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概而言之，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说：“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的领导决定了中国革命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要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李光耀也和共产党合作过，但他们革命的目的和中国革命不同，这就是所谓同途殊归。造成区别的原因即在于指导思想不同，这也是要以思想划分阶级的一个例证。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了共产主义实现的三个必要条件，即：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的涌流；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现在看看这三个条件。
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怎样才算极大丰富呢？就是说用不完。那么，什么才是用不完？关键是要看你怎样用。如果要像康有为的女儿一样，“一天换一套棉被，才觉得是人过的日子”，恐怕地球资源也受不了。如果你的用法是不断用粉碎机把东西毁掉，恐怕具有这样生产力的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到来。而如果你吃饭看菜，合理充分地利用资源，则现阶级的生产力未尝供不起。总之，能让人们衣食无忧，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并不需要特别发达的生产力。现在许多人之所以还在穷困线上挣扎，共产主义远远不能到来，那并不是因为稀缺，而是资本家为实现剥削压迫而人为造成的结果。
至于分工，原始社会的人有没有分工？肯定是有的。他们是服从奴隶般的分工吗？不是。在原始社会能实现的东西，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能？即使在今天，家庭成员之间有分工吗？有的。这种分工是自愿的吗？肯定是。所以，如果整个社会像中国古代圣贤描述的那样，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自愿分工也是可以实现的。
再来看劳动。不能说人性是好逸恶劳的。许多老年人，一天不劳动便觉得浑身不对劲，他们不是缺衣少食，而是把劳动当作了一种需要。是不是第一需要，这是文化熏陶的结果。一些人说，人是贪生恶死的。可是古斯巴达人，古罗马人却以战死沙场为荣。人死且不怕，还怕劳动吗？又不是让你劳动致死。
终上所述，可以说，马克思所说的三个条件，今天已经初步具备了。生产力的障碍已经初步克服了，但上层建筑还迟迟没有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还遥遥无期。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的形成，来源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只能以经验的形式为人所把握；人们唯一能认识的，就是自己的经验；经验来自感觉，感觉来自客观存在。经验有两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实践越多，直接经验越多；读书越多，间接经验越多。因此，人的思想的形成，不单来自现有的社会存在，而是来自全部历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初生之人如一张白纸，各种社会在关系在上面描绘自己的样子。此为存在决定意识。
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的特点就是能思想，会行动，思想决定行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同样道理，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也能被资产阶级掌握，变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力量。
终合以上两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被消灭了，但他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一旦时机合适，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无产阶级革命还远没有完成。这种革命区别于过去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它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里的革命，也即“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辩证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领域的革命，而没有另一个领域的革命，只有上层建筑里面的积极革命，才能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创造条件。
一般情况下，人群可以分为三部类，一类是坚定不移的革命派，一类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类是游离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三类人的数量关系如同概率论上的正态分布，两头小，中间大。第三类人人数最多，对应的人群就是小资产阶级，这类人组织性、纪律性差，政治竞争意识薄弱；可塑性强，可以变成革命派，也可以变成走资派。任何人都是君子性和小人性的集合体，无产阶级君子性较多，资产阶级小人性较多。如果把人比作磁铁，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显示出不同的极性来，犹如磁铁的两极，而小资产阶级则接近中性的铁，它容易被磁化，和靠近它的磁铁显示出相同的极性来。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变成君子。通常，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我们的办法是说服教育，看他能不能被“磁化”，“君子化”。能被“磁化”的，是君子，应该用道德来感召他，这叫做德治；不能被“磁化”的，是小人，则要用法律来约束他，这叫做法治。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法律。其实是有“法律”的，这个“法律”就是无产阶级道德。何谓道德？道者，万物之普遍法则；德者，人之行为法则。德，从行从直，正直之谓也；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所以，德治是法治的内核，法治是德治的外围。对于人民，我们讲道德，对于敌人，我们才讲法律。有些人不愿意呆在道德的圈子里，偏要到外面去闯一闯，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这个圈子。法治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有道德者必定不犯罪，犯罪者肯定不道德。所以，法治是德治的补充。
法治是服务于德治的，重在赏罚分明，使天下人去恶从善。《三国志》里面讲诸葛亮：开诚布公，科教严明，惩恶扬善，用法虽严而民爱之。法要交给人去执行，交给哪些人呢？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了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古人也说：“治国即是治吏”。不论是法官还是干部，都只能从群众中提拔。用人要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不可用奸诈逐利之“理性人”。这种人既为逐利而来，必为掠利而去，不可托以重任。谁来监督法官和干部？只能是群众。只有群众本身有道德、有组织、有力量，才能保证干部、法官有道德，行不逾矩。真正的法治，只能是这样的法治。一个全民腐败，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是民主的，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走群众路线；不是新权威主义，不相信人民没有专业化的官僚带领便不能创造历史，不走“青天路线”。我们讲精神激励，不搞物质刺激；相信道义的力量，不搞诱之以利；相信说服教育的作用，不搞驱之以法。诱之以利，驱之以法，那不是对待君子的办法，而是对待小人的办法。你用对待君子的办法来对待人民，最终得到的是君子；你用对待小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最终得到的是小人。
有人说，小人虽然人品不好，但小人有能力；我们不需要道德高尚人，而是需要有才能的人；为了发展生产力，用人应该不拘一格；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所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
什么叫做能力？能力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之中。能力的高下，在于比较之中：事有难易之分，人有贤愚之别。事情愈是难以做到，能力愈是难能可贵。所以，说人家有能力，那么他办的事必定是难以做到的。有道德的人有所不为，不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道德的人无所顾忌，不是他有能力。认为才能无关乎道德，那是许多人的看法：因为君子爱惜羽毛，小人不避腐臭，而人们经常不知道这一点，以为君子迂腐而小人能干。司马光说君子愚而小人能，不也是这样的吗？
发展生产力真的可以盖过一切吗？如果发展生产力有终极意义，那么，人将处于何地？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目的，生产是手段，没有生产，就不能为革命创造条件，没有革命，生产便失去服务的方向。只提生产不提革命，那是以生产压革命，以手段压目的。故革命为纲，余皆为末。
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譬如战斗力。战斗力是由兵将的素质和兵将关系决定的，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功能决定结构，要什么样的功能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功能。所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决定生产力。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要根据劳动者和客观生产条件来决定。生产关系好不好，看看它能不能产生高的生产力就行了，用不着理论家们来教导。部队该采取什么样的兵将关系，也用不着赵括来宣读、注释孙子兵法。
有人说，就算小人没有人品，也没有能力，但适者生存，这是颠扑不破的一条真理，小人生存能力强，这就是他们存在合理的原因。人的本性是恶的，没有欲望，就没有进步。黑格尔说过，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小人，这个社会就不能进步。所以，小人对于历史，也是“功莫大焉”的。
不错，善恶相成，没有恶，就没有善，这就是恶得已存在的理由。恶的价值在于成就善，没有善，恶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恶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有依赖于善的价值。小人也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有依赖于君子的价值。欲望可以促进理想之进步，但欲望本身不是进步的因素。说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如同说摩擦力是车子前进的动力一样，摩擦力本身并不造成车子前进，而是车轮反作用于摩擦力而使车子前进。不错，没有摩擦，车子就不能前进，但谁人把车子前进的功劳归功于摩擦？摩擦力何来的“功莫大焉”？日本人侵略中国，结果倒使中国人团结起来。对此，难道日本人也“功莫大焉”？毛主席说过，应该感谢日本人的侵略，但感谢便要请日本人继续侵略吗？显然不是。同理，小人有成全君子的价值，是不是应该在社会上多造就小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竞争，有竞争我们的民族才有进步；只有自由、充分的竞争，我们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人动辄好言竞争，好像竞争有什么终极意义似的，其实不过鹦鹉学舌，自欺欺人。有竞争就有胜负，既然人生的意义在于竞争，在于战胜别人，那么，竞争失败的人岂非枉费此生？为了竞争，按照正常的逻辑，人们肯定会引入各种各样的竞争手段和竞争领域，打劫、杀人最终也会变成生存竞争的手段。事实上，也只有这种竞争才是真正的自由、充分的竞争。在这种自由、充分竞争的“理想”社会里，“人对人都是狼”，人们有无限的自由和权力，只要有那种实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会去治你的罪。这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真的是进步吗？这样的社会如何会使我们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退而求其次，即使人生的意义真在于竞争，竞争胜出者对我们的意义如何？有人说，日本科学发达，那是亚洲人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可是，日本人和我们何干？它又不提挈你，不侵略你你就应该求神拜佛了，你还真相信亚洲共荣啊？有人说，美国科学创新，技术进步对世界文明有极大的意义。这说法也不对。比方说，比尔盖茨开发了新的软件，它只有为我所用，对我才有意义。我们学会了原来没有的知识，安装了原来没有的软件，这就是创新，这就是进步。创新也罢，进步也罢，只有自己创新、进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有利于我们创新的创新，有利于我们进步的进步，对我们才有意义。美国又不肯和我们共享科学技术的成果，它进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离开我们的创新谈创新，离开我们的进步谈进步，那是形而上学。土石不动，何来的道德？故不可坐而论道；科技日新月异，与土石何干？故不可离开“我”而谈创新的意义。没有器，哪有道？没有具体，哪有抽象？没有个人，集体何用？离开人民群众谈什么生产力发展？离开工农兵学谈什么国家长远利益？
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自强不息，不断超越自己，不断进步；厚德载物，帮助同志们也不断进步。这种人生观既避免了竞争失败导致的无意义，又有不断进步的实际意义。这种意义是实在的，具体的，不是形而上学，不是坐而论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意义所在。
中国古人讲性善论，目的是为了约束人们的恶行；西方人讲性恶论，结论也是应该约束而不是放纵人类的恶行。在崇洋的中国，传统早已被资产阶级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从西方泊来洋性恶论，把它当成他们干尽坏事的借口，并把“性恶论”演泽得淋漓尽致。霍布斯讲自由，然而他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必须限制自由；黑格尔讲人权，得出结论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人们才有自由，才有人权。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讲自由和人权，但他们的自由和人权实际就是“无耻”和“纵欲”。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贯手法：许多西方人的社会学理论，一到中国资产阶级手中，就变成他们欺骗国人，破坏人类道德的核武器，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许多人看不清资产阶级的面目，不能识破他们的手法，以为真的有什么人权、自由、法律等普世价值或天下公器，也跟着鹦鹉学舌。
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人权。他们鼓吹自由，但他们回避一种自由：暴力反抗的自由；他们鼓吹人权，要求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他们犯罪可以免死。他们有时显得残酷无比，他们又好像温情脉脉。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天下公器说白了不过是欺负工农的工具：为自由是假，为掠夺是真，把工农的绝对贫困说成是适者生存的必然，把自己的巧取豪夺说成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为人权是假，为纵欲是真，不关心工农子女生存的人权，只关心风尘女子卖淫的自由。
列宁说过，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统治阶级的法，没有所有人的法，因为法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的法，没有无产阶级的法，资本家的利益就是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的法，没有资产阶级的法，无产阶级的善恶是非观是法。无产阶级的法，以义为利，以是非善恶为准绳，只有它，才符合法治的原意，才能构建真正的法治。一个明显的对比：在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不烦而民风朴，因为法维护正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资本主义社会，法网严密而民风悍，因为法维护权势的说法路人皆知。
所以，不论是人权也罢，自由也罢，法治也罢，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必须认清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才不会被他们的花招所欺骗。资产阶级为实现其复辟事业，编出种种借口，他们常常拿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说事，昨天“物质刺激”，今天“劳动者之积极性”，明天“基本需求”，拼揍没有理论的理论论证其复辟的合法性，让小资产阶级充当他们复辟的工具。一旦实现其目的，他们就开始收拾小资产阶级。这种办法屡屡得逞。那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太幼稚，无产阶级力量太薄弱，挡不住资产阶级的进攻。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苦口婆心地教育小资产阶级，可是没有用，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恨不起来。因为有人民政府的保护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的本性，犹如儿童不知道笼子里温顺的老虎一旦离开笼子的可怕。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在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事实教育下，小资产阶级逐渐觉悟起来，他们将同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去打倒资产阶级。总之，历史并未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会永恒，资本主义最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