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讨（续六）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哪里？
江泽民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讲：“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
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胡锦涛６·２５讲话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看可以接集中在这几个方面：“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的必由之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其他的人如李君如许志功等人的文章，基本上就是上述江泽民的报告和胡锦涛讲话的重述。
江泽民的报告过去了15年，现在应该按照报告所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检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情况。
我们看到，生产力是解放了，发展了，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因为这种生产力是以剥削为基础，生产两极分化。
我们看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倒过来了。
我们看到，我国没有能够吸收和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而只是作为“世界加工厂”，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打工，特别是让美国不付现款就取得我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我们看到，“四项基本原则”已经长期不怎么讲了，而且被主流派所明里暗里地反对。
我们看到，“三步走”走了两步多了，同步富裕不可能，共同富裕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
我们看到，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恶化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地位被动摇。
显然，理论与实践发生了矛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一致。问题在哪里？
如果形而上学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就要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象主流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做的事情那样。但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它不讲分析，不是实事求是。当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出在指导思想变了，出在改革所实际走的道路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传的，是经过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经验所成功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在最近二十来年不灵了呢？为什么江泽民的报告所讲的那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相背呢？问题根本在于一些人怀疑科学社会主义，要“突破”“超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否定毛泽东思想，另外搞一个理论，另辟蹊径，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又用“资本主义前”后“封建主义后”的观念来认识中国在已经30年建设的社会主义，脱离了我国的具体实际，在中国已经基本工业化的时候，竟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还要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那段历史过程。
不能否认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邓小平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原理出发，提出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毛泽东则提出了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并根据列宁主义阐明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解放中国从而解放被资本主义列强压制着的中华民族的生产力。这显然是两条不同的路线。邓小平的这条路线一直被毛泽东的路线限制着，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就全力地推行他的路线，想用实践来证明其正确性。但是，按照邓小平讲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观点，我们就不能不如实地说：失败了；走了邪路了。
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错了吗？不能这样说。不发展生产力，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肯定无疑的。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虽然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原始社会还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劳动有了剩余，才有可能产生剥削；但是，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相当高度，“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和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恩格斯），因此也不能根本消灭剥削。这就是说，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观点不能说是错了，但是实践又证明有误，那吗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命题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改变了。
邓小平虽然正确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是农民问题，但是，解散人民公社，农村搞包产到户是逆历史发展方向而动的非常错误的短见识作法，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后来也认识到这个错误，多次讲话提出要发展“高水平的集体化”，“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但又提出“50年不变”“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没有实际改正错误，使“三农问题”始终迈不过这个坎，成为年年讲年年都不能解决的的问题，一直是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后腿。
邓小平并没有公开提出过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他只是讲过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且多次讲要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甚至还讲过计划经济为主的话，但是，十四大决定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是在他的“南巡讲话”之后不久，如果不是他的授意，也可能经过他的默许。我认为这个决定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实践根据。国家不能有计划地支配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就实际上没有占有生产资料，这样的公有制就必然不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必然产生弱肉强食的社会。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所以会产生两极分化。
邓小平逝世后，改革就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邓小平所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民进国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管理层收购”，“与国际接轨”、资本家可以做共产党员等等。
我写这些的心情是沉重的，问题只是点到即止，不想列举事实，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是他们没有看到，那时候我会用事实证明的。其实又何须我来证明。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构建“和谐社会”，我相信中央已看到了这些问题。舆论上也出现“拐点”的说法。但是，看来还是想用“不争论”、逐渐修正的办法。我认为如果不弄清楚问题，大家胡里胡涂改革来改革去，问题不可能解决。
我们一定要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改革已经29年了，应不应该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路线，回头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想一想这是不是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不应该相信群众，发动、组织群众来讨论这个问题？工农群众盼望共产党能把他们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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