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危机
十七大前，10月7日，我发表了《毛泽东删掉“毛泽东思想”》，大会期间又发表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表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由于患病没有精力阐述，只是提出问题。
关于十七大，我只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概念》和《十七大闭幕了》，提出我感受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发所“开辟”，而且明确指出是在改革开发中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是不容反思了。同样是由于患病没有精力阐述我的看法，只是提出问题。现在，我在认真学习十七大文件，不急忙发表认识，以免再象过去那样，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附加在十七大通过的胡锦涛报告的某些论点上。
有几位网友对我的文章发表了评论，杨连旭和冬野寒风两位老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特地对我提出的“改革是不容反思了”提出了意见，对此我表示由衷地欢迎。我希望大家在网上多交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李君如印证了我的认识；不少的网友也和我一样感受到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同意冬野寒风老先生的“反思还应继续，争论永无穷期”观点。如果认为现在谁能“统一社会思想，令各色各样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思潮哑口无言”，且是“圣明”，那是神了！那阶级斗争真是该寿终正寝，进历史档案了。
杨连旭和秋石客两位先生都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杨连旭老先生《论〈中共十七大报告〉之得失》颇有见地，特别是“调和有余、论理不足”、“无本之木”，真是一针见血，但仍不免有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附加在胡锦涛报告的某些论点上。秋石客先生讲的“胡锦涛政治报告的哲学基础”，就不仅把自己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附加在胡锦涛报告的某些论点上。
秋石客先生讲“毛泽东为正，邓小平为反，胡锦涛为合，中国正在经历着正反合的历史过程，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是走折中主义道路，不对。正题、反题、合题，既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合二而一”，而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不多说，秋石客先生应当正确运用黑格尔的词句，不妨读一下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第一个说明”。
秋石客先生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哲学，“不见得全面”，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死了几千万人，结果胜利成果并没有保住，又退回去了”，不仅不能否定斗争哲学，而是相反，恰恰是因为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结果。我知道秋石客先生实际是这样认识的。
秋石客先生的“矛盾论”不正确。矛盾是对立的同一，但这是客观存在的对立的同一，而不是主观地去“如何把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只能客观地认识事物本身是什么矛盾以及它们是如何统一、同一的。
“资本家和工人是有对立的，有剥削的，还有一个是统一性，它分不开，资本家离不开工人，离开工人他称不了资本家，工人也离不开资本家，他离开资本家就不称为雇佣工人了。”这种话出自秋石客先生之口，很令我吃惊，他怎么会不想一想，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就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离不开工人，离开工人他成不了资本家，工人离开了资本家，当然就不再做雇佣工人，这不正是秋石客先生所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吗？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和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统一”，而不进行斗争消灭这种“统一”，实现新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统一，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生活资料个人所有的统一？工人可以、而且能够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离开资本家。
我不能赞同杨连旭和秋石客两位先生在评价胡锦涛报告时，对折衷主义的赞同。我认为，如果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党的纲领性报告中对根本性的原则问题，采取“反对左、右二元对立、对左、右思想有兼容又有批判”的折衷主义的立场，“不偏不袒、分别取舍，各有指责、各有安抚”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段，这样的党可以成为政党，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理解做执政党的难处，在政策策略上要有灵活性，但是在道路和路线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性，旗帜鲜明。《承蒙杨连旭老人家“脑激开窍”》又重申了，这里就不多谈。现在要说的是，折衷主义、实用主义是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我们来说，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吗？现在中国被称为左派的人们如果有折衷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那就危险了。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右派占有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都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左派有什么呢？他们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想坚持社会主义，要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现在还只是松散的思想派别，并没有同劳动者结合起来，因而没有真正的物资基础。所以他们没有武器的批判，只有批判的武器。如果再在理论上丧失了原则性，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判， 物资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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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1：《注意主要问题》（2007年4月4日）
我停下写了一半的《国家与民主》，因为点击率反映出现在大家是乎还不大注意这个问题。
在《民生与民主》文中写道“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生活的稳定和提高，大多希望有清官好官为他们作主，自己作主的意识并不强。有时表现出激烈的民主行为，那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当官的太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我说中国的老百姓是这样，外国的老百姓也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上比较发展的西方国家比经济上贫困的国家安定。人民群众常常是注意现实的经济利益和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对民主平等则较淡漠。网上经常出现的“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在杨帆、韩德强、王小东的“超越郎顾之争”沙龙上，王小东说：“我对郎咸平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关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都是我十几年前谈的事儿，郎咸平无非是在重复十三年前我的很多话。那个时候像这种事儿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这时候才突然炒做出来，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媒体，也包括我们的公众-——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公众还不是网民，现在的公众是以网民为代表的--短视、糊涂，而且从骨子里崇洋媚外。”王小东的谈话有情绪，“崇洋媚外”的批评也过了，我认为这只是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有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第一卷）
王小东在十几年前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问题，群众那时还感觉不到，所以没有对他提出的问题积极响应。后来新“三座大山”压的太沉重了，自然地和“反思改革”结合起来，使“反思改革”的诉求有了群众基础而产生出巨大的力量，催生新“三座大山”问题的解决。但是，真正反思改革的，只是一部分人；在政府稍稍体贴一下人民，表示要解决新“三座大山”时，人民就就比较安定，等着问题解决。倒是党和政府反思改革，认识到不能照旧改革下去，尽管还讲“毫不动摇坚持改革方向”，但是，现在还提“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吗？不是了，总书记和总理都把“公平正义”摆在突出位置上。人们说“拐点”出现了，实际上改革方向有了变动。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拐”向哪里？
物权法草案的论战，是反思改革的深入，只要看一看双方的口号：一方说物权法“是对中国近30年改革的总盘点”，“昭示着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所有制的核心层面”，“是对未来生产关系的法律指引”；一方讲物权法草案违宪、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就十分清楚这是一场什么斗争。但是，人民群众并不很清楚。列宁指出：群众单凭实践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普通群众很难从自身的感受中理解那深层次的东西。作为单个人很容易注意物权法草案中房地产、土地承包等与个人直接有关权利的保护，很难认识到国家财产是劳动者权利的基础这个需要从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中才能理解的关系。
巩献田等人对物权法草案的批判，几千人的上书，不仅在维宪，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愚蠢，不会不知道经济私有制化了便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即使以前不明白，西山会议也使他们清楚谁在帮助共产党。最后出台的《物权法》之基本否定物权法草案，巩献田等人功不可没，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在党的明智。那么，为什么撤了三千多人的上书，封了我的博客？大概是政治上的平衡术吧。当然，我决不会接受封博。
我在《西山会议派按照其策划“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文中说：“如果人们注意某网这一期间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右派几乎不谈物权法问题，而是集中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谈政治改革，大讲其‘民主’。这并不是他们认为物权法不要紧……而是认为他们在物权法问题上胜利在握，可以不用再和左派争论。他们现在十分注意的是今年召开的党代会，必须在党代会取得多数，争取控制党的领导权，为下一步政治改革赢得组织保障。他们知道，只有获得政权，物权法才可能真正‘是对未来生产关系的法律指引’。”右派对物权法草案的太自信使他们遭到挫折，左派对政治改革会不会犯疏忽大意的错误呢？
现在，右翼已经首先扯起了“民主”旗号；前段时间，还向左翼伸出橄榄枝，认为在“民主”问题是各派的共同点。是的，很多年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资产阶级在讲，无产阶级要讲，是人民所要求，并有许多人为之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社会主义必须发展、扩大民主，无疑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话题。但是，这决不是说左派和右派对于民主有共同追求，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要注意民主问题的讨论，不仅要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更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发展、扩大无产阶级的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除了民主这个现在右翼已经在热议的问题外，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我发觉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变化，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有渗透到某些领导的意识中的迹象，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另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是经济改革发展。现在右派不怎么谈了；左派则不能不谈。经济发展至低必须改革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也才能保障人民共同富裕，中国长治久安。
再一件关键的大事就是反腐倡廉。这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党的存亡大事，是老百姓最关心最高兴的大事，也是右派所代表的那个集团最害怕的事情，他们大多干了些不干净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件事搞好了，会大大提高党的威信，大涨人民和左派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和右派的威风。
今年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右派们正在集中力量做这件事情。左派必须很快把注意力集中过来，只要党不出大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
我以十分平淡的语气写这篇文章，只是摆过程，摆事实，摆问题，但我相信以后的论战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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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2：《评〈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2007年3月30日）
看了侨报社论《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由于无权在文章后面发表评论，只得写此文提出我的意见：《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异曲同工，弹的是一个调子。《》推荐给我们，是做靶子，还是真的做“启示”？
资产阶级从它成为自为的阶级，就是打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鼓动人民为它夺取政权；而且继续打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欺骗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和剥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打着的还是“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就根本没有武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也就只能投降资产阶级，打起资产阶级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看一看今天的中国的右翼
，也都是打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是什么？说到底，还是“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今天的右派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一：“新一波的左翼潮流，是对‘新自由主义’缺失反思的结果。”这个“反思的结果”就是认为需要消除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加剧的现象”，需要解决“公平”与“正义”。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二：“是对上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反思的结果。”这个“反思的结果”就是认识了“上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含有教条的成分，带有封建的纹章。”因而需要“告别暴力，告别独裁，包容民主，包容异己”。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三，就是要“跳出了资本与劳工，计划与市场之间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的固有思维。”认识“资本不再是万恶之源，市场已成为创造财富，提升效率的源泉。”因此要“告别国家垄断，告别指令计划，容纳市场，容纳资本”。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四，“是对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高度重视。”不是通过“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消灭剥削，而是“跳出了资本与劳工”的对立，由国家用“二次分配”调和矛盾。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五，让“旗号林林总总，模式大相径庭，没有挑头的“盟主”，没有精致的理论，这也许才是常态。”“社会发展模式既要摆脱‘空想’，也不能被‘科学’所束缚，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现实’。”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不是明明白白地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清楚清楚完完全全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还能是什么？
在阶级社会中，能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吗？无须我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批判了，这不是幼稚的幻想，就是骗人的伎俩。
我不知道《侨报》是那一翼，我只看它的文章主张的是什么。如果“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是这五条，那它比右派还要坏。
看了侨报社论《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由于无权在文章后面发表评论，只得写此文提出我的意见：《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异曲同工，弹的是一个调子。《》推荐给我们，是做靶子，还是真的做“启示”？
资产阶级从它成为自为的阶级，就是打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鼓动人民为它夺取政权；而且继续打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欺骗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和剥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打着的还是“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就根本没有武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也就只能投降资产阶级，打起资产阶级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看一看今天的中国的右翼，也都是打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是什么？说到底，还是“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今天的右派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一：“新一波的左翼潮流，是对‘新自由主义’缺失反思的结果。”这个“反思的结果”就是认为需要消除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加剧的现象”，需要解决“公平”与“正义”。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二：“是对上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反思的结果。”这个“反思的结果”就是认识了“上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含有教条的成分，带有封建的纹章。”因而需要“告别暴力，告别独裁，包容民主，包容异己”。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三，就是要“跳出了资本与劳工，计划与市场之间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的固有思维。”认识“资本不再是万恶之源，市场已成为创造财富，提升效率的源泉。”因此要“告别国家垄断，告别指令计划，容纳市场，容纳资本”。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四，“是对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高度重视。”不是通过“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消灭剥削，而是“跳出了资本与劳工”的对立，由国家用“二次分配”调和矛盾。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之五，让“旗号林林总总，模式大相径庭，没有挑头的“盟主”，没有精致的理论，这也许才是常态。”“社会发展模式既要摆脱‘空想’，也不能被‘科学’所束缚，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现实’。”
“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不是明明白白地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清楚清楚完完全全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还能是什么？
在阶级社会中，能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吗？无须我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批判了，这不是幼稚的幻想，就是骗人的伎俩。
我不知道《侨报》是那一翼，我只看它的文章主张的是什么。如果“新左翼潮流涌起的启示”是这五条，那它比右派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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