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批倒“王长江”（二）
《一定要批倒“王长江”(一)》(简称“批一”，以后相继称“批二”、“批三”……)提到的徐孟献评论发表在钱昌明《王长江究竟“反党”了没有?——对照 <党章> 看党校教授的“7•29”讲演》文评论栏里，标题是《与左派商榷》，全文是：“我看过王长江的讲话，看不出有任何反党的迹像。恰恰相反，他的讲话是实事求是地。然而却遭到左派网站一边倒的围攻，被扣上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别的不讲， 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它首先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党、马克思主义是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既然这样，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该怎么说呢?请问，到底哪个标准对呢?这个提法有一个危害，就是脱离实际发生的客观情况，只谈理论不顾实际。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当你面对新问题新现象，你观察它研究它，最终得出结论是与已有的结论不同的。正因为此，才有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方方面面的问题扭结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现象新问题，是已理论没有观察过或观察不到位总之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的第一要务，最为关键是要客观地观察这一新现象，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这一新现象，而不是用党的文件马克思主义去拒绝这一现象。依据这一点，我认为 王长江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其结论是研究新现象后得出的必然性结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心所向世界潮流大势所趋，秦朝的体制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达了峰顶。物极必反，共产党只有带领人民向民主政治迈进，才有希望。”
还有鲁宾的评论：“王长江是否反党，关键是看他是否坚决拥护以习大大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其他，你说的不算。”
jlslkj 的评论说：“对王长江的观点不赞成。但直接说王长江如何反党似乎帽子大了些。一次会议上和王长江交谈过，感到这个人还是很谦逊的，也很有学问……”
这些评论表明，王长江颇能迷惑人，不揭露它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并批倒批臭，会流毒全党，祸害社会。
徐孟献提出了两个论点：一、衡量王长江是否反党，不能用党和马克思主义做标准，要以实际为标准;二、王长江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其结论是研究“新现象”后得出的必然性。总的说来，王长江是否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泽东在评苏修公开信中提出的。三十多年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有人用毛泽东的这句话来否定毛泽东，而一些左翼中人又为毛泽东辩护而否定毛泽东的这句话。他们都混淆了概念，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是真理本身。如果实际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理论研究，不用实事求是了。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个说法是“认识要符合实际”，“实践”和“实际”，毛泽东是通用的。事实上，我们讲“实践”，是指社会活动实际结果，无论活动和活动结果，都包含在“实际”中。社会现象千姿百态，列宁说，你可以举出需要多的事实来证明任何一个观点。你把资本主义的好处集中起来，那资本主义可以说成是天堂，你把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集中起来，那社会主义可以说成是地狱。实践不是某种行为，实际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各行其是，一时的现象，都不能做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还必须要经过分析。在具体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实用主义，经验主义。
实事求是有很强的党性。关于这点现在许多人不知道，而一些人又忘记了，不再讲，好象已经进了“大同世界”，真是“真理目前人人平等”，但客观世界并非如此 ，它充满着矛盾。《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对立的两种看法：一种说：“好得很”，一种说“糟得很”立场观点不同，认识自然不同。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对贫下中农和革命党来说，确是好得很，而对地主劣绅和国民党右派来说，确是糟得很。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有些事情，对一类人有利，对另一类人不利。有些事情，从一段时间的实践看，是有利的，可行的，但长远后果不好，不可行。有些事情，从局部的实践看，是有利的 ，可行的，但对整体却是有害的 ，不可行。可见，不从一定阶级的，不从这个阶级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来讲实事求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会产生悖论 ，会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
以上是一般地讲真理标准，具体到王长江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实践、或客观的实际标准是什么呢?鲁宾说“王长江是否反党，关键是看他是否坚决拥护以习大大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现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没有表态，你怎么看呢?如果一直不表态，是不是就没有标准衡量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了了之呢?可能有人在这样想。
徐孟献认为应当以“新现象”做标准，他说：“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它首先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党、马克思主义是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既然这样，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该怎么说呢?”把党、马克思主义与“实际”对立起来。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这里谈的实际问题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符不符合实际的问题。
比如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犯法，只能“以法律为准绳”一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只能以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标准，这个标准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王长江作为共产党人，检验他的言行是否“三反”的实际标准，只能是党章。不符合党章标准的人不能入党;违反党章规定的党员要受到批评或处分;反对党章就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不论是什么人。所以，jlslkj说王长江“这个人还是很谦逊的，也很有学问”，鲁宾说“王长江是否反党，关键是看他是否坚决拥护以习大大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都不能做标准，我们不能以人划线。对于党中央的政策，总书记的指示，同样也必须以党章做标准。不要认为谦逊的人、有学问的人就不会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要认为领导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少领导干部讲“我就是党”，是把个人凌驾于共产党之上，是错误的，不能承认，而且必须反对。
至于党章是否符合实际发展，符不符合“新现象”，这是另一个问题，确实应当以实践检验为标准，所以党章有修改，也需要修改。而修改党章后的党还是不是共产党?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共产党这个称号只能确定地属于一定的组织，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和行动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才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党性，核心的就是党纲里的这三条，其他的，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是党在一定时期中提出的发展经济的手段，是会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而上述根本的三条，是不可改变的，改变了，就不再是共产党。讲“不忘初心”，根本的，就是不忘记这三条，忘记了，就是忘记建党的宗旨，就是背叛共产党。
尽管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仍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恩格斯也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页、第31页)毋庸讳言，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贪污变节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也有重大修改，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还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确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行动指南”。这毕竟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我们还是应当根据它来判断中国共产党党，判断每一个党员的言行是否符合党性。否则，就无以判断谁反中国共产党。
我之所以提出一定要批倒“王长江”，不在于王长江个人，而在于不忘初心，防止把《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这三条改掉了，彻底把中国共产党“改革”成资产阶级政党，让走资本主义道路名正言顺!
我与徐孟献是“君子之辩，没必要上纲上线。”通过“君子之辩”，希望大家，不仅徐孟献，更主要的是希望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一再问王长江授课的来龙去脉，提出一定要批倒批臭“王长江”。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至今没有表态，是事情复杂起来。尽管从字面上看，总书记讲话与王长江授课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很明显的相对立，但是。会不会也被王长江的“转变”转变了?我真担心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也像徐孟献一样认为“王长江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其结论是研究新现象后得出的必然性结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心所向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会不会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也包括中国共产党?要用市场关系来改革、转变中国共产党!?
“王长江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其结论是研究新现象得出的必然性结论”吗?请看我后面的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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