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介绍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结果。科茨教授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在美国出版，题目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科茨教授曾来华访问，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一次专题讲座。以下是其讲课内容的摘要。
1991年下半年，我访问过苏联，曾直接观察到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若干情况。近几年，我根据当时的见闻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对苏联解体这一本世纪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一次系统的分析。我写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概括了这个研究成果。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说明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在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
现在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西方有个主流观点，它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
第二，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是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最长的国家。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用上述观点来说明解体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从1928年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不管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恐怕资本主义国家是做不到的。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全部由国内自己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3.3%。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当然这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问题。
从1975年到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没有崩溃。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是1990年夏开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引起的。
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这时，叶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约为2%左右。1991年，叶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而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可见，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对西方主流观点的第二方面我们怎么看？据我了解，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左右，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如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这样看来，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我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我把书名定为《自上而下的革命》。
我并不认为这个精英集团的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比如雷日科夫就与大多数党的干部不同。我在1992年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发现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改革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感到无比的痛苦。但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
下面，我提供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结果。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
分析结果是大约 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
让我简单地分析一下这种现象。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历了十年的平稳发展时期，此时苏共党内酝酿着一种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戈在改革初期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具体地说，就是政治上实行分权，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
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
一是要坚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
二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三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叶利钦恰恰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他当过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言论和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90年代初，叶当选为俄罗斯行政长官后，事实上形成了苏联境内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一个是苏共控制的中央政权，另一个是叶掌握的俄罗斯政权。由于俄罗斯人口和领土面积的绝对优势，叶逐步占了上风。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军队，叶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的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们。
据我研究，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观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的，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
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精英们的支持，从而也才能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他在世界上的许多热点地区工作过，估计是个克格勃成员。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共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个人的财产。
关于苏联解体事件，还有许多诱发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关键。再就是党和政府的媒体控制权落入了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各种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是精英集团自身的问题。
下面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呢？
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观点，不暴露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而是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一些公开讲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一种最廉价的欺骗。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
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
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里根时期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如果这是里根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如果是对历史负责，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据美国的资料显示，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绝对数是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与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
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
凭心而论，笔者初读此文，并未对科茨教授的观点特别关注。然而，随着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个别贪官之腐败程度已足够惊世骇俗；而知识分子中那些所谓主流学派对私有化的鼓噪甚嚣尘上之际，我开始认真研究科茨教授的观点。当我仔细将科茨教授的观点全部梳理一遍，将其论据部分暂时搁置，而将核心观点予以凸显时，顿时大吃一惊，我已经无法分清科茨教授是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还是在描述中国的现实。
科茨教授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研究后得出的核心观点如下：
一、西方针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2个主流观点：
（1）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80年代就开始崩溃，苏联除了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之外别无选择；
（2）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二、科茨教授以大量的、确凿的事实对上述2个观点做了否定。
（1）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是由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引起的，而是叶利钦在掌控了俄罗斯大权之后和其助手采取把本应由俄罗斯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截留不交，从而破坏了中央计划，导致了苏联经济崩溃的恶果。苏联经济的解体，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2）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左右，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三、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基本力量是一个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和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强大联盟。
四、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上台后，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政治上实行分权、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
（1）是要坚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
（2）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3）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叶利钦恰恰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而且，叶利钦的成功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形成的联盟。
五、苏共内部那个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为什么竟然不顾80%的苏联人民的反对，放弃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呢？答案很简单：利益驱动。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的过程中，精英集团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贪婪地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恬不知耻地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入私人的腰包。但是他们非常担心，因为只要社会主义存在一天，他们的日子就不得安宁。因为，连科茨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授都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
如果任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那么，这些精英集团的许多人就有可能像中国的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之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有没有长治久安之道呢？他们放眼世界，终于发现了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上和资本主义的法典中，用大字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正如科茨教授所言：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
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个人的财产。
六、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呢？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七、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
八、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九、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
行文至此，笔者内心之恐惧已经无法言表。笔者虽不谙政治，但对中国目前现状也看出些许端倪。
为什么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今天中国那些直接或间接利用权力攫取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富翁们就是未来中国土地上的霸主——新兴的资产阶级！不！确切地说，应当称他们是“智产阶级。”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以操纵资本为特征的资本家，而是借助信息社会生产的高技术，利用有形的资本和无形的智力走上中国经济、文化、政治舞台的“智本家”——新型的统治阶级。
可怜的郎咸平至今都不知道他动了谁的奶酪而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更可悲的是郎咸平甚至不知道他在向谁挑战？他不知道他挑战的海尔、TCL等商界大鳄的背后，其实隐含着鬼魅般的权力集团。许多网友对郎咸平未能成为央视2004年度经济人物而愤愤不平，我心想，知足吧，郎先生，我没有在近期的烈士名单里看到您，已经是您的万幸了。
为什么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腐败官员之级别越来越高？腐败之集团性越来越强？今日之官员有任期之限，在位之日，风光无限；一旦退出官场，世态炎凉令人恐惧。若不乘大权在握时未雨而绸缪、狡兔而三窟，则失权之后再无人问津，实乃可悲可叹。对官吏而言，和平时期，虽然不需要生命作成本，但传统伦理允许的日常交往的人情基础，尤其掌握自己升迁命运的上级，却是要靠实物或者货币进行“孝敬”才能维持的。否则，如果不懂个中三昧，便会自取其辱，自招其祸。
官员不仅无暇于政务，取悦上司还需钱财，但为数寥寥的俸禄无法支撑人情运作的成本，只好把目光投向“愚民”，把黑手伸向人民的血汗。
上述所言尚在其次，最关键的是那些利用手中权力攫取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人，担心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毁于一旦。因此，他们拼命寻找制度上的护身符，如科茨教授所言，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因为，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上和资本主义的法典中，用大字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一来，本来提心吊胆的犯罪行为，由于换了招牌不仅万事皆休，而且成为新制度的开创者，不但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精英集团中人深知：治国者先治人心，治人心最有效的就是操纵舆论，而制造舆论最熟悉者莫过于知识分子。于是，一些所谓主流学者在得到了一点甜头，获取了蝇头小利之后，便开始出卖良知，帮别人摇旗呐喊、摇唇鼓舌，不遗余力地鼓噪“杀富济不了贫”，“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
其实，这些主流学者们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苦心孤诣地希望中国走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永远不会实现。
因为，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于：社会更替是一种“火凤凰自焚重生”模式。传说中的火凤凰自焚之后，又在自焚的地方重新诞生为一只新的火凤凰。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分析：封建王朝末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或者王朝内部分裂出新的力量执掌皇权，如唐朝的武则天；或者王朝外部力量如朱元璋、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前朝，建立新朝。或者外族入侵，少数民族执掌朝政，如元朝和清朝。但无论何种方式，王朝灭亡，一如火凤凰自焚，王朝灭亡后，又从结构上产生与前朝大同小异的新朝。如火凤凰般，在自焚处又诞生一只新凤凰。
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代表，起义之初，他们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令人称颂，赢得了民心，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阶级基础。但是，当他们掌握了全部或部分权力时，中国社会那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带给他们以前几乎做梦都想不到的利益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惊喜若狂。特别是面对万民景仰的目光，那种敬畏、柔顺、膜拜、驯服的表情和行为，使他们如饮玉液琼浆，如登仙境，非吸毒后之幻境和性高潮之狂喜不能与之比拟。对这样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所有需要的美妙制度，为什么要改变甚至愚蠢地推翻它呢？数学史上曾有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费马大定理。有人悬赏破解之人。后有人问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为什么不去解此难题呢？希尔伯特幽默地回答：“为什么要杀死一支会下金蛋的鹅呢？”
一言以蔽之，即使中国未来某一天实现了“私有化”，实现了“资本主义”，她也绝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仍旧是资本主义卵翼下的封建主义。中国会不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呢？就形式而言，中国未来发展与苏联有相似之处，但其结果则大相径庭，因为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又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和重新定位。
写于2005年1月17日凌晨4时。（我真的累了）
俄罗斯,大起大落的大国命运
经济参考报：2005年05月13日 谁也不能否认，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其文化、艺术、科学、建筑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熠熠生辉。悠扬的《卡秋莎》，绵长的伏特加，莫斯科餐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电影，雄伟的苏式建筑……也因为战后历史上苏联与中国的短暂结盟而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这个在二战后由于世纪大趋势——“欧洲传统中心的衰落”而作为侧翼大国兴起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仅仅成为了地区性大国，在经济上更是一头栽入了第三世界之中。欧陆诸大国中，只有俄罗斯一家在战后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在新世纪到来时，也只有她一家仍旧吉凶未卜。5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5届欧俄首脑会晤，明确了欧俄包括统一经济空间在内的四个空间的“路线图”计划的目标和行动方案。然而就像在上一波“颜色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西方国家对俄战略空间的弹压一样，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究竟能有多大，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国际经济体系的“叛逆”与复归
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角。在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还是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但1917年的革命使俄国破天荒地成了一个“革命的国家”，一个“叛逆者”，一个立志颠覆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
冷战开始后，为了反击以美国为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安排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复兴和西方阵营经济关系的加强，也是为了从经济上加强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以反击美国的冷战政策，苏联与东欧各国缔结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并与保、匈、波、罗、捷等国于1949年1月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从而正式对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合法性进行“挑战”并与之决裂。
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战结束后，苏联可谓千疮百孔。人口损失15%，经济基础设施损失50%。不可否认的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加强，促进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东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苏联自身经济的康复与重建。
然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由于其内部各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再加上此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其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而苏联用以维持其东欧势力范围的那套机制僵硬刻板，导致了政治上的脆弱和经济上的低效。东欧成了苏联的巨大负担，或者说同苏联一起构成了一个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大东欧共滞圈”。经济上的落后与裹足不前也成了苏东集团解体的部分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越来越渴望成为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虽然后者常常令其感到不便。俄罗斯再次与国际经济接轨产生了重大的成果。她的贸易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中所占的越来越大的比例，资本从俄罗斯的流入流出以及她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往来，使经济上的考虑在其政策制定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俄罗斯的老近卫军们虽然对国家的衰落义愤填膺，对美国强权的趾高气扬忍无可忍，对俄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力量的冲击备感无奈。然而，他们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更深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斯拉夫化与西方化之辩
20世纪出现过三个俄罗斯——沙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联邦。三个俄罗斯都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苏联－俄罗斯国内，这种探索表现为斯拉夫文化的推崇者与西方化的支持者所构成的俄罗斯政治斗争的潜流。尽管在苏联时期，这一斗争被冷战的意识形态一度掩盖，但在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斯拉夫道路和西方化的道路之争便迅速成为俄罗斯刚刚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
这两种思潮的辩论在经济政策领域内的表现便是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私有化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在战后60年的博弈。在冷战时期，苏联主要采取的是前者。其主要特点是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单一所有制，完全消灭私人经济成分，对个体经济加以限制和排斥；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实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中央设许多部，各部实行“部－企业”、“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体制。
不可否认，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特定的目标，如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快速实现工业化、重建经济基础等等。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这种体制的弊端就明显显露出来。以苏联的国民收入为例，1966年至197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7%；1971年至197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5.7%；1976年至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7%；但到1981年和1982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仅分别为3.3%和2.6%，降到战后历史最低水平。
长期的经济增长衰缓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新俄罗斯联邦矫枉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经济转轨。所谓经济转轨即通过“休克”疗法快速私有化、自由化和西方化。结果，“休克”疗法成为了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西方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
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则可以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结束，那种在自由市场经济旗号下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然而，俄罗斯政府、经济界对究竟采用何种经济发展模式争论不休，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不少专家认为，俄罗斯现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能否成为俄经济的稳定发展模式尚难料定。
新世纪的发展前瞻
虽然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经济有了某些起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国人期盼的强国地位能很快恢复。按照世界银行等一些机构的估计，到2010年，俄罗斯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程度虽有所提高，但仍然处于健康市场的培育期和经济微弱的增长期。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内，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会有根本的改善。目前，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 投资环境还不够完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成体系、服务业滞后、对外商缺少优惠政策等原因，生产性投资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资金匮乏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靠加大投资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不大。
第二， 产品缺少竞争力。由于缺乏投资，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严重磨损、生产工艺明显落后的情况，产品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缺少竞争力。短期内难以依靠市场扩张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第三， 俄金融工业寡头多，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和先进管理思想的企业家少。按照普京的说法，“寡头的概念是指有影响的商界人士，他们站在影子中、站在社会的背后影响着政治决定的作出。”在俄私有化进程中，寡头们通过赞助、送礼、贿赂等各种手段，接近权力高层，利用传媒工具，同国际资本合作，觊觎政权或企图向执政者施加压力和影响，却少有以经营企业为真正的追求。
最后，所有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培育一个新的社会远比培育一个新的市场更重要，也更艰难。在俄罗斯国内，民众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少互利意识。相当一部分民众甚至视正常的经贸活动为对俄经济扩张，是“经济侵略”。这有可能成为俄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大障碍。
然而，对于一个集中了35%的世界资源、一半以上的战略资源，其总价值应使国民比美国人富裕3至5倍，比西欧富裕10至15倍的俄罗斯，一个拥有广袤国土和良好素质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同样没有人能肯定，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奇迹发生。
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似乎是斯拉夫人好走极端的民族特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战争与革命，联盟与解体，这块东西方文明的独特结合体带着20世纪的沉重遗产步履蹒跚地走进了21世纪。就像在5月9日举行的盛况空前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一样，俄罗斯在新世纪里用不断的庆典怀念昔日的光芒，彰显曾经的荣耀。也许，这确实是一种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有效手段，“不管怎么样，我们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胜利。”不过，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继续怀念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为他们的祖国在国际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安全而又有益的位置。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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