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一个政权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稳定一个政权也离不开“笔杆子”和“枪杆子”。如果说夺取政权时更多靠“枪杆子”，那么稳定政权时则更多靠“笔杆子”。正如刘云山同志在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的：“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政治意识，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
刘云山同志的意见绝非无的放矢。当前，我们的“笔杆子”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了影响极坏的南周新年献词舆论事件。这一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宣传部长有没有修改南周新年献词，而在于这一事件的指向：即宣传部长有没有修改南周新年献词的权力，或者说，党有没有权力管理媒体，哪怕是自己直属的媒体。南周作为一个党媒敢于公开挑战党对媒体的领导，这才是这一事件的本质。无独有偶，本次南周舆论事件中，新华社的记者第一个喊出要起义，公开支持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公开发表社论肯定南方周末是个好刊物，立场明显站在南方周末一边;人民网自从上市之后，已经在立场和南方周末看齐了……这些媒体都是我们中央级的党媒，却在重大事件中不是选择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公然站在中央的对立面。党的核心媒体纷纷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让人震惊。
南周舆论事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以南周为代表的南方报系集团，近几年制造了多个具有影响力的舆论事件，比较典型的有：咒汶川地震是天谴;奥巴马访华矫情开天窗;沉痛纪念911，下流“抗日”918;造谣八毛钱治好十万元的病; 歪曲报道“缝肛”门;辱骂航天员刘洋;发明“谣言倒逼真相”普世论;断章取义报道孔庆东骂香港人;编造“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新闻……登峰造极的是南都深度微博公开发布的这条信息：“如果解放军算是共党的，那人民也应可另组军队，干死丫的”，其猖狂和反动已无以复加。这些舆论事件的矛头大都指向党和政府，均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均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为什么南周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呢？原因是以南周为代表的“南方系”是国内反对党的领导、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右翼势力盘踞的主要舆论阵地。“南方系”其得名来自于一个很著名的报纸——《南方周末》，该报从属于南方报业集团，狭义的南方系指的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纸、杂志(报纸有《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云南信息报》《南方体育》《21世纪环球报道》，杂志有《城市画报》《名牌》《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商业评论》《风尚周报》《理财周报》);广义的南方系，则是指由南方报业集团培养的媒体人或捧红的公共知识分子渗透的所有网络及纸面媒体，例如《时代周报》以及几大门户网站。“南方系”浸淫多年，堪称今日中国主流舆论界的“黄埔军校”，其培养的媒体人及捧红的公知活跃于各个主流门户网站、纸面媒体，甚至是广播电视媒体。即使是新华社这样的中央级媒体，也寄生着大批南方系嫡系或其拥趸。南方系的势力究竟有多大?前两年，南方系某员工得意忘形，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虽然媒体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但是时至今日，四大门户网站控制在南方系或其拥趸的状况没有改变。极右颠覆势力在博讯网上的一篇文章也从反面验证了这点：“随着中宣部对南方报系的打压，南方系的精英纷纷转阵新兴媒体。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百度、凤凰等门户网站的从业人员，尤其是主要把握内容方向的编辑权力，都在原南方报系员工手中，因此中国整个社会的舆论仍然是以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还只是“笔杆子”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来显示问题的全貌。但这些已足以显示媒体存在的问题之严重程度，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媒体的领导和舆论引导能力在下降，反党势力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媒体的渗透不断加剧。
我们党向来重视“笔杆子”问题。“笔杆子”关系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关系到民心向背。“笔杆子”控制在代表不同利益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宣传导向。一个政权的稳定来源于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某个法律法规的狭义合法性，而是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或者说“正当性”。如果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舆论机器，就能够影响这个国家很多民众的思维意识和行为选择。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苏联的瓦解无疑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媒体充斥的这些对苏共历史和社会现实进行妖魔化的各种消息，最终摧毁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从而使得一个世界上有着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被极端右翼势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瓦解了，“笔杆子”最终战胜了“枪杆子”。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和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舆论的导向和控制问题，这无疑是这些国家的长期相对稳定的关键因素。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严密保护和控制。美国的言论自由以不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国家利益为边界，绝对不允许美国的主流媒体充斥反对美国制度的声音，决不允许任何挑战所谓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广泛传播。50年代针对媒体界的左倾声音，美国开展了忠诚调查运动和麦卡锡运动对媒体进行大清洗。60年代，美国又开展了针对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媒体大清洗。1967年美国546名反越战人士被捕，包括儿童文学家斯托克、诗人金斯伯格等，还导致《纽约太阳报》被数度关停。白宫发言人称：“国家意志，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并通告处罚《纽》的原因是其与境外势力勾结。这次清洗一致持续到1977年，基本上清除了媒体界的不同声音。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二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贝卢斯科尼拥有500多家企业，包括意大利最大私营电视台和最大的出版社，占据着意大利商业电视市场90%的江山，触角甚至延伸到法国和西班牙。当西班牙《国家报》刊登贝卢斯科尼与裸女狂欢的照片时，当意大利左翼报纸《共和报》不断刊登他与18岁少女名模的隐秘之事时，贝卢斯科尼毫不在乎:“我丝毫不惧怕，这些照片并不代表什么，也不是什么丑闻。”事实上他确实无需惧怕，因为这些媒体在意大利影响不大，而贝卢斯科尼掌控的媒体几乎从不讨论这些问题。正如巴斯大学的意大利问题研究员菲利亚-阿鲁姆所说：“虽然贝卢斯科尼在1994年才踏入政坛，但是他已经利用自己的传媒集团影响意大利十几年了。贝卢斯科尼对媒体的控制是其多年不倒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舆论导向问题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情况。例如，当年那场风波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失控的直接产物。从当时有“风向标”之称的社科院《苏联东欧问题》杂志就能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1988年12月出版的《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苏联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文毫不掩饰对苏联舆论失控的羡慕：“曾几何时，‘斯大林主义’这个西方世界的咒语，竟得到苏联舆论界的青睐:‘扭曲’、‘变形’这样的字眼竟与‘社会主义’结伴而行;斯大林的名字后面出现了‘独裁’和‘罪行’;而布哈林竟被称为‘列宁的接班人’，西方学者的文章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共产党人》杂志的圣殿……在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从未出现过如此民主、宽松、活跃的局面。即使50年代的‘解冻’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改革浪潮为意识形态工作开辟出新的前景，带来了新的特点，同时也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思想保证。”到了1989年4月出版的《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2期)《匈牙利关于多党制问题的争论》更公然支持匈牙利实行多党制：“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得好：‘关于可能实行多党制问题……应当由(各个)国家的负责领导人决定。在一个国家内建立多少党派的问题或制订任何党的制度问题‘都根据内部的需要，而不是理智性考虑’。今天，社会主义已经冲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新的模式尚在探索之中。波日高伊前不久指出，‘过去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不能受过去的禁令的束缚’。匈党领导愿意‘把自己树立为一个样板，一个实现变革的实验室’，他们这一独立思考，大胆探索的政治实践无论成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都能提供有益的经验。” 要知道，该文的汪毓清可是素以比较“保守”闻名的!至于“开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就不必重提了。试问，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出乱子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出乱子才奇怪了吧?
之后，中国对“笔杆子”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形势一度有所好转。但在苏联倒下之后，中国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颠覆的目标。和对付苏联一样，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同样是先瞄准意识形态领域、从控制“笔杆子”占领舆论阵地开始，经过20多年的经营，舆论形势再度严峻起来。目前中国的舆论形势是：表面上舆论监管权仍然牢牢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但是实际上“笔杆子”已然失控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仅从媒体的动员能力而言，亲西方势力控制的媒体力量甚至已经超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力量。这非常类似于苏联解体之前和1989年政治风波前夕的媒体状态。
“笔杆子”的失控导致了一个诡异现象的出现：虽然我们在宪法和党章中都明确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但是真正宣传马列毛的舆论阵地却在整个舆论资源中占据了微不足道的比例，直接结果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无法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反而在现实中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
理论合法性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前提，所谓理论合法性，就是某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一个政党，如果其理论主张都不合法，那么执政的合法性又将安在?在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合法性是神意(比如宗教信仰，君权神授);在现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合法性是意识形态(比如普世价值，民主宪政)。我党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还叫共产党吗?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还叫中国共产党吗?为什么面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和进攻，许多共产党员居然连招架的力量都不复存在?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妖魔化了。所以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宣传普世价值的极端右翼势力，其基本目标是在中国实现改旗易帜、共产党下台，所有不利于他们基本目标实现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他们反对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必然要妖魔化的，邓小平理论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共同富裕目标，也是他们坚决否定的。而这些都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石。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可能真正的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当前极端右翼势力对共产党进行的妖魔化已经开始由“选择性”转向“全方位”，妖魔化的对象已经从社会主义建设史扩展到共产党的整个革命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扩展到任何哪怕是保留部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内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主流媒体却对某些领导批判改旗易帜的讲话进行软封杀，对强调的不利于他们改旗易帜的内容或者不报道或者进行断章取义的剪裁，给读者传递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信息,其目的无非是想用舆论来引导中国的改革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改旗易帜的轨道进行。
舆论阵地，我们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绝对不会留有真空。以南方系为代表的以宣传普世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媒体，长时期利用其控制的大众舆论平台，进行以下动作：嫁接新闻，编造谎言，手段卑劣;结党营私，封杀中国爱国力量;借揭露中国问题，攻击中国体制;攻击国企，为外资和私企带路;灌输腐朽价值观，解构民族自信与道德;伪造历史，颠覆共产党合法性;贩卖普世价值，充当美国第五纵队。不重视占领舆论阵地的结果是我党的理论合法性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成为舆论阵地的主流声音。舆论失控的严重程度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崇西方价值观的所谓公知成为主流媒体的主要撰稿人，他们给这些主流媒体生产的主导精神产品是传输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媒体的媒体人普遍推崇西方价值观，即便是作为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中青报的很多媒体人都在用西方价值观观察思考和描述社会;网络上抹黑共产党，美化国民党的逆流已经蔚然成风，已经到了公开半公开的肆无忌惮的程度，几大门户网站和炎黄春秋、南方报系等纸面媒体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进行的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阴谋史学，日复一日的影响着很多人对中国现代史的认识，颠覆了他们的历史观……西方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严重影响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让这些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误解甚至敌意。
“笔杆子”的失控导致的另一个诡异现象就是所谓“媒体人”圈子的出现。媒体界流传的一句话是：不怕被处理，就怕被五毛。事实上，近年来宣传部门处理的一些“媒体人”，几乎个个都很快就在私营媒体重新找到了工作，收入甚至超过了被处理之前。而支持共产党和政府的“媒体人”却被斥为“五毛”，受到圈内人的排挤，在媒体界几乎寸步难行……以“南方系”为代表的“媒体人”圈子事实上已经成为脱离党的领导之外的“第二社会”，并且与“教育人”、“法律人”、“经济人”等一个个圈子遥相呼应，隐隐形成与共产党抗衡之势，和东欧剧变前的情况如出一辙。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1989年的“工自联”、“高自联”，前文所提的南周舆论风波不过是这个圈子实力的冰山一角。
媒体、经济和教育领域历来是西方势力重点渗透的领域。他们先是利用经济势力在教育领域和媒体领域进行渗透、培植利益代言人，然后通过教育领域代言人的讲台来影响年青一代学生，通过他们媒体领域的代言人来引导舆论影响大众，已经培养了数量庞大的“美国粉”，这些人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祖国，把美国利益看得高于中国利益，他们爱美国已经胜过爱中国。他们立志于做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以给美军带路为荣。前几年北京大学的焦国标副教授公然宣称：“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等东亚恐怖主义(指中国政府)灭亡了，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近几年旅澳华人周亚辉则更加露骨：“根据中国人的优良的习惯法传统，杀人偿命，父欠子还……中国至少要杀掉2亿支那劣种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此人竟长期担任人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师，可见教育领域和媒体领域失控到了什么程度!
当前，“笔杆子”失控最为严重的当属网络媒体。中国的极右颠覆势力非常重视网络媒体的作用，而且，网络被新自由主义主导。以最近发表在博讯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也正是在2003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和技术开始普及大众，由于其时效性、开放性、高效性、隐秘性、便捷性都远远超过普通平面媒体，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思想舆论的中心，从2008年开始，所有的报纸、期刊、电视、广播几乎都受网络舆论影响，甚至跟着网络舆论走……因此中国整个社会的舆论仍然是以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互联网舆论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中国的流量和影响力占前六位的门户网站基本是以新自由主义声音为主流。网络媒体的情形确实如同《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一文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去看看腾讯网、网易、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的时政版块及历史版块、历史专题，去看各大微博的时政和历史话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报系的前员工们正在新的阵地上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贺卫方、徐友渔、朱学勤、杨奎松、沈志华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历史学者一直占着主导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可见，在中宣部对纸媒体进行清理整顿之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就主要转移到了网络媒体，网络成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舆论平台。其言论之大胆露骨，以至于让极端右翼势力认为这些文章和视频“完全掘掉了XX保守专制势力的命根子”。
由此可见目前网络舆论的情势之严重，之所以会沦落至此，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均由私人资本投资并由亲西方人士控制，有些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引入了外国的风险投资资金，其实际控制权究竟是在中国人手里还是在外国人手里，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一旦主流门户网站被外资控制，那么它们在立场上不但跟社会主义对立，同时也会跟中国的国家利益对立。
在工业时代，谁控制了资源和工业，谁就能控制世界。在信息时代，谁控制了网络，谁就能控制现实；谁控制了互联网，谁就能控制世界。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兰德公司指出，工业时代的“战略战”是核战争，信息时代的“战略战”主要是网络战争。网络战争不见硝烟，但杀伤力惊人。有人形象的比喻“每一次敲击键盘，就等于击发一颗子弹，每一块CPU，就是一架战略轰炸机”。美国在线透露，美国情报机构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暴力政权更迭”，专门开发了各种最新通信工具，美国兰德公司把这种战术称为“蜂拥而至”，意思是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指令。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的“颜色革命”，互联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2010年年底至今，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发生了“茉莉花革命” 。互联网、手机媒体、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新媒体成了这次席卷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的时代标志，这一切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美国针对中国的网络战早已开始。美国通过网络来向年轻人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并且作为对中国实行颠覆的工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更是露骨的承认他们把搞垮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几亿年轻网民和八千万个博客上，认为“他们会带来变化，将中国击垮”;甚至美国纽约时报做出这样的预言“过去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在未来的网络战争中败北”。对手发出的各种信息提示我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确实要提高对网络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特别是微薄自媒体的兴起，让敌对势力对媒体的控制可以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自媒体会占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通过组建水军公司和投资各种营销账号，辅助以其他技术手段，可以“制造”出强大的“民意”，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仅以新浪微博为例，截止到2013年1月31日的最新数据，粉丝过千万的微博已经有73个，粉丝数量介于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的微博有100个，粉丝数量介于一百万到五百万之间的微博有1026个，其中粉丝过百万的营销账号就有几百个。如果把腾讯和网易微博计算在内，上面的数字起码要扩大一倍。事实上，粉丝过百万的微博中，在政治立场上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占很小比例，很多却表现出明确的亲美倾向。而且，坚持爱国主义拥护特色社会主义观点的微博，很难得到资本控制的微博平台的推荐和支持。而没有微博平台的推荐，就无法积累这么巨大数量的粉丝，也就因此无法享有对冲那些反共反华声音的话语权。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媒体从来都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的。这些微博大V中很大一部分如@任志强@潘石屹@李开复@薛蛮子等，几乎每天都在发布一些不利于党的领导打击政府公信力的微博，甚至他们接二连三的在微博上公然鼓吹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而且，这些影响力巨大的微博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联动特征，每遇到热点事件，这些微博之间通过互相转发，可以在短时前内形成微博风暴，然后通过其他媒体迅速扩散;这些微博博主还大都有自己的博客，他们的博客也同样具有的强大的影响力和数量巨大的受众，韩寒作为他们重点扶持的“意见领袖”，其微博转发量经常过十万的同时，他的博客点击量经常超过200万……微博自媒体已经成为当下的网络舆论发动机。
如今，“笔杆子”的失控，不但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各种歪曲，甚至爱国主义的价值观也遭遇妖魔化，严重威胁着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安全。极端右翼势力对媒体资源的控制优势，让他们早已具有制造和改变社会热点的能力;他们采用西方那套媒体传播学，又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通常以反对公权力的“民意代表”、“意见领袖”的面目出现，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极强的煽动性。特别是当今社会积累了一些矛盾，经过这些人的煽动，会把一些小的群体事件煽动成为大的社会事件，什邡事件、宁波PX事件之所以闹的那么大，就跟这些煽动力量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经过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媒体不断的妖魔化，党直接控制的官方或者半官方媒体资源的比重虽然很大，但是公信力和传播能力却在急剧下降。这导致出现社会突发事件时，极端右翼势力控制的媒体可以通过散布谣言来煽动民意，官方媒体却因为公信力的缺失而难以起到辟谣作用。这样一旦出现较大的突发事件，因为缺乏与极端右翼势力平衡的媒体力量，很容易导致谣言四起，从而有可能酝酿成比1989年更大的政治风波。
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遇到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进一步深化，一旦更大规模的危机爆发，西方制度的光环就很可能从此全面丧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继续从第三世界输血，但是这种输血速度已经应付不了美欧的贫血程度，于是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中国。中国的极端右翼势力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力图向中国转嫁危机。他们想在美欧倒下之前先让中国倒下，重演苏联的故事，让中国给美欧大输血。经过多年布局，他们已经在中国各个领域种下了特洛伊木马，埋下了金融炸弹和粮食炸弹，就在等待引爆的时机。到时候，媒体舆论会成为掩盖他们阴谋，借危机来煽动民众的工具。舆论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最大的危机。我们应该把笔杆子问题提到保卫国家政权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把舆论牢牢控制在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支持爱国主义的人手里。否则，苏联的悲剧就很可能在中国重演。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抓“笔杆子”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首先，牢牢确立党管媒体的原则，实现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的统一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舆论斗争中立足于制高点;另一方面要打破“媒体人”圈子这个脱离党的领导之外的“第二社会”，建立起对“媒体人”有效处理机制，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明确私营媒体不得雇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的“媒体人”，并对违规媒体进行处理。其次，要限制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对媒体的渗透，明确大型媒体的国有化原则，从而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对大型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的控制力。最后，要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就目前媒体界的现实而言，主张“改旗易帜”的声音非常强大，他们对从近代史上到今天现实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持全盘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舆论界的主导权，构成了对树立正确舆论导向的主要威胁;因此，目前可以在舆论导向上应该支持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爱国主义者的声音，改变这种舆论失衡的状态，并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流声音，使其成为舆论的主旋律。
在苏联解体前夜的1988年，安娜烈耶娃发表了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沙赫纳扎罗夫拍摄了影片《零城》，对当时的媒体舆论失控局面进行批评。就当时的反馈，看过《我不能放弃原则》和《零城》的人均有80%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很快受到了媒体界充斥的反共舆论和官方舆论的双重围剿，此后便基本无法发声。于是，1989年开始就再也没有任何像样的质疑媒体舆论失控的声音了。失去了制衡力量的极端右翼势力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终于在两年之后夺取了政权。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如果当时苏联当局不是和极端右翼势力联合扑灭这种本就稀少的声音，而是积极培育对极端右翼势力的制衡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舆论的主旋律，或许出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人民也已经失去了这个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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