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发展新阶段”问题
2007年8月31日，《中国改革》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文章，题名《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吴先生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文章标题颇具纲领性，写于十七大之前，其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使我非常注意的是吴先生标题中出现的“中国发展新阶段”这个新概念。
阶段论是顺乎自然，合乎情理,又很重要的。如一年要分四季二十四节，农民特别注意季节，不懂得季节的阶段性，违了农时，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党政特别注意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不了解社会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就不可能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犯的错误就大了。所以，党的领导工和实际工，都要经常审视社会发展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上。
这个“中国发展新阶段”提法虽然此前未出现过，但改革28年了，不会是原地踏步，老是停留在同一阶段或者者台阶上。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讲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十四大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逐步摆脱”，还有“与时俱进”，十一大以后每次大会提出不同改革目标，都说明改革已经过了几个台阶，十七大理应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几年，特别是去年六中全会上，党提出“和谐社会”和强调“科学发展”，舆论上又出现“拐点”的提法，很可能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预示。
这几年，人民群众和各派对“中国发展新阶段”都有所期望。
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开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西山会议），与会者都是“改革精英”，他们提出:
——“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的经济改革走的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
——“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会计职业工，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
——“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了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这个会议记录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反复强调“不能说”，继续采取“‘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的手段，但是其中一个与会者泄密了。由“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可见“中国发展新阶段”这个策划，在“改革精英”那里至迟去年初就有了。
人民群众不象知识精英们那样用“中国发展新阶段”这样的词，但是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比知识精英们早，这就是精英们所十分恼火的“反思改革”。今年4月30 日我在《民生与民主》博文中认为，“反思改革无疑是一场人民的民主运动，要求推翻新“三座大山”，核心问题是民生，而民主只是手段，是达到推翻新“三座大山”这个诉求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但是，要推翻新“三座大山”，这涉及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利益调整，就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会受到这些人的抵制或阻扰，因而实际解决总是会被延缓。”精英们的“中国发展新阶段”这个策划，就是相对于人民群众的“中国发展新阶段”期望而制定；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于中国改革的新认识，也必然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中国发展新阶段”的诉求。历史从来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邓小平理论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提出“两个阶段”三步走的设想：“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人均产值指标看，第一阶段800或1000美圆的目标早已经实现了，第二阶段的4000美圆的目标有只剩下1000美圆，照现在这个速度，不到2100年就可以超额实现。单从经济改革来说，发展很不错。但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翻开《邓小平选集》第三卷，邓小平始终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谈改革。从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来说，不是没有问题的。我指出，“邓小平去世后，人们渐渐地忘记了邓小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和时间上的‘设想’，忘记了邓小平预先提出的防止两极分化，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警告，没有把先富帮未富作为突出的问题提出来解决。”所以我在今年4月21日发表《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帮未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根据的邓小平理论，提出改革应该前面进入了新阶段。
这次吴先生用了“中国发展新阶段”，他了解内情，如果这是党的十七大将要提出的新概念，那就预示着中国发展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吴先生文章一开始就进入具体问题，而没有阐明“中国发展新阶段”这个新概念。这七个字的分量太重了，说的人，说的时间，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好好思考。
“中国发展新阶段”，是党的十七大必然要讨论的问题。没有对中国改革现在在中国发展阶段上的位置的正确概念，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领导人民群众前进。这点道理领导人完全懂得，因此相信负责任的领导人会认真研究“中国发展新阶段”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现在是从哪里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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