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及其伙伴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和票选政治，在经济上主张资本无障碍的自由流动，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上主张保障资本主义范围内最基本的言论和结社自由。
他们的这些主张，发端于70年代末期，快速发展于80年代初期，在80年代中前期甚至一度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拥护。
他们的意识形态最初是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出现的。
他们中有作家，有高校老师，有新闻工，有公派出国学习法律的法学家（多数也是老师），有公派出国学习经济的青年人（一部分成了老师，一部分进了体制），他们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通过自己掌握的讲坛、文学杂志和新闻媒体，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希望建立经济上资本自由、政治上宪政民主的体制。
这是一种明显的反叛，而这种反叛最初出现在文艺界。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反映那个时期的一些故事），拉开了反叛的序幕。伤痕文学断章取义截取某些片段，片面渲染上一个时代的苦难，在当时它的确赚取了众多读者的眼泪。这种反叛还出现在电影界。《庐山恋》毫无疑问是最出名的一部。
报刊杂志也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80年代中前期，一个叫做张华的大学生因为救一名农民不辛身亡。这个事情被自由主义者抓住，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年轻大学生救一个农民值不值”。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大学生的价值比农民的价值更高，不应该去救。这样的舆论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完全背道而驰。这场争论最终在官方的介入下停止。然而，当集体主义的经济被瓦解的时候，集体主义的思想自然抵不住自由主义的冲击。
80年代的大学生还有着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情怀，他们成立各种社团讨论思想问题，关心中国的未来，邀请各种人去办讲座。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思潮毫无疑问渗透到了大学。
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顶点是一部叫做《河殇》的记录片。它用似是而非的类比，把中国称为黄河文明，是保守而内敛的，把西方称为海洋文明，是开放而包容的。这部记录片曾经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影响，是80年代公知反叛的顶峰。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在这部书中，莫言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展现我党抗日队伍的形象，比如，他明里暗里地将我党的队伍和狗皮联系起来。“在血红的暮色里，二百多个土八路哈着腰出了村。他们每人披一张狗皮，狗毛朝外，狗尾巴拖在两腿间。阳光照得狗毛灿烂，五颜六色，美丽而古怪，恍若妖兵群魔。第一次身披狗皮出战，胶高大队队员们心情也鬼怪妖魔，他们看到阳光血一样涂在战友们的皮毛上时，脚下都如腾云驾雾一般，走得忽快忽慢，确如狗行。”
1989-1992年，这群人的声音一度被限制。1992年南巡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行，他们的声音也达到了高峰，因为市场化需要他们的意识形态。国企改制、工人下岗、三大改革（医疗、教育、住房）基本都是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完成的。
南巡之后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而这些人凭借其对市场体制的熟悉，凭借其对市场规则下法律制度的熟悉，掌握了理论的高点。他们充分利用大学的讲坛和媒体，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民间。
一时之间，李慎之、朱学勤、秦晖、厉某宁、张某迎等等知识分子，在不同领域相互唱和，建立了一套解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众多领域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最终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剑”，而这成了这群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并引用至今。
这个理论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在经济上否定辩证法，把市场宣布为永恒的东西；他们在历史上否定奴隶史观，鼓吹英雄史观；他们在文学上否定文学的阶级性，鼓吹超越政治的真正的文学。
从本质上讲，莫言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莫言否定文学的阶级性，鼓吹人性，这在实际上就掩盖了他文学的资产阶级属性。
任何一部作品，如果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话，它一定在自发或自觉地揭露统一社会的各种对立。而一个伟大的，会在揭露对立的同时，自发或自觉地站在代表新生事物的一方。
我们以《好了歌解注》为例。这首作品通篇都在描述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且把世界（封建社会）描述为对立面不断转化的世界。
开篇即讲，“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现在为陋室空堂的地方，当年居住的是达官显贵，现在满是衰草枯杨的场所，当年曾是莺歌燕舞之处。强烈的对比（对立），繁荣和衰败的转化，以及隐藏在转化背后残酷的阶级斗争（转化的条件），通过一种感性的冲击，呈现了这样的一副场景：在岁月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它们都在某种条件下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
接着曹雪芹通过一系列的对比，突出了各种对立以及对立面的转化。雕梁画栋结满了蛛丝（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贵族公子流落街头沦为乞丐（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富家小姐家破人亡沦为妓女（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高官显贵不慎沦为阶下之囚（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穷酸腐儒高中登上天子之堂（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这一切的背后，就是那封建社会末期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曹雪芹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看不到斗争之后的出路，于是让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于虚无，“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样的归结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优秀，并不在于最后的个别结论，而在于它整个的展开过程自发或自觉地展示了时代的冲突（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以及明显的进步倾向。《好了歌解注》无疑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作品。
社会中的对立，就是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对立，不同阶级的对立就是政治。文学作品以感性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这本身就是在反映政治。
莫言鼓吹人性，要求文学超越政治，但是他自己的《生死疲劳》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反对集体所有制，鼓吹小农经济，树立了一个死也不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英雄”，而这个“农民英雄”却被合作社诸多为难。
莫言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坚持小农经济的农民身上，就在事实上把感情倾注在了富农身上（因为当时反对合作社的主要就是富农），进而把感情倾注在了潜在的剥削阶级身上。
毛主席无数次说过，一旦走上小农经济的路，农村就会迅速出现阶级分化，有钱人会讨小老婆，穷人却连婚都接不上。莫言的《生死疲劳》初次出版是2006年，三农问题已经彻底爆发，毛主席说的事情早就出现。莫言是在眼睁睁看到这一切后，还站在反对集体化的一边，自觉地用文学作品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也就是说，莫言通过作品反映了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独立，并站在了富农一边，支持小农经济反对集体化，因此也就在事实上站在了剥削阶级的一边，赞成必然出现的贫富分化。
莫言让自己的文学作品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俘虏，却禁止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自觉地揭露这种对立统一，鼓吹什么超越政治的文学，这是典型两面派作风。
和莫言一起的那些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他们以自由的名义自由地把国企卖给管理层，而在自由的名义下，主要的受益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这也成了这些知识分子最大的社会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已经基本完成，私有化必然导致的诸多矛盾也开始不断发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的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在这批年轻人整个成长过程中，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和全球影响都在不断增强，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基于这种自豪感而形成的爱国主义情怀。学校的环境和教育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朴素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但是，即便是学校也很难完全构筑阶层的防火墙。年轻人在学校的时候就会发现，有钱人的孩子能请更好的家教，而穷人的孩子多数只能读更烂的学校。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不断下降，寒门已经难出贵子。而当他们走出校园接触社会的时候，阶层固化更是随处可见。高涨的房价，微薄的薪水，不学无术的二代因为有个好爸爸却能找到更有前途的工作。这一切又使得青年人分化了。
一部分人成了小粉红，后浪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一分部人成了左翼青年，韭菜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小粉红高呼祖国万岁，有意无意抹黑我党抗战队伍的莫言，自然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左翼青年用阶级的视角分析社会，而枉顾阶级差异的莫言自然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
于是，一片打骂声中，莫言逐步就成了落水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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