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章立凡是如何历史的
近日在网上看到章乃器公子章立凡先生的作品《反省历史是一种智慧》，嗯，蛮有趣的，世家子弟毕竟不同凡响，所以这等文字也是“文不加点，倚马可待”地不加思索就随手而出，可谓是得一时有趣之风流，故“蛮有趣”也。
记得章立凡先生曾经在《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中写道：“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或许如此，章立凡先生的“佳作”《免战牌记》，倒是很有些“尔等休得无理，退下！”的气派，其文隐隐然有风雷之威：
网络江湖之上，近有左道游魂，托名“决战”，于“强国论坛”揭出战表，题曰：《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大处着眼——告诫章立凡与凤凰台》，友人劝余驳之。余曰：古有来将通名之例，刀下焉斩无名之鬼？此魅拉大旗作虎皮，其言似正，其气则虚，号称“决战”，犹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辈。溺之以成竖子虚名，恐污及器具环境。
我看了，哈哈大笑，嗯，想来，章立凡先生可能奇怪，此等文字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居然闻之而哈哈大笑，呵呵，吓得“失心疯”了吧。
唉，章立凡先生，我是觉得您太好笑了。假如说先生您没读过易经，您肯定会勃然大怒的，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易经·系辞》是何人所作？如果先生您考证不了而无法确定，那么无名之作“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辈”，这《易经》还读不读？
佛教的《大乘起信论》好像至今也是不明的，先生您是不是找找天台、华严和禅宗等弟子晓以大义地说“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辈”呢？
而那参加“无记名投票”的呢？
至于“决战”网友的话是否正确，这和他是不是留下真名实际是毫无关系的，除非“决战”网友是匿名造谣诽谤，那么倒确实是“鬼蜮宵小之辈”了，否则，章立凡先生，您自己想想吧。
不过，我本人倒也是个未留真名的网民，想来，章立凡先生自然是照样“不敢以真名示人，明是鬼蜮宵小之辈”而怡怡然地就自以为是胜了的陶陶然就轻松愉快了，可是，道理还是这个道理。
按照章立凡先生您的说法，中国虽然有“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等设教，可是“要面子”的国民性陋习是很强大的，是吧？可您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省”是什么“省”？“省”什么？
这个“省”是“内省”，是自己“省”自己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夫子之道”，在错误还在念头中时就“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章立凡先生，您认为中国传统是“有耻而讳言”，可是，“知耻近乎勇”地“死要面子”不认错，您觉得这通吗？是否中国传统只有“内省”功夫却是“要面子”不认错的？
在章立凡先生看来，讲究“面子”是中国国民性的陋习，咦，难道美国人就不讲究“面子”啦？哦，或许美国人的就是“尊严”，中国就成了“面子”。
按照章立凡先生的说法，“德国基督文化讲‘原罪’、‘忏悔’，不以认错为耻。”，我都不知道章立凡先生想真正表达的中文意思，“耻”是对自己错误的“耻”，认错本身是带着羞耻心才认错的，认错而没有“耻”感，通吗？想来，章立凡先生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的，德国人不会“死要面子”而拒不认错，可中国人相反，是这个意思吧？
章立凡先生归结的原因是“德国基督文化讲‘原罪’、‘忏悔’”，嗯，直截了当而言简意赅。可这个“忏悔”是宗教“忏悔”。章立凡先生知道“汉代传入的印度佛教，融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可不知道章立凡先生知不知道佛教也是讲“忏悔”的，佛教称为“礼忏”。德国因为有基督文化就对二战认错了，那么，章立凡先生，美国也是基督文化而且和德国基督文化同样是新教仅仅派别不同，那现在美国人对美国人和旧日印第安人的关系，是“有耻而讳言”呢？还是本就无错而无需认错？
西方的基督文化，中国的孔子文化，在其源远流长中精华和糟粕是共同存在的，是不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好或坏的。而章立凡先生或许为了让文章能作下去，就挑出了基督文化对决孔子文化，可同样或许是心急了些，其才思固然敏捷得“倚马可待”而一气呵成，倒真是可喜可贺，可或许因此而稍逊深思。
在创立旧约及新约时代，基督教是以“一神教”来对抗“多神教”的，可能当时的多神教势力庞大，基督教的上帝就比较那么威武强大得无所畏惧地无所不能，其无所不能给世俗凡人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于有人问过，无所不能的上帝能不能创造出上帝自己举不动的一块石头？
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似乎因为如此，基督教徒虽然据说也是讲谦卑的，可是对不信仰上帝的恐怕就属于不学好而需惩戒甚至消灭也是无妨一类的，而反观孔子，或许由于中国当时已经进入农业社会而更看重社会稳定，既然重视稳定的，倒也是有保守甚至僵化可能性的，可人类社会毕竟是需要有组织的稳定。相对而言，基督文化先天具有扩张性，我们看看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西欧扩张的根源》里的：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章立凡先生将德国的认错归结为“德国基督文化讲‘原罪’、‘忏悔’”，那么把希特勒发动二战归结为“德国基督文化”是不是也应当更有道理呢？
章立凡先生或许一气呵成得太顺手：“偏处海隅的岛国日本，在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后，经济实力迅速增强，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似乎就像是因为“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不过估计章立凡先生未必是这样的意思，可是在1500年的以后，西方内部和对外的战争似乎就是缕缕不绝，绵绵不尽的，不知道章立凡先生把这个归结为什么了。哦，章立凡先生在《免战牌记》里自称：“余少读诗书，经历十年内乱，中年治史，默察今古得失”，莫非真的是“默察”而口不能言？
不知道章立凡先生知不知道，西方是“言必称古希腊”的，可是，西方在“言必称古希腊”时希腊没有独立，英国大诗人拜伦勋爵卖掉自己获得不久的庄园共三万四千英镑交给希腊独立武装，自己也加入并成为希腊独立武装的实际总司令。他，死了，可希腊独立了，而《唐·璜》则永远是“未完成”了。或许章立凡先生“默察”的是西方基督文化还没来得及“默察”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吧？哦，不对，抱歉，章立凡先生的“共和”渊源似乎和古希腊的柏拉图《理想国》有关吧？
不过，章立凡先生倒还是忧国忧民的，通过中日历史对比，其忧国忧民之心确实是溢于言表的：
战后的中国和日本，都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20世纪50-60年代，当资源短缺的日本，以“经济动物”的坚韧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经济的时候，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国，也以“不断革命”的热情搞起了“大跃进”。其结果是一正一负：日本凭借世界经济大潮迅速崛起，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中国却陷入空前惨烈的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的总和，不久又被拖入一场持续10年的浩劫，经济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
看到“中国却陷入空前惨烈的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的总和”，我首先怀疑章立凡先生的中文写作能力，因为我曾经看到章立凡先生写过《无知者无畏--从哈里王子穿纳粹制服谈起》：
据军事科学院研究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中国的财产损失，据估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转引自××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文革”损失的官方统计数字，但×××和××的说法，也应该有相当的权威性。无论如何，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
看来，章立凡先生也认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可是，章立凡先生说到“空前惨烈的大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的总和”是究竟什么意思？因为我所知道的是“大饥荒”时期的总死亡人数（1958－63年）是在8000多万，这个当然是超过“死伤3500万人”了，可想来章立凡先生不是这个意思吧，恐怕是中国这个“大饥荒”“超线性死亡”或“非正常死亡”是超过了“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的总和”的意思吧，因为就是提出“科学分析”的学者自己都给出“大饥荒”的正常死亡人数是6000万左右。
为避免过度政治化而引起情绪过度波动地影响健康，我们就叫当年的什么兵为“曾进入中国者”，而当年的“大饥荒”是因为一个“毛”，现在设想一下，哦，回忆一下，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有什么“对日非友好者”是躲进了“青纱帐”里对“日本曾进入中国者”实施“不友好行为”的，那么，“日本曾进入中国者”会考虑，哟，这个粮食是中国老百姓要吃的，因此到“青纱帐”里追捕“对日非友好者”会造成不良后果的，如果开开炮，放放枪会让粮食死亡的，因此，“日本曾进入中国者”就对此不予追究了吗？
那么，请问章立凡先生，还有什么比侵略战争对被侵略国的农业生产更有破坏性的呢？而且是三至五年就超过了八年。哦，章立凡先生还是可以“免战”的，一则或许章立凡先生仅仅是会“默察今古得失”而不会说；二者，或许章立凡先生认为这个太敏感而无可奉告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位李锐老先生，据说是有人称他是当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其中一个，可惜，我对诸如“登泰山兮闲此脚，一览众山我最高”之类的实在不好意思评论。可是，他也是在哈佛称“‘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的，记得他是写过《大跃进亲历记》的，里面有一段：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
看了，我没明白，这只猪究竟有多大？难道是转了唐僧肉基因的猪？这个“俺姑”莫非就靠这只埋在地里的“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活过了几年的大跃进？这个“俺姑”的小辈就让自己的“俺姑”一个人留在只有“饿鬼”横行的家乡而没带回“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而“已故的猪体”埋在地里是特别容易腐烂的。
4000万人死就是在字面上死也是蛮累的，所以为节约墨水、纸张就让这些人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日本侵略中国八年死了中国人3500万，可一个三年“大跃进”就能饿死4000万，那原因呢？好像就是因为脑子发热搞大跃进，看来，思想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日本曾进入中国者”当年是举着枪，开着炮进入中国的，可因为“毛”一个脑子发热“大跃进”就能让中国人“饿死四千万”，这个思想的力量实在太大，大得让我都无法想象。
不过我是看到过学者研究的，当然，学者的理论咱未必懂，可是数学咱还是懂一点的，先看看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主席、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的研究数据：
科尔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平均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算数
年份 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 (万人)
1957 54，630 10.80 *590 *19.0 *1040
或54，737?
1958 65，324 11.98 783 *20.4 1333
1959 66，601 14.59 972 *23.3 1552
1960 66，707 25.43 1696 *38.8 2588
1961 66 033 14.24 940 *20.5 1354
1962 66，577 10.02 667 *13.7 912
1963 68，234 10.04 685 *13.0 887
1964 69，836 11.50 *803 *13.5 *943
1958—1963年 *5740 *8620
死亡人数(万人) (5743) (8626)
按照科尔教授的意思，线性死亡人口是根据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而1964年940万，就有[（1040＋940）/2]×6＝5940万，这就是1958－1963年的线性死亡总数，可是，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科尔教授选取的两个基点：1040，940，有个问题，因为1040万死亡人数是在人口为54，630万的1957年，而940万死亡人数是在1964年的69，836万人口时，可中国人口一直是在增加的，那么在恒定死亡率而没有超线性死亡的情况下，科尔的计算，嗯，照样是存在非线性死亡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1957年和1964年如果死亡率相同，那么实际的正常死亡人口肯定是增加的，可科尔的线性则是相反的，因此中国的非正常死亡那也是毫无疑问地无比正确的。我们把N年的死亡人数以年份排序组成一个集合，那很容易地证明，选取两个最小的基点，那在这两个年份内的非线性也就是非正常死亡就一定是铁证如山地不容置疑，嗯，把美国100年的死亡人数按年份排序组成集合而按照两个基点最小原则，觉得好玩的也可以以此指责美国政府在100年内制造了多少多少万的超线性死亡了。
我这里不涉及实际的死亡人数，仅仅是指出科尔的科学计算是不科学的。
而国内学者蒋正华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
户口登记数 蒋正华估计数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 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
生命表是有个解释的：
人口学中把同年出生的一批（同龄的一批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陆续死亡的人数列成一种表格，称为死亡表。由于它反映了这一批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也叫生命表。又因此表可以计算人口的平均寿命，又叫寿命表。这种表格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表的编制方法上，如要实际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要花费百年左右的功夫，实际很难做到，即使真的经过百年观察编制出这样一张表，也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和分析现状的作用。因此，编制生命表的方法是把同时存在的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的状况作力一代人处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状况来看待，这样就可以根抿一年或几年的统计资科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计算出平均预期寿命。生命表有1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也有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可是，根据平均预期寿命来确定非正常死亡，对吗？像李锐老先生大概是90岁了吧，而现在的预期寿命大概为75岁，那这证明至少有另一个人是在预期寿命之前就已故了，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非正常死亡了？以致于就算“饿死”了？
还有一个问题：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洛 蒋正华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36.45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31.6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28.46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23.84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20.78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44.73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45.57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40.48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38.46
15.56 15.97 15.94 15.93 15.19
这最后一排数字是把1959－61年的出生率按照各人估计值平均，然后与其他年份的出生率平均值相减后得出的，这个数值就是这三年出生率比其他年份低的值，也就是说，根据这些学者的估计，这三年的出生率比常年大致少了15‰，而大致按照人口6亿计算，那么从1959年至1961年其出生人数减少了15‰×6亿×3＝2700万。这个数字和死亡人数毫无关系，嗯，这个应当算非正常未出生人口吧。
科尔的超线性死亡，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到李锐老先生那里就成了“饿死”，在章立凡先生那里就比日本侵略中国八年造成的死亡更多了。可是，却没人想想，还有什么是比战争对农业生产更具破坏性的运动。
章立凡先生一讲起文革，那是一脸的痛不欲生状，可是我记得那时有不少人把家里的钥匙就放在屋门边角落里的，这是不是很恐怖呢？只要一毛钱的挂号费就能看病，那是不是就崩溃了经济？而巴黎统筹会，章立凡先生应当知道吧？可日本人自己承认的：“以前，只要求于欧美，新技术就会垂手可得。现在可以说日本几乎把欧美的技术吸收殆尽。”（摘自森谷正规著《日本的技术力量》中译本，1982年9月出版，原著为1980年）。
章立凡先生，这个“巴统”究竟是想阻止中国成长呢？还是因为看不惯“毛”的封建思想设立的？当您轻描淡写地说：“日本经济却逐渐进入衰退期，直到近年才出现了复苏的势头”，那您知不知道“广场协议”？我这里引用一个资料：
从１９８０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１９８４年高达１６００亿美元，占当年ＧＮＰ的３．６％。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１９８５年９月，美、日、德三国达成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自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与马克开始大幅升值，日元从１９８５年２月的１美元兑换２３６日元到１９８７年升值到１比１２０日元，马克亦然。在日元与马克持续升值而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疲软的美元对国际经济稳定并无好处，美国的对外出口也没有成长且贸易赤字仍旧在逐年扩大。
１９８７年Ｇ５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１９８６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１９８０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１９９１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看来日本官员“妖魔化”人民币的实质在于希望中国经济步日本后尘。对此国人应该提高警惕。(2003年7月)
章立凡先生，您看出什么了吗？
嗯，章立凡先生是特别钟爱“民主”同时是特别憎恨腐败的，对民主、腐败的爱憎我与章立凡先生是一样的，可意思实在是不一样的，章立凡先生有篇文章《腐败成因难探讨——先父章乃器与梁漱溟佚事之一》，最后感慨道：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
看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哦，是这样的，我还是从章立凡先生特别痛恨的时期讲吧，那个时期倒是有些特权的，像属于高干的出差就有火车软卧待遇，嗯，这个不好，可是，那时县团级的厂长其实也是知道软卧是很舒适也蛮威风的，可好像是没人敢坐的，据我所知，好像就是因为厂里的会计不肯做账，出纳也就不肯掏钱造成的，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民主监督味道的，可章立凡先生却是特别痛恨这个时期的。而后来我就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某企业招会计，出了一道题：五加五等于几？第一个答等于十，不行，太实；第二个答等于九，不行，太笨；第三个进来先关门关窗然后低声问，您说等于几？嗯，这个不错。
章立凡先生的中文写作功底如果不是深不可测而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就该是独具意蕴而微言大义地一言难尽，“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莫非是当年的资本家没有殆尽那腐败就有民主来克制了？这“人欲横流”莫非是资产阶级消灭殆尽后产生的？而“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工人有的是”，章立凡先生不会认为是工人们自己说的吧？
至于是“物腐而后虫生”还是“物必虫生而后腐”，其实是很无聊的事情。这里大致讲的是，究竟是大肆行贿造成的贪污受贿还是由于贪污心重造成的行贿风？如果仅仅这样争论下去，那和现在街头麻将室里打麻将的差不多了。
想来，章立凡先生一定是不服气的，那么我们看看梁漱溟的话是“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唉，这句话其实是没有用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不能用几个是好人就能判断这个群体就是好的，所以，我看了半天，我就没明白当时资本家群体究竟是因为有权人贪污心重造成的被迫行贿呢？还是资本家群体想多发财而大肆行贿造成的腐败？
估计章立凡先生写下这些回忆或许是想引人深思的，可是我却看到这些人在那里是言不及义地坐而论道。不过，章立凡先生自己的意思恐怕还是当时的资本家总体是好的，正因为由于什么民主制度的缺乏才造成了当时资本家群体是被迫行贿的，可是不知道章立凡先生为什么就转到“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了？可能是半个世纪前的贪污受贿款都存银行了，五十年的利息到今天是天文数字，所以“腐败则于今为烈”了吧。
嗯，章立凡先生是“幼读诗书”的，想来昔日的礼仪还该知道吧？可是，看到《腐败成因难探讨——先父章乃器与梁漱溟佚事之一》里写道：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
章立凡先生，您自己没感觉什么不妥吗？您说“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请问是真的吗？
呵呵，“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难道章立凡先生认为毛泽东是仅仅“抄写卡片”吗？
章立凡先生，您已经写了毛泽东住在“准岳丈”家中，而中国传统是“婿为半子”，毛泽东当时既非杨怀中先生的家丁也非下人，而杨怀中先生为表示对梁漱溟先生的尊重，故命自己的“准半子”开门迎送，想来，梁漱溟先生是应当知道的，那么是梁漱溟先生不懂规矩呢？还是章立凡先生自己不懂规矩就让“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了？
当然，章立凡先生自然可以保持沉默而“免战”的，可是，道理还是道理，如果从个人恩怨讲，我甚至可以认可您对毛泽东的某些情绪，可是，杨怀中先生和毛泽东在您写的这段里，有什么错吗？而您却借用已故的梁漱溟先生给人印象是什么呢？
章立凡先生，您在《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回忆道：
有次她读书读得厌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起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比较起来，这首我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肊，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章立凡先生，您现在是不是回忆起还有什么遗漏的吗？莫非那首“有太白之风”的十七岁绝句习作就找不着了？
章立凡先生，您不通世故，但难道别人也看不出您不过是借已故的康同璧来显示自己“咱也是才华横溢过的”吗？
章立凡先生，您不就为贬低毛泽东就让已故的梁漱溟先生对“经常开门迎送”的杨怀中先生“准半子”是“记忆不深”了，难道不是吗？
唉，章立凡先生，您自己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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