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说“原罪”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
杨鹏现在进入到“道德层面的“原罪”问题”。
他说“改革的过程，是无数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是‘权利’从‘权力’手中分散到了更多人手上，这是权利回归的历史运动，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的运动。从人的生存发展，从人的自由尊严，从人格的平等，从人创造力的释放，从每个人都需要编裙子来挡私处的角度来，从‘官’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看，‘化公为私’没有错。”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社会学博士的“改革”宏论。不知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读了杨鹏的这段宏论，能认同他这个说法否？我可以肯定说，如果“改革总设计师”还健在，必定要严厉地谴责批判。但这就是那些“坚持改革不动摇”的精英们的公开主张，只是杨鹏更可爱，他讲的比任何人都明白：改革就是化公为私。
我不否定杨鹏等精英们的“改革就是化公为私”论，左派和右派的主要分歧也不在对改革事实的认识上，根本分歧在于评价不同，互相完全对立。左派认为“化公为私”是罪，不道德；右派则如我们看到杨鹏写的，“‘化公为私’没有错”，“是还天下于天下人的正义的运动”！
我也不愿再说杨鹏不知羞耻，他就是这德性。他想把“原罪”说成“原功”，就“曲解”《圣经》；现在他只有把“公”说成是“官”，把“私”说成是“民”，才能制造出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理念”。他根本不按正常的理解而只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一切。他总是需要与人类社会公德相对立。
不能否认，官与公有关系，官在旧社会也叫“公事人”，解放后叫“人民公仆”，现在也叫“公务员”，都和“公”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公事”和“公事人”即“官”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民”和“私”不是同一概念。“民”作为一个大概念，恰恰是作为一种群体表现为“公”，所以，“民众”也叫“公众”，我们讲“人民”、“公民”、“国民”、“民族”等等的“民”，都没有“私”的含义；“民”作为小概念的单个的张三李四，在现代社会里也不可能完全作为私人而存在，当张三李四被称为“民”时，常常不是作为单个的私人而是作为民众看待。
我钻这些字眼极可能是多余的事情,他要说“对我来说，‘公’就意味着‘官’”，谁犟得赢他？揭露伪理论，最好不要谈理解，而是讲实际。我们不妨问问他，“权利”怎么“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先说权，“官”的权确实有好多，单说政府，从主席到村官有好多级，他们的权怎样分到“民”的手上？总不能人人都当主席行使主席的权，如果还是某一个人当主席行使主席的权，那其他的民不就还是民吗？我不知道公权怎么能分为私权，怎么能把权“化公为私”？
再说“利”，那就更多，有各种各样的税和费，有许许多多工厂企业，问题还是怎样分法？农村可以分田到户，不纳粮，杨鹏的祖母做过豆腐卖，他对做豆腐有些了解，知道那可以单干，他本人会写点文章，有知道文章可以单独写，这些权和利都可以分散；但工厂呢？企业呢？我们看到，杨鹏主张“化公为私”，把“官”产化为“民”产，但在他的文章中，只具体提到“将人民公社控制的土地‘化公为私’到农户”。
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官”是象人民公社这类的共同体；所讲的“化公为私”就是把公共体的土地承包到户经营。对于工厂企业，他就没有具体说，他说不出来，他不知道怎样分，因为厂房、设备分了就不能生产，企业分了就不存在。
我认为杨鹏这句话说对了：把“无数的权利从‘公’的盘子中分到了‘私’手上，从‘官’的盘子中分到‘民’手上”，是“回归的历史运动”。这确实是历史的回归运动，从现代化生产的社会经济，回归到旧时代的自然生产经济去。这是不可能的或注定要失败的历史大倒退。
分田到户早已经实现了，那么是否象他说的，“从人的生存发展，从人的自由尊严，从人格的平等，从人创造力的释放，从每个人都需要编裙子来挡私处的角度来，从‘官’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看，‘化公为私’没有错”？实践的回答是：“否”。农民早已经不想困死在“化公为私”的土地上，不想生活在杨鹏说的能使他们“独立与尊严”的“私”的“全新的世界”里，“一亩二分地”的世界太小了，“从人的生存发展，从人的自由尊严，从人格的平等，从人创造力的释放”等各方面都把人限制住了。所以数以万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到城市里。城市里“垄断控制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但是已经私有化给私人，不可能再分给他们，相反地倒要他们提供属于他们自身的人身资源，血呀，汗呀，还有那用“裙子来挡住自己的私处”！留下的“化公为私”的农村，一直是需要“官”——国家时时为之操心的“三农”问题。农村中还有个别的地方如南街村，那里的人不吃禁果“不知道羞耻”，却过着让第一个吃禁果的小岗村的智慧人也要“傻乎乎地回到伊甸园”的生活。杨鹏有了智慧，知道了分别善与恶，知道了羞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坚持“从经济层面看，一定要‘化公为私’”，他得用裙子来挡住自己的私处。
杨鹏“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什么是腐败？腐败不是“化公为私”，而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就是一些人把公共资源分到少数特权者手中。”但是，杨鹏这条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的裙子太不严实，漏出的“私处”还是不少。
不管杨鹏说什么“‘化公为私’一定要公平进行。道德是什么？不就是公正的感觉吗？不就是权利要与义务对等，权力要与责任平衡的内在律令吗？公正与平衡的原则，这是从神来的，是从天道秩序中来的，表现在人心之中，这是人心之中的法”等等随口而出，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天道”“人道”，都解决不了如何化公为私“还天下于天下人”，也无法解释分田到户产生的问题。“化公为私”再公平也不可能“还天下于天下人”，这个自相矛盾，是号称“著名学者”不应有的思想混乱。
杨鹏终于还是认识到“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看到要“将矛头指向不断‘化公共资源为官商之私’的制度温床”。不管他是真心假意，自觉不自觉，他能这样讲，我就非常欢迎。只是，我不能同意他说“‘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在腐败的公共制度身上”。杨鹏要我们“先把问题想明白，先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一个只按自己的理解来认识事物的人，怎么能把问题想的明白呢？
他就没有想明白，官员腐败只是“现罪”，不是“原罪”，更不是“‘原罪’的根子”。腐败决不是与官员与生俱来，有很多官员并不腐败，而且反腐败。所以腐败这种罪不是“原罪”，如果腐败是“原罪”，那就官场无好人了！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请中央领导人出来讲“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呢？
他也没有想明白，“‘化公共资源为官商之私’的制度温床”是什么。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他认为是“正义的运动”的化公为私。可以说，“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的产生根源，正是因为人们听信了“蛇”一样的杨鹏等的诱惑。不行化公为私，没有商勾结，“官”虽然“掌控”着公共资源，但毕竟还是不可分的公共资源，怎么能化为官商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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