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成此文揭示了宪政思潮在苏联解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危害,矛头直指体制内的西化派,意味深长。
马克思主义学者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回答,放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确可以理直气壮。当初,毛泽东主席就是这样回答的。但是,放在六十多年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恐怕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公有制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市场机制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按马克思定义的资产阶级早已经壮大了。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上壮大了的资产阶级自然会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虽然政权还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是,招商引资政策,使政权主动向资产阶级投怀送抱。腐败、官商勾结,又使干部自身成为大资产者。因此,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今日政权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权,人民民主专政也就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究竟是资产阶级专政好?还是资产阶级宪政好?
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宪政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委员会。因此,要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逻辑至此,马钟成恐怕就难以接受了。因为,这就是网络上的所谓极左思想。马钟成身为体制内的研究员,维护体制的合法性是本职工作。作为国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马钟成受雇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一定有马克思主义者会问马钟成:稳定?谁的稳定?是资产阶级的稳定?还是无产阶级的稳定?还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稳定?
也就是说,当马钟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现体制辩护时,却不料,马克思主义是比资产阶级宪政思想更具颠覆性的思想。想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为现体制辩护,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闭上眼睛,不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假定当今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马钟成恐怕就是这样做的。人民大学的杨晓青也是这样做的。按说,这样的学者,是对当今体制最忠诚的学者。马钟成恐怕是一个笔名,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却忠诚于一个按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资产阶级政权,故名“马忠诚”。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样的人还有许多,被统称为“老左派”的就是。更奇怪的是,如此悖逆学理忠于政权的人,比如杨晓青,却引起中国人民大学宪政派教授的公愤,差一点就被革除教职。如果不是有更高层的老左派人士伪装成自由派,劝那些宪政派的教授“兼容并包”,杨晓青还真就落难了。
马钟成知不知道杨晓青的故事?应该是知道的。在社科院,马钟成还有生存余地,毕竟那里是直接为体制服务的,老左派的势力还有。但是,当宪政派的势力都已经占领了中国人民大学时,其他如北京大学一类,本来就更欣赏自由主义的学校,早已不在话下了。这就是问题:社科院何时被占领?
更深入的问题是,老左派们即使守住了社科院的法学理论阵地,又怎么样?还能持续地复制出大批悖逆学理忠于政权的老左派吗?要知道,学理毕竟是重要的。当老左派们能够悖逆学理时,他们也很痛苦,至少有不安。之所以能够悖逆学理,是因为他们一生经历了党内斗争和运动的风风雨雨,养成对党的深度忠诚。年轻一代则缺乏这份经历,也就很难复制老左派的心路,要他们悖逆学理很困难。于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成为革命派,也就是被主流舆论所称的极左派,占到政权的对立面。但是,这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还需要面对国际共运普遍失败的现实。或者,成为宪政派、自由派,熟悉按马克思定义的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成为资产阶级学者。显然,三十多年来,大多数学生都成为了宪政派、自由派,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教授、博导、院长、院士,控制了绝大部分教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自由派的政府公务员、学者、编辑、记者。
这才是现实,是马钟成们不敢面对的现实。脱离这个现实来为政权的合法性辩护,也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这真是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个政权是有合法性的。大多数群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真想推翻的人也少。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和社会面貌,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举世望去,没有哪一个国家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这是这个政权的真实的合法性所在。
然而,只要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深入洗礼,或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或者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右派;却都想颠覆政府,更换政体。这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力量!只要不符合西方这一派或那一派的理论,你做得再好,也没有合法性。相反,即使苏联解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西方话语也会赞美说,这是阵痛,是黎明前的黑暗。或者,即使大跃进时的确犯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西方另一派话语也会说,这是向共产主义前进要交的学费。
宪政就是这么一种西方话语霸权。遗憾的是,与宪政思想相对抗的,还是另一种西方话语霸权。难道我们就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吗?有的,那就是“以德治国为主导,以法治国为基础”。治国,无法不行。无法,社会生活就没有稳定性,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就不能建立。这是中国自古就有、先秦为盛的法家思想。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制定、修订、执行、解释,都需要有道德的人,这就是儒家思想。儒法并用,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为主导,才是治国安邦的普世价值。
中国派缺席,左右两派辩论,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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