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多，政府“四面出击”，实际是疲于应付。《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大限日子今天就到了，“主动说清问题的”有多少？《规定》公布以来，没有后续报道，看不到多大震动。说过不搞运动，自然不会造声势。现在是“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全国的公职人员有多少，中纪委的人有多少，违规问题能发现多少起，这些问题答案清楚。所以，《规定》尽管出，拒不纠正和违反规定者就让你中纪委来发现吧。欺你个“法不治众”。
我在《三谈必须清除“必须牺牲劳动者”的“改革”“发展”观》里顺便说过：“现在许多人高喊“法治”，不讲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讲天理人情；事实上，不仅是对许许多多劳动者的残酷压榨，甚至不少犯罪，就在“法治”的保护伞下，不能解决，不能追究。”我不是否定法治，是说法治只是一种手段。具体的个案当然必须按法律来办，但是，对于普遍的问题，法治就难了；对于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法治就本末倒置了。为什么说是本末倒置，因为法治是从思想政治衍生出来。如果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可以法治，那就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改革了。
是的，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法治是从思想政治衍生出来；只讲法治，不会有改革。事实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改革派口叫“法治”，实际首就先否定已有的法制。我讲这个观点，触及“以法治国”，又是个“敏感”问题。但是，我不能不反映实际。
只讲法治，不会有改革。为什么这些年许多法律废除了，改变了，建立了，都是因为思想观念转变了，经济、政治的关系变化了。具体的我不讲，只说2006年6月15日《六评张维迎的“理性思考”》时的这段论述：“改革的本质，就是对已有的某些法律 、法规 、制度、规定的否定。‘破旧立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违法’运动。大家不妨回想一下，由于改革，有多少法律被修改、废除 ……这不只是经验的问题，而是改革的本质，是改革自有之义。就拿这次改革来说，它所改革的对象，便是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即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搞的农业合作和化，改革了，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搞的国有化，改革了，职工工作终身制 ，改革了，义务教育制 ，改革了，等等，无一不是否定的否定；就这次改革本身来说，也在不断地改，不断地进行否定的否定。”这里又且先顺便说说，由于资本主义改革派口头高唱“法治”，而实际在否定已有的法制，结果弄得我国的法律打架，就是宪法本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
应当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改革引到邪路上去了。1994年10月24日我给一位领导人写信说：“天安门暴乱虽然平息了，但祸根未除，斗争以另一种形式仍在进行，一种由钱权交易进而勾结的社会势力正在形成，虽然还不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政治力量，但具有非常危险的腐蚀作用，改变着一块块地方政权的性质，严重恶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群众的极大不满。这十多年，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现象蔓延，伪劣产品成灾，如此等等，你虽然一再严打，不断综合治理，但仍日益严重。显然，“主要是下不了手”并非根本原因。我认为，如果仍坚持以我为中心来搞活社会经济，这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越搞越糟。不幸的是，个人主义这些年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倒成了人们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但十分残酷的战争，它在毁灭整代人啊！”十多年的今天，我惟一要修改的，只是“虽然还不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政治力量”这句话，现在已经表现为一种公开的政治力量了。
许多人知道，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认为：“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从好多汪洋这样的领导干部公开的讲话看，他的私营经济“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的新的经济力量，不规范“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观点，也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观点。今天“山西黑砖窑案”的发生，原因不是没有法制，而在于这种发展经济观念。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中央批示，山西黑砖窑不会认为是犯罪，而会是“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理解”，“鼓励”和“保
护”，“激发”其“发展”。事实上，就在中央批示之后，最初也只认为是“非法用工”；要不是民愤很大，中央督办，也许还会“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西黑砖窑案”惊动了中央，激怒了群众，但似乎没有触动其他省市的领导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何反映，没有看到他们检查本地区有没有类似“山西黑砖窑案”的问题。
是他们那里没有奴役劳动者的事情吗？不是。是法律允许吗？不是。是他们害怕。害怕维护劳动者权利，追究违法经营者，会“吓跑”投资者。这不是什么秘密，官商学中不少人都就是这样公开地叫嚷。许多人提出为什么一定要惊动了中央，才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在于这些干部的头脑里，并不认为这是问题，甚至他们要的就是这个。
山西省人大副主任范堆相24日向全国人大介绍说：“黑砖窑”事件发生后，山西省目前一共排查了小砖窑、小采矿、小冶炼８７６０户，排查砖窑３３４７户，涉及农民工近１０万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不法窑主以高薪诱骗农民工到砖窑当工人，限制自由，强迫劳动。二是非法使用童工。三是大量砖窑厂无照经营。“现在检查的３３４７户砖窑中，有２３４６户没有登记，非法使用农民工５３０３６名。”他说“保护农民工权益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低、不规范；二是工资水平偏低；三是用人单位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四是劳动安全经费投入不足；五是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六是职业培训率低；七是农民工普遍没有纳入到就业所在地的公共管理服务范围，甚至存在非法限制农民工人身自由和打骂、体罚、伤害等问题。”6月22日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在太原举行新闻通气会上，仅仅宣布解救了农民工359人。此后再无信息。显然这个数字与黑砖窑的数子悬殊很大。当然，排查还在进行中，问题自然远未解决。
需要深思山西省公安厅一位干部讲的这一段话：“有些被解救人员上车之后并回家，也再没跟家里联系。因此在后期的处理上，是‘家人领回’还是‘自行返回’，我们都要仔细核实情况，再根据其本人及家人的意见决定。整个解救行动中，如何认定“是否属于应被解救人员范围”，公安机关也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民工是被拐骗甚至胁迫而来，他们毫无疑问应该予以解救；但在排查中也发现，有部分民工虽然工作环境艰苦，但为了维持生计，他们还是自愿选择留下，公安机关只能在仔细调查后，才能认定其是否应被解救。”
这一段话透露出许多信息，最主要的是提出了“如何认定”“解救”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实质问题。解决“山西黑砖窑案”，决不是毁了黑窑，抓了黑窑主等人犯，把黑窑工送走到家就了事。这些黑窑工被“解救”后会这样？会不会逃出了山西黑砖窑，又赶进了广东的、
重庆的、或其他什么地方的“血汗工厂”，再入虎口？我三翻四次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三翻四次阐述，山西黑砖窑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意识、一种制度、一条道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的前史，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重演。我三翻四次强调只有清除了“必须牺牲劳动者”的“改革”“发展”观，才能彻底解决“山西黑砖窑案”，使亿万劳动者真正获得解放，不再作为财富的牺牲，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6月26日,山西省长于幼军讲，造成这一事件和这类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教训，认为“这类事件还暴露出一些党政企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没有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善于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我为现在有了这样的认识而高兴。更高兴看到它在实践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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