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党的司令部不能炮打》的
就叫他X吧。
我与他相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在一所大学的宣传部门当干事，X在地区所辖的县里的宣传部门当干事。一次，地区召开优秀通讯员表彰会议，他代表获奖的通讯员发言。由于他发言的最后部分完全是现编的诗歌，所以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那时二十多岁，可以说风华正茂。在那次会上，我听人介绍，他在地区所辖的十几个县的通讯干事里面出类拔萃。所谓出类拔萃就是他写的文章经常被地区报纸和省报刊登在头版头条。当时，刊登在头版头条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是要紧跟当时的形势，二是文章要有新意。他在县里主要是写一些如何学习大寨经验方面的文章，后来写了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方面的批判文章。
一次，我到省里送一篇稿子，他也到省里送一篇稿子，我们都住在省报招待所，恰恰又都住在一个房间。通过聊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很热情，也很健谈，尤其是他的记忆力惊人。他可以大段地背诵《三国演义》，有些章节他可以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他还可以一首接一首的背诵唐诗和宋词，他说正因为如此一些老学究对他也不敢小觑。他还说由于省报的总编辑对唐诗和宋词也颇有研究，所以他到省里送稿子，总是受到总编辑的青睐。我对有能力的人是比较敬重的，加之说话投机，所以第二天我便在饭店要了几个菜，请X和一位在省报当记者的朋友，那天我们三个人酩酊大醉。酒桌上，他还即席为我和那位省报记者的朋友每人写了一首表示友情的藏头诗。分别时彼此间都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
后来，地区在他所在的县里召开一次现场会，见面后他十分热情，吃饭也在一个桌上，且在唠嗑时都亲切地开着玩笑。打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
也许是一两年之后吧。那时，每当有一部新影片上映之前，有关部门的领导都要“审查”，说是“审查”其实也“审查”不出个子午卯酉。好在那时的电影票也就是两三角钱，若属特殊化也只是两三角钱的特殊化而已。那天，我的那位在省报当记者的朋友便送给我一张“审查票”，我那位朋友是省报驻地区记者站的记者，他们站里也享受“审查票”的待遇。那天，我和那位记者朋友一进放映大厅，猛然发现了X坐在前排的领导席上，我欣喜地打着招呼刚要上前，却见他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便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与旁边的领导说话去了，那情景好象我们压根就不认识。当时，我十分尴尬，幸好那位记者朋友将我拉到一旁的过道朝后排走去。坐下之后，那位记者朋友对我说，“X已经调到省里了，这次是陪省里领导来的。X已经不是当年的X了。那时还管我叫一声老师，如今没看到见了我也是眼皮都不抬嘛！”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心想：难道打声招呼也掉他的价吗？他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尽情礼？不过，我依然以为电影散场后，他也许会与我们打声招呼，然而在电影散场后他还是和领导们扬长而去。从那以后，我便认为一些人地位改变之后也许和X一样都会目中无人的。其实，当时的X在省里某部门也只是一个干事而已。
后来，X又调到北京的一个部门，在那个部门下属的一个刊物的编辑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党的司令部不能炮打》。当时的高层有关领导对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并给这篇文章写了批语。对于X所写的这篇文章，我后来看了，不过是迎合了当时要否定WG的政治气候而已。然而，我还是纳闷，X当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可是写了一系列的很有力度的批判文章的，他的立场转变得也忒快了！不过，我心里也在琢磨，也许他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他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完全可称得上是精英类人物。然而，人若是聪明过了头，则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
后来，上边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X写出申请说上边机构臃肿，应当精简机构，为此他要求下基层锻炼。X在某省的一个县里锻炼之后便被调到当时的国务院某研究机构去了。那个研究机构在当时可是十分显赫和重要的部门，是为当时的高层当参谋的。再后来，X由于紧跟当时的高层领导，最终卷入了“6·3+1”事件当中。再后来，有人说X在政治上失意之后下海经商了，还有人说X在经商期间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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