“反知识精英以愚昧整个民族!以让你们毛左这群无才无德之人胡作非为!”、“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标准的文革大批判文风”、“毛算文科还是理科?”——凭兴师问罪的这些人的语文常识，岂能连“文科类知识分子”与“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区别都不知道?明明知道却故意胡搅蛮缠混为一谈，明摆着是存心撒泼耍赖，挑明了就是不讲理了。这是什么战术?“苍蝇蚊子癞蛤蟆，泼妇疯狗黑老鸹”的战术——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歇斯底里起哄架秧子要打群架。

　　不过“普世公知”的知识痞子本色也并非个个都挂在脸上让你一目了然，有些还隐蔽得挺不错，不来点认真分析一下子还真看不出来。比如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果不假思索光看字面还会觉得挺合理。然而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这其实无赖之极：“为穷人办事”——“普世公知”们是干实事的人吗?“三斤鸭子两斤半嘴”，光知道吹，什么时候干过实事?真正实行起来只有“为富人说话”，没有“为穷人办事”，其真正含义是“只为富人说话，不为穷人办事”。茅于轼所谓的“为穷人办事”不过是个空头支票假人情。用虚的掩护实的，用假的掩护真的，用根本不可能的“为穷人办事”掩护“全心全意为富人服务”的真面目，这手段无赖不无赖?

　　有人会说，不对，茅于轼为穷人办了事了——“小额贷款”和“保姆学校”。茅于轼到处吹“近20年来我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穷人”，仗的就是这两个“样板项目”。

　　然而这两个“样板项目”真是“为穷人办事”的样板吗?

　　先看“小额贷款”——这其实是放高利贷。茅于轼早就宣布：“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放高利贷赚钱的生意哪个银行不会做?为什么别人做就是商业行为，茅于轼做就成了“为穷人办事”?凭什么?凭的就是茅于轼的特权——“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这足以证明茅于轼所谓的“小额贷款”其实是利用法律党擅自给予的独家特权做违法生意，打着“为穷人办事”的旗号从穷人身上榨油水。明明是“为自己谋利”的私人生意，却硬说成是“为穷人办事”的大公无私——无赖不无赖?

　　再看“保姆学校”——第一，茅于轼不是口口声声说“怎么解决贫富问题?不是打倒富人，而是帮助穷人变成富人”吗?就这么个帮法?让穷人靠当保姆变成富人?第二，如果茅于轼当真想帮穷人掌握一技之长，为什么不搞技工培训却搞什么保姆培训?难道他原来所学的专业不是机械而是保姆?难道他对保姆技能比对机械技术更熟悉、更有研究?一切背景条件都跟保姆八竿子打不着还偏要特地办什么保姆学校，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八九十的糟老头子了还专打穷人家女人的主意——用“为富人说话”、“改革代价”、“城市化”、“房地产疯狂”、“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等把上千万老百姓逼入绝境还不算，还要专门弄出个“保姆学校”来，一则培训穷人女子登堂入室伺候阔佬，二则为富人玩弄穷人妻女创造条件。分明是“为富人服务到家”，却一口咬定是“为穷人办事”——无耻不无耻?

　　茅于轼的保姆学校说一共培训了2万多保姆，为保姆争取到了每月休息四天的权益——好大的善举：先用“为富人说话”造成下岗几千万，失地农民上亿;再用“为穷人办事”把两万多妇女弄进富人家当保姆，还“皇恩浩荡”赏你每周休息一天——面对这种知识痞子，你还能说什么?

　　再看看茅于轼其它的“为穷人办事”：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

　　——“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劳动不创造财富，交换才创造财富”;

　　——“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

　　——“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赞成电费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补助穷人”;

　　——“经适房只有毛病没好处”、“廉租房不该有私人厕所”;

　　——“餐馆剩食放窗口请路人取用”、“让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以保护穷人不挨饿的人权，还节约了粮食”;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从茅于轼上述的“为穷人办事”种种可以看出“精英”是如何为“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彻底否定你的社会价值、砸你的饭碗、砍你的福利、肆无忌惮涨价、将你置于困境，再赏你碗残汤剩饭、恩准你住贫民窟——这就算为你“着想”了。

　　而为茅于轼自己呢?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2年7月16日，6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竞拍者以25.9万元的价格与茅于轼夫妇“品茶论道”;

　　——“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学制7个月，每月集中学习2天，第一天上午茅先生亲授课程，下午举行“师生论坛”，第二天上午由辅助教师授课，下午自由活动。授课地点：北京、桂林、上海、重庆、佳木斯、滕州;结业条件：缺勤不超过2次。每位学员入学前，须一次性缴纳学费6万元。报名费为1000元。

　　看明白没有?这个“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每个月实际“学习”一天半，即使按一天8小时算，每个月满打满算12小时，7个月一共84小时。如果算上2天的“合法”缺勤，那一共只有72小时。这72小时收费61000元，平均每小时收费847元。7个月跑六个地方，等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旅游——这是“为穷人办事”呢还是“为富人说话”?恐怕更恰当的说法是“茅于轼办班骗钱”，恬不知耻做暴利生意。

　　综合上述“普世公知”的特色种种，什么结论?“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知识混混、知识泼皮、知识无赖、知识流氓、知识泼妇、知识恶霸、知识土匪……以一言而蔽之：知识痞子——说形象点，不过一群套着西装革履、架着金丝眼镜、挥舞着文凭、抡着笔杆枪横行乡里的“没毛大虫牛二”而已。

　　四.知识鬼子：用“知识”杀光、抢光、毁光

　　当年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搞“三光”——用“硬刀子”杀光、抢光、毁光。

　　如今“普世公知”对中国人搞“三光”——用“知识”这“软刀子”杀光、抢光、毁光。

　　1.用“知识”杀光：

　　茅于轼说：“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既然劳动不创造财富，那劳动就一文不值。既然劳动一文不值，那劳动人民就一文不值。既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劳动人民，那绝大多数中国人就都一文不值。既然劳动一文不值，那劳动就多余，劳动人民就多余，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多余。既然多余，那原则上就可以消灭——“劳动不创造财富”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一笔勾销了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内含无限杀机。

　　既然“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财富”，那就不是穷人养活富人，而是富人养活穷人(所以茅于轼会说“让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以保护穷人不挨饿的人权，还节约了粮食”)。只要被人养活，命实际上就不是自己的——家畜被主人养活，所以家畜的命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而是主人的，主人对所豢养的家畜有实际上的生杀予夺之权。根据茅于轼的“理论”，既然穷人被富人养活，那穷人的命实际上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富人的，富人对所养活的穷人同样有实际上的生杀予夺之权——可以养，也可以不养;高兴就养，不高兴就不养;养得起就养，养不起就不养;乖乖听话就养，不识抬举就不养，不但不养，而且要消灭——茅于轼宣布中国富人只占5%，剩下的95%“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所有这一切联系起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只能是：95%的中国老百姓应予消灭——“不创造财富”、“纯粹多余”、“靠富人养活”居然还“怀念毛泽东”、“非常有破坏力”、成了“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如此不识抬举，如此不知好歹，如此恩将仇报，如此危险恐怖，那还留着干什么?当然该彻底消灭——就凭“劳动不创造财富”这一句话，茅于轼就奠定了“富人有权消灭穷人”的理论根据。

　　茅于轼不但论证出了“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而且论证出了“中华民族应予灭绝”——他于2011年12月25日13时54分在给“北方狼至尊”的信中宣布：“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共济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他是为了挽救人类!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就算是牺牲我的后人(当然我的后人也未必会牺牲)，那也值得!为了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顾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它没有血腥的杀戮，却与杀戮殊途同归，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减少至5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

　　中国“普世公知”里那么多“经济学家”、“法律专家”，难道都不懂逻辑?难道都看不到茅于轼的“劳动不创造财富”的“理论”与“劳动人民多余、可以消灭”的逻辑关系?难道都看不出茅于轼提出“劳动不创造财富”的险恶用意?根本不可能。然而这么多人中有谁站出来从这个角度反过驳茅于轼?一个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跟茅于轼是一气的，都不反对“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虽然没有茅于轼那么大的胃口要把十三亿中国人一勺烩，但也个个都是大手笔：“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河南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中国的老年人群体真是卑劣之极”、“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素质低劣”、“文革毒素已进入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是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整个阶层整个阶层上千万条人命成批成批地一笔勾销——老百姓再“极左”，追求的不过是跟“普世公知”们平等。而“普世公知”们的追求呢?不但是把老百姓踩到脚下，而且是把亿万人命当成没有生命的数字一般随随便便想抹就抹，抹了还不当回事——冷酷无情，草菅人命，一笔勾销成批成批鲜活生命的生存价值就跟闹着玩似的。

　　茅于轼是头有屁憋不住的多嘴老叫驴，一来劲就忍不住让许多“普世公知”们“能做不能说”的东西顺嘴溜了出来。虽然他不打自招出来的已经极其骇人听闻，但更令人毛骨竦然的是：还有多少“消灭95%”的措施是虽没有被他捅出来、但被更老练的“普世公知”们正在“能做不能说”地默默付诸实施的?

　　已见端倪的“冰山一角”：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中国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毒”、“中国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唿吸的是毒气，已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中国毒食品网站记录逾2千种”、“从三聚氰胺奶到地沟油，从牛肉精到鼠肉串，从水银刀鱼到苏丹红蛋，从瘦肉精到镉大米……中国出现一种接一种骇人听闻的化学食品，食品安全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对中华民族的慢性大屠杀”……

　　任何人，只要还没打算不让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对上述种种惊心动魄中的任何一种都岂能无动于衷?岂能不断然制止?不但听之任之，而且包庇保护，那只能证明是蓄意而为：不声不响就把“劳动不创造财富”、“劳动多余”、“劳动人民多余”、“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中华民族应予灭绝”等“顶层设计”付诸实施。

　　没有灭绝人性的理论，就没有灭绝人性的行动，就不能容忍灭绝人性的事物。没有“普世公知”这群“夺命书生”的“夺命理论”，上述种种“能做不能说”的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绝不可能发生发展泛滥成灾——悄悄决定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取消转基因作物养殖和过境行政审批、年复一年纵容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从这些事实可以发现，每逢涉及中国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决策，就能看到茅于轼们“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的恶魔理论在露狰狞。

　　(有些小青年实在很可怜：为“普世公知”们空空洞洞的天花乱坠如醉如痴，楞是视而不见自己的生死簿已经被人家毫不留情地一笔吊销这个严酷事实——别的不说，你能超脱如今已经无孔不入的毒食毒水毒气毒环境吗?)

　　当年日本鬼子用有形的钢铁屠刀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如今中国“普世公知”们用无形的“知识”屠刀正在屠杀十三亿中国人。他们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更凶更狠更毒辣。日本鬼子没做到的他们要做到——杀光中国人。跟他们的杀人技艺一比，日本鬼子的那一套简直是小儿科。

　　2.用“知识”抢光

　　穷人只有什么?劳力。穷人靠什么生存?出卖劳力。如果出卖劳力得不到报酬呢?立刻一无所有。抢劫了穷人的劳动报酬——工薪，就把穷人抢了个精光。

　　“普世公知”通过鼓吹“欠薪有理”、反对“欠薪有罪”，专门用“知识”抢劫穷人工薪——“改开”以来，“民营企业家”拖欠、拒付工人工资成了家常便饭。“普世公知”们对此从来置之不理，坚持反对刑法规定“欠薪有罪”(以至于西方一家报刊公开说：“我们没办法跟你们中国人竞争，因为你们的工厂可以不付工资!”)。足足拖了三十多年，中国刑法中才总算有了条“恶意欠薪罪”。但这条“恶意欠薪罪”刚一提出，“普世公知”们立刻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群起而攻之：

　　——2010年8月23日，包含“恶意欠薪罪”的刑法修正案被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第二天(2010年8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便跳出来叫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

　　(注：“民营企业家”普遍拖欠克扣工资三十多年都没见吭过一声，“恶意欠薪罪”草案刚出来一天就迫不及待跳起来了——对比何其强烈，爱憎何其分明);

　　——同一天，彭光华声称：“刑法应该谨慎介入民事纠纷,慎用国家暴力干预劳资关系”;

　　——一周后(2010年8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撰文声称：“恶意欠薪罪很可能成为政法机关寻租的法律工具”;

　　——2012年1月1月18日，“财新网”在主页显要位置推出其记者蓝方的文章《打击欠薪政府何为?》宣布：“现实，使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要求按月领取工资等规定变成一纸空文。”(根据此文，“民营企业家”可以理直气壮欠薪，因为这是“现实”的必然!)

　　——2012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借盘点“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的机会来反对恶意欠薪入刑，称要“谨防‘猛药’副作用”;

　　贺卫方把“拖欠工资”定性为“劳资纠纷”完全是恶意歪曲问题性质。“谈判工资待遇不果”是劳资纠纷，“拖欠工资”是犯罪——工资是什么?使用劳动力的代价。欠了工资，意味着已经使用了劳动力。市场经济里劳动力是不是商品?使用了劳动力，就是已经获得了商品。拿走商品而不给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抢劫。抢劫是“纠纷”还是“犯罪”?抢劫商店的商品算“买卖纠纷”还是算犯罪?难道可以说白白拿走物质的商品不给钱才算抢劫犯罪，而白白拿走劳力这种商品不给钱就不算抢劫犯罪而只算“劳资纠纷”?贺卫方号称“法律专家”，难道连这样的基本概念都不懂?凭什么买东西不给钱刑法就要介入、买劳力不给钱刑法就不能介入?这是什么狗屁强盗逻辑?

　　如果抢劫劳力这种商品不算犯罪，那就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奴隶经济——只有奴隶经济才可以白白奴役而不给钱。把“抢劫劳力”定性为“劳资纠纷”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普世公知”们开口闭口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奴隶经济。

　　把“欠薪”定性为“劳资纠纷”是用文字游戏掩护抢劫犯罪;故弄玄虚弄出个“恶意欠薪”是更进一步的玩弄文字游戏掩护抢劫犯罪——抢劫就是抢劫，还有什么“善意抢劫”和“恶意抢劫”?难道“善意抢劫商店”不算犯罪、“恶意抢劫商店”才算犯罪?如果抢劫商店的商品不分善意恶意都是犯罪，那凭什么抢劫劳力这种商品却要分“善意”“恶意”、“善意抢劫”不算犯罪、“恶意抢劫”才算犯罪?抢劫商品可以让抢劫犯和被劫者“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吗?如果不可以，那贺卫方主张的抢劫劳力可以“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算什么法治?

　　“普世公知”狂热鼓吹西方国家的法制，却硬是坚决拒绝把西方国家法律中毫无例外都有的“欠薪有罪”内容列入中国刑法，对肆无忌惮的抢劫劳力的罪恶无动于衷了几十年，最后面对老百姓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才勉强加上了一条“恶意欠薪罪”，却又马上把“欠薪”定性为“劳资纠纷”、实际排除在刑法适用范围之外：“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这不是用“知识”抢劫穷人又是什么?

　　“普世公知”用“知识”对老百姓的抢劫决不限于抢劫工资：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钉子户损害了开发商的利益，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春运铁路一票难求是因为票价太低”;

　　——“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无固定期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

　　——“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

　　——“教育就像买衣服，买不起就不要买”、“媒体呼吁援助穷孩子是无知”、“没钱就别接受高等教育”

　　——“公民应缴‘呼吸税’每人每月20元保生态”;

　　——“只做蛋糕不分蛋糕”、“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

　　——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

　　所有这一切无不围绕一个核心：用“知识”把老百姓抢光。

　　3.用“知识”毁光

　　“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

　　国有资产抢光、经济主权卖光、环境毁光、资源毁光、传统毁光、神州上下一片残山败水、滿目疮痍、土地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粮食危机、水源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婚姻危机、家庭危机、诚信危机、人口危机、风气败坏、腐败化、流氓化、冷漠化、愚昧化、奴才化、无耻化、黑社会化、易毒而食、我害人人，人人害我……

　　任何东西，不管原来多么美好，只要“普世公知”一过手就全部变味，全部毁光，哪怕仅仅是名词，比如：小姐、同志、教授、专家、学者、公知、顶层设计、改革……

　　结论：“普世公知”用“知识”这“软刀子”对中国人搞杀光、抢光、毁光。他们比当年用“硬刀子”对中国人搞杀光、抢光、毁光的日本鬼子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知识鬼子”。

　　五.知识汉奸狗腿子：用“知识”卖国求荣

　　——为外国侵略喝彩叫好：“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

　　——鼓吹卖国有理：“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清人入关与日本人入关，性质上有什么不同?”“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陈有西学术网：“热带水果”)、“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叫爱”、“投降是战争中的一种选择”、“与敌人妥协，甚至向敌国投降肯定是并不伟大的汉民族的一个选项。通过屈服甚至屈辱，获得一个民族的生存权”;

　　——美化汉奸卖国贼、妖魔化民族英雄：“秦桧站起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秦桧投降金朝，相当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融合’”、“李鸿章忧国忧民”、“汪精卫忍辱负重”、“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袁氏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固然饱含屈辱，但实在谈不上卖国”、“若一味斥责其丧权辱国而对其外交努力视而不见，的确有失公允”。(腾讯历史)、“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张鸣);“章诒和说：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总有一天是会推翻的!”(高伐林：“汪精卫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漂亮，才情，人品”、“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章诒和：“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否定中华文明中国人，鼓吹中国分裂：“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港独立”、“广东共和国”、“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普世公知”两大一触即跳：第一，不准提“爱国主义”，谁提谁是“爱国贼”;第二，不准讲“民族主义”，谁讲谁是“义和团式爱国”、“法西斯式爱国狂热”——世界上一切国家中唯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此条件反射;

　　——“爱国贼”、“带路党”、“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三百年殖民地”、“当兵要当美国兵”、“人权高于主权”——同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举世无双;

　　——“看色戒，当汉奸”(吴祚来);

　　——为日本开拓团立碑;

　　——说“狗汉奸”被罚，说“草泥马祖国”则被吹捧为“行为艺术”;

　　——日本明目张胆把钓鱼岛“国有化”后，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于2013年2月4日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宣布中日关系紧张一切责任在中国：“宪政民主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中日都是大国，尤其是中国，目前这点领土纠纷就和这一瓶水一样，只要是理性人就不会为这点事动手打架”、“最近两国关系却因为领土纠纷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中国丧失理性的表达方式，简直是文革的重现，这非常可怕”、“如果中国也能实现宪政，那么领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有实行宪政民主，只有废除一党专制，才能让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彻底正常化”;

　　——吴建民：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将致灾难;

　　——2013年2月4日，罗援撰文《应用五大举措破日本包围，拉拢俄韩围堵日本》;2013年2月18日，罗援称：“凭什么东海游戏规则只能由日本一家说了算?”“我们也可以设立防空识别区，我们也可以打警告弹。我们还可以根据国际社会的通用规则，宣布我们的交战规则。”一贯声称反对死刑的贺卫方当天立即杀气腾腾发表微博“戈登赠言李鸿章”称：“英国军人戈登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之后归国。临别前有赠李鸿章建议二十条，其中有云：‘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个中含义，颇堪玩味。”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一条：“普世公知”=知识汉奸狗腿子。

　　六.自命“精英”是总祸根子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不过反过来说，一个人一辈子只做坏事、一件好事也不做也挺不容易的。然而“普世公知”们就有这本事，一辈子一件好事也不做——不信把“普世公知”们说的话全滤掉，看还能剩下什么?

　　然而问题的要害不仅要知道“普世公知”多么多么坏，而且要弄清他们为什么这么坏，根源何在。不弄清究竟坏从何来，顶多知道提防这一代、这一套的“普世公知”，碰上下一代、另一套的“普世公知”照样抓瞎。

　　“普世公知”们为什么那么坏?为什么“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富人面前是知识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识痞子加知识鬼子、帝国主义面前是知识汉奸狗腿子”?并不是因为他们基因坏、胎里坏、天生坏，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普世公知”们特有的、不会改变的共同社会存在是什么?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不务正业改行专搞文科类行当的知识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一切坏水之源，是总祸根子。这一条决定了“普世公知”们的如下利害关系：

　　第一，与人民群众为敌：

　　文科类知识分子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只能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那里获得生存必须;途径只能有二：第一，提供平等服务等价交换;第二，通过权力巧取豪夺。自命“精英”意味着相应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规定自己与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优等”与“劣等”、“高贵”与“低贱”、奴役与被奴役的不平等关系。既然不平等，那就没有平等服务——不平等的人之间不可能有平等服务：“优等人”不可能为“劣等人”平等服务;“贵族”不可能为“贱民”平等服务;奴隶主不可能为奴隶平等服务。既然没有平等服务，那就没有等价交换，要获得生存必须就只能通过权力巧取豪夺。只要自命“精英”，文科类知识分子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只能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掠夺即敌对，因此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能是敌对关系。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从来只有鄙夷不屑和冷嘲热讽，从无半分尊重。这不奇怪。狼不可能尊重羊，否则还怎么吃羊?强盗不可能尊重受害者，否则还怎么抢劫?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可能尊重人民群众，否则还怎么掠夺?毛泽东早就指出，辨别人的关键是看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充满鄙视轻蔑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敌对关系。

　　第二，与中华民族为敌：

　　要证明自己是“精英”，就必须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高等、高级。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是通过“正向竞争”来证明自己——实实在在做事，用客观成果来比较：用“跑得比别人快”来证明自己是赛跑冠军;用“跳得比别人高”来证明自己是跳高冠军;用“打得比别人准”来证明自己是射击冠军;用“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就”来证明自己比别人都优异……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不做实事，不可能用客观成果来证明自己比做实事的人优等。但要证明自己是“精英”、实现高人一等的目标，他们又必须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高等、高级。解决办法：“逆向竞争”——用主观的夸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用“让人们以为别人都跑不快”来证明自己是赛跑冠军;用“让人们以为别人都跳不高”来证明自己是跳高冠军，;用“让人们以为别人都打不准”来证明自己是射击冠军;用“让人们以为别人都把事办砸了”来证明自己比别人优异……

　　用“逆向竞争”证明自己是“精英”的结果是靠用主观的夸张贬低别人为生，靠骂人为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不干任何实事，却对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对实实在在埋头苦干的人从来看不上眼，从来不屑一顾，从来指责挑剔，从来冷嘲热讽，从来开口就骂——毛泽东要骂、共产党要骂、工人要骂、农民要骂、城镇平民要骂、工程技术人员要骂、军人要骂、民族英雄要骂、中华文化要骂、连“普世公知”自己相互之间一言不合也要骂……(你什么时候见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真诚正面肯定过工农兵群众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拼命吹捧的人有几个不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无一不骂，整天娘天娘地的谁都看不上眼，一开口就是指责、指责、指责、骂、骂、骂(自我吹捧、小圈子里的相互吹捧和对洋大人的肉麻吹捧除外)。离了指手划脚到处骂人，离了用主观的夸张贬低别人干的实事，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几乎没事可干了。

　　“用‘逆向竞争’证明自己是‘精英’”的发展结果是把整个中华民族都贬为“劣等文化劣等人”：一个群体一个群体、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地否定得绞尽脑汁分门别类一样一样地找理由，太麻烦、效率太低、太不彻底。用“劣等文化劣等人”把整个中华民族一勺烩多省事?所有的中国人一下子都劣等了，自己不就立刻高等了?——当然，得给出个自己例外不劣等的借口。什么借口?“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实际含义是什么?“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超越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言外之意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国人只要认同“普世价值”，就不知不觉认同了中华民族是“劣等文化劣等人”;不知不觉认同了鼓吹“普世价值”的“普世公知”是“高于别人”、“代表先进文明”的“精英”;不知不觉完成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最大的“逆向竞争”——把整个中华民族都贬为劣等、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成为高人一等的主宰。由此可见“普世价值”是用“逆向竞争”把别人都踩在脚下、实现自己“高人一等”极巧妙的手段。

　　把整个中华民族一笔勾销贬为“劣等文化劣等人”是不是与中华民族为敌?如此丧心病狂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些文科类知识分子啥也不干还要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

　　第三，毁灭一切：

　　“正向竞争”是用实干竞争，用实实在在的实干结果证明一切;“逆向竞争”是用空话竞争，用处心积虑的主观夸张瞒天过海。“正向竞争”是用行动改变客观世界;“逆向竞争”是用语言制造虚拟世界。“正向竞争”是建设性竞争;“逆向竞争”是破坏性竞争。“正向竞争”是“道”;“逆向竞争”是“术”而非“道”。“正向竞争”堂堂正正光明正大;“逆向竞争”全是阴谋诡计权术伎俩邪门歪道旁门左道。

　　“逆向竞争”只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财富要靠实干才能创造，世界要靠实干才能改变。靠吹牛夸张创造不了财富，靠冷嘲热讽指责诅咒建设不了社会。任何精神的东西不跟实干的物质力量结合就等于没有——也许愚公做过许多无效甚至是可笑的动作，也许智叟说过许多正确得无可挑剔的漂亮话，但改变世界的是愚公，不是智叟;世界上有愚公跟没愚公不会一样，但世界上有智叟跟没智叟不会有区别。

　　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没有凝聚——不建设，光破坏，整天肆意贬损别人、否定别人的劳动成果可能带来一时的勾结，但不会带来永久的凝聚。“靠‘逆向竞争’当‘精英’”这条决定“普世公知”们只能靠指责别人生存，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只有瓦解，没有凝聚。他们带给人的从来只有指责破坏，从来不教人如何建设，从来不能给任何人任何正面的有建设性的东西，甚至不能给任何人以希望——既然他们的哲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那么任何人都不该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希望：“有本事用不着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混得不好是你自己没本事，死了活该”。不管是谁向他们咨询人生之道，答案都万变不离其宗：想成功就必须是强者，是强者就必须“弱肉强食”。换句话说，不剥削，不掠夺，就是“失败者”——这样的答案能给需要希望的人带来希望吗?整天指责别人的人，连希望都不能带给别人的人，能有凝聚吗?如此毫无凝聚的人一旦把持社会，社会岂能不瓦解崩溃?岂能不毁灭?

　　“逆向竞争”靠用语言制造虚拟世界迷惑人顶多管用一阵子，但管不了一辈子。主观夸张的虚拟世界再完美也不能与现实世界抗衡——对电子游戏再如醉如痴，饿急了还得回到现实中来。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用语言制造虚拟世界就象吹肥皂泡，只要气足人众，完全可以吹得又大又多又五光十色把一切真相都掩盖住，让置身于五颜六色的幻觉之中的人晕头转向。但这一切只能管一阵子，一阵风就刮没了。“普世公知”当年拼命吹到天上的美丽肥皂泡——“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今安在?虽然他们不断地吹，拼命地吹，前赴后继地用新的肥皂泡掩盖破灭的肥皂泡，但最终改变不了一个规律：靠美丽的肥皂泡不能永远掩盖无情的现实，靠“逆向竞争”不能永远维持“精英”的神话。

　　“普世公知”最缺德之处正在这里：他们明知自己是“精英”的神话迟早破灭，明知自己不是治国的料，明知自己根本没有凝聚社会、建设国家的能力，明知自己几十年来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了中国老百姓的一致众怒，明知自己一旦当权国家必定四分五裂毁灭一切，但为了自己私利愣是不顾一切把欺骗进行到底;而且为了推卸责任处心积虑故意要把中国搞垮，决意毁灭一切：

　　1.制造“民主万能”神话：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以不变应万变，对按照他们的“民主”蛮干必然导致的一切实实在在的实际问题——社会分裂、动乱、外敌入侵、全面危机……等等一概用“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类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搪塞，因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颜色革命”而迁怒于全民族，破口大骂“中国人的奴性”。

　　2.先发制人，预先推卸责任，把自己一旦当权必然造成的社会动乱的责任提前赖到文革头上：“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文革彻底切断了炎黄子孙与中华历史、传统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联系，颠覆毁灭了五千年中华传统和价值观，对中国人心灵和道德的摧残破坏一直延续今日”、“文革依然活着，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怎么才算“清除了文革土壤”?怎么才能“掘地三尺”“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无底洞。“彻底否定文革”三十多年都不算数，再来三百年照样不够格。既然如此，“普世公知”当然可以敞开了用“民主”瞎折腾，不管把中国搞成啥样都没责任，反正“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社会崩溃了责任有文革顶着。

　　3.大肆为中国崩溃分裂制造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

　　“亡国事小、民主事大”、“劣等文明劣等人”、“三百年殖民地”、“专制的大一统传统根深蒂固，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劣等文明劣等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

　　如今对文革咬牙切齿耿耿于怀的人除了“普世公知”就是贪官污吏，有几个工农兵?回首总结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从国家利益、百姓利益的角度看没一样错，从“普世公知”私利的角度看没一样对;而“普世公知”所做的一切呢?从国家利益、百姓利益的角度看没一样对，从“普世公知”私利的角度看没一样错。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西方国家主流知识分子与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家有底线：不把国家搞垮，不把民族搞垮。而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没这个底线，只要自己能高人一等当“精英”，亡国就亡国，灭绝中华民族就灭绝中华民族，根本就没把十几亿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根本就没把中国的存亡当回事。在他们眼里，人命不过是数字，可以随便加加减减;国家不过是符号，可以随便涂涂抹抹。

　　“普世公知”得不到的就让别人也得不到。明知自己当权会导致中国灭亡，为了推卸责任、逃避惩罚，他们不惜杀人灭口，不惜把一切知道他们责任的人都消灭——“消灭95%”。这导致他们蓄意毁灭一切，蓄意与中国为敌，蓄意与中华民族为敌，导致他们生存就为祸国殃民，明确以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为目标。

　　结论：

　　1.自命“精英”是总祸根子。

　　2.公知=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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