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国际2月4日贴文：“西方通讯社2月1日报道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戴维·基尔戈尔和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继去年攻击中国普遍存在死刑犯的器官移植后，星期三又发布报告，恶毒攻击一些中国军医院参与了类似行为。他们说，中国军医院的此种行为并未得到政府的监管，其中有些器官卖给了外国人。基尔戈尔和麦塔斯宣称，曾赴多国‘搜集证据’，并妄言中国军医院‘参与器官移植非常普遍’，目的和农村医院一样，是为了‘弥补经费不足’。”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月1日严正指出：“在中国，利用死刑犯器官是十分慎重的，我们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具体来说，就是必须经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本人书面同意，必须经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和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其他相关部门在这方面也有严格规定。”
事情很简单。我想外国友人对中国的人权方面进行监督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但事情又事涉中国军方，所以外交部正式地予以反驳也实属必然。但事后我一想，一个外交部的严正声明还不一定能说服外国人，因为人家外国人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普通的外交词令予以看待，人家会认为无论基尔戈尔说得是否属实，中国外交部的“严正声明”都会是一样的。那么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有是可能会有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人做的工作里面都可能出现猫腻，但说到“普遍”就不会是真的了；同样是由人掌刀的军医院，道理也是一样，并且中国的拥有着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军医院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对地方开放了，更谈不上缺钱。我今天主要就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上反驳一下西方相关人士的无知。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才有能力开始开展的器官移植的价格——当然是指重要的体内大器官的移植的价格就是与世界接轨的，所以从一开始能获得器官移植的人中的绝大多数就不会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贫富间差距越拉越大，我们应当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在中国有绝大多数的人得了大病没有钱治病那是只有等死的，能化得起钱移植得起器官的人恰恰只是占有中国社会财富绝大部分的那极少数的人；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需求导致为了治病或生存而走投无路的人会积极地出卖自身的部分器官以求生存的现实。这样就自然产生了“财富过于集中与疾病不分贫富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人体器官供应相对过剩与人体器官需求相对降低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器官不能降价，那就只能走出去。
对于中国这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特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国际接轨的器官价格及器官移植价格必然导致中国有着大量的剩余器官流向海外，这是市场规律使然！那么中国的相对“剩余”的人体器官不但填补了海外西方发达国家器官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的极端化所引发出来的走投无路的人自愿卖掉自己的器官以求生存的现状更是还从客观上平抑了国际人体器官市场的价格。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流向海外的中国的人体器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所导致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贡献”。那么西方媒体还有必要把一个天生就是人口大国的出口人体器官这样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上纲上线到政治和人权高度吗？
（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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