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舆论格局中，西方媒体毫无疑问仍处于强势地位。由于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加上长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与新闻传播方面充斥着疑惑与敌意，表现为一些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存在大量偏见，经常出现虚假新闻。在主流西方舆论看来，“棒打”中国用了假材料的罪过，比为中国辩护用了真材料轻多了。
三种手法制造偏见
这些年，部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有意无意制造偏见的手法花样百出、离奇多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通过捕风捉影甚至肆意歪曲的新闻素材污蔑中国。一些西方媒体总是不向受众完整全面准确地传递客观事实，而是采用种种手段，管窥蠡测，传递扭曲、异化的中国形象。这一点在2008年西藏拉萨“3·14骚乱”的报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当年3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然而BBC的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救护车上大大的“急救”二字。类似歪曲事实的事例还有不少。德国《柏林晨报》网站3月18日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硬说成是在抓捕藏族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国军人将藏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明明是印度警察。这些西方新闻媒体掌握全球绝大多数传媒资源，在各地派驻有大量记者、观察员，其后方编辑也号称阵容强大，却在这种重大事件报道中集体出现基本事实的严重错误，这就绝不是所谓“偶然意外”或“技术事故”所能解释，很难不让人怀疑其叵测居心。
其二，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报忧不报喜。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客观报道一些灾难性新闻、负面新闻和舆论监督是正常的，但这种报道也应该综合考虑、加以平衡，从而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真实面貌，绝不能以偏概全，用所谓“个案真实”掩盖社会整体真实。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在收入及发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也必然存在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这些客观现实无需讳言，媒体适当的报道提醒，对于增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一味片面报道负面消息，就会误导西方受众，不利于国外民众了解中国发展为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不利于国外各类企业、团体等把握、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其三，持续炒作敏感议题，使反华舆论发酵升级。部分西方国家善于运用不同媒介形态的特点，“适时”开动强大舆论机器，进行种种关于中国负面消息的议题设置。比如，2014年1月6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抵达埃塞俄比亚，开始为期6天的非洲四国之行。中国外长在新年之际出访非洲国家的传统已经延续了整整24年。但西方不少媒体却趁机称，中国同非洲发展关系就是为了攫取非洲的能源，将中国在非洲合作项目甚至是援建工程都打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重新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企图挑拨中非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类议题设置妄图阻挠中非之间正在加强的密切合作，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此举不仅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也引起了切身感受到中非关系飞跃，并从中得到切实利益的非洲国家的不满。尼日利亚《每日信报》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要求非洲警惕中国：葡萄牙人几百年前将1000万非洲人卖到美洲大陆做奴隶;法国应该记得他们的亲戚比利时国王1884年在柏林用一支铅笔瓜分非洲;英国也应保持安静，100年前，他们让非洲孩子唱诵‘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落’;更别说德国了，他们19世纪在纳米比亚、多哥和喀麦隆做了什么?”这样的质问体现出非洲国家媒体清醒的认识，也让那些视亚非拉为其固有势力范围的欧美国家媒体很是尴尬。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媒体十分善于在假称公允客观的报道中夹杂私货，通过议程设置及内容把关等手段，筛选“创造”出他们自己眼中的中国，并把这种宣传呈现给西方民众。为了给中国发展增加更大的困难，西方媒体置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于不顾，热炒所谓“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在诸如国际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等工作中分担过多责任和成本;可当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崭露头角，准备履行应负的国际责任时，这些媒体又惴惴不安，赶紧搬出夸大其辞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愿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合理的话语权。这些报道中的误解和偏见，甚至“妖魔化”宣传，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无疑是有害的，既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与判断，容易造成误读误判，又对增进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带来负面影响。
涉华报道偏见由来已久
西方一些媒体之所以在涉华报道上存在巨大偏见，除政治体制观念上的差异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传统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西方对东方的顽固成见。其实，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的偏见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近代西方媒体诞生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两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加紧开拓殖民地，用坚船利炮打开许多国家闭塞的大门，以扩大其原材料来源地与倾销市场，从而运用价格“剪刀差”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由于交通及通讯条件限制，早期涉华报道主要是西方的报纸杂志聘用的传教士、旅游者、外交官员所撰写的通讯报道。由于各种各样的偏见以及对中国国情、国力的不熟悉，西方报道中，当时的报道以负面猎奇式报道为主。不少西方媒体工作人员常常把调侃、挑衅中国作为其填充版面、扩大销量立竿见影的手法。比如，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时报》便对其行程十分关注，做了长篇累牍的报道，甚至发了新闻特稿，对中国大员吃饭穿衣等情形进行了面面俱到的报道。这些浮光掠影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占据绝大部分，充斥着对中国人的偏见与不解，严重误导了西方民众(包括接受此类宣传的西方以外世界的媒体受众)，认为中国百无一是，甚至产生了“黄祸”的舆论歧视。
此后，虽然传播媒介不断演进丰富，出现了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新传播载体，但西方媒体传播内容的偏见并没有消失，反而新增了许多新偏见。这不仅给自我标榜“公正客观”的西方媒体扇了一记响亮耳光，更直接影响广大受众，使他们看到了一个被异化的不真实的中国形象。
笔者认为，我们要对西方媒体保持应有的警惕和防范。这些层出不穷的偏见报道再次用事实证明，西方媒体有其不可抹煞的阶级性和难以回避的局限性，国内舆论在了解和传播这些观点时，必须格外警惕、切实把关。更重要的是，要抓住当前新媒体传播技术演变和媒体融合发展带来的重大契机，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只有千方百计壮大我国主流媒体的竞争力，才能不断扩大境外传播的影响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保证我国掌握文化话语权，用自己的媒体及海外华文媒体扩大对外宣传。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经济日报社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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