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以上迷信：中国县处级官员科学素养调查解析
民主与法制时报 记者王琪／《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4种迷信的情况。与2005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的有关数据相比，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的比例仅比公众高出6.1个百分点，其中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的比例甚至略高于公众。
公务员是引领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的今天，唯心思想对官员的侵蚀值得高度重视。“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专门的公务员迷信调查。涉及公务员迷信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5月24日下午，程萍博士在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此时，正值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公布部分内容，报告中涉及县处级公务员迷信的调查数据和结论被舆论广泛引用，并被称为中国第一份“官员迷信调查”。尽管这确实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第一次对官员迷信现象进行调查，但事实上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官员的迷信调查。
在程萍博士提供的《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调查总体上被规划为三大板块：一是县处级公务员基本科学素质调查，二是县处级公务员获取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和对科学信息感兴趣的程度，三是县处级公务员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已经公布的是《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内容，即“县处级公务员基本科学素质调查”。这一部分又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县处级公务员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程度。
涉及公务员迷信的调查，被安排在公务员“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程度”中。如何测度县处级公务员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程萍在调查中采用中国公众第六次科学素养调查的主要内容，通过测度他们识别迷信现象的能力来实现。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4种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迷信现象，成为测度县处级公务员识别迷信现象能力的首选内容。
在调查问卷中，有道题问道：对以下几种(即上文提到的4种迷信现象)预测人生或命运的方法相信吗？预选答案包含4个选项：很相信、有些相信、不相信、不知道。据介绍，被调查者只有选择“不相信”和“不知道”才能被初步确定为不相信迷信者。为了更加准确地测试出不相信迷信者的比例，在设置了上述一个问题后，接着还设计了另一个追问：如果以上任何一种预测方法告诉您，您最近将有大灾难，您将如何处理？
追问有4个备选答案：1.按预测者提供的办法去避灾免灾；2.查询有关书籍或询问亲友；3.不理睬；4.不知道。统计结果显示，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没有超过半数；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4种迷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5.6%的人对4种迷信现象和“灾难预测”持“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的态度。也就是说，有5.6%的县处级公务员相当迷信。
尽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总体水平高于公众，但在迷信这个问题上，公务员与普通公众的识别程度并没有明显差距。《调查报告》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人数比例为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县处级公务员人数比例最低，为6.0%。
与2005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比较，在前述4种迷信现象中，公务员对“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的相信程度与公众差不多，对“求签”的相信程度低于公众，但对“相面”的相信程度则高出公众1.6个百分点----公众“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人数比例之和为26.7%，而县处级公务员的人数比例之和是28.3%。
两者不相信迷信的总体人数比例之和也是旗鼓相当。不相信迷信现象的公务员占接受调查总人数的47.6%，仅比2005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不相信迷信现象的人数比例高出6.1%。从去年3月份正式开始展开的这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范围包括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的中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17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相应各地行政学院的当期学员，一共有945名学员参与问卷调查，有效问卷为900份。
在提交了有效问卷的900名县处级公务员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来自团委的干部，只有24岁；年龄最大者为59岁。其中35岁-54岁年龄段的公务员占了提交有效问卷全部人数的87.0%。《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县处级公务员是否迷信，与各自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并不大。
程萍博士在对中国县处级公务员展开科学素养调查的过程中，设置了有关迷信的调查内容，据说根源与之前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有关。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先后开展了6次，其中测度公众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了解程度的一项内容，即是通过测度公众对迷信的识别能力来实现的。
程萍曾经作过一次中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但是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未被吸纳到调查当中。据介绍，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所采用的调查体系，借鉴的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约翰•米勒的标准。原中国科普研究所教授李大光，是将这一指标体系引进到中国的先驱人物。李大光教授早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将米勒的指标体系带回国内。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作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都是利用米勒的指标体系进行。
在米勒的指标体系设置中，就包括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等调查内容。不过在米勒的指标体系中，美国在公众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进行调查的具体问题设置上，与中国国内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
中国科学家们在先后开展的6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将米勒体系中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调查内容进行了更换调整。比如，在米勒体系中，其中一个具体的调查内容为：你知道UFO吗？你对UFO怎么看？在第六次作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中国专家删除了米勒体系中类似的这些内容，因为中国公众对UFO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感兴趣。
科学家们结合中国国情，将一些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容加到了“舶来”的米勒体系当中。将“求签”、“相面”、“预测星座”和“周公解梦”融入到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当中，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这些现象在中国很普遍，除了星座预测以外的3种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程萍博士说。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就是根据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指标体系来设置，把4个迷信的题目保留了下来。结果，这一保留成就了“中国第一份官员迷信调查”。
公务员属于高心理压力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一方面他们要对上负责，一方面更要对老百姓负责，他要做好工作，心理的承受力必须要好于一般人。否则的话，他就承受不了。好多心理学家分析，在高心理压力人群里，公务员算是一部分，还有高校，另外还有就是高知，也属于高心理压力人群。他们心理压力很大，没法解脱，精神上又没有寄托，不知道往哪里解脱，所以他们就相信这些东西，想找一种精神的出路。
还有一种观点，既得利益怕丧失了。因为，一般公务员也好，县处级也好，地厅级也好，他都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要是总想着不要丢失，要保住或者让这个利益更好，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相信迷信的想法。还有一种就是贪官污吏！像河北的丛福奎，他贪污那么多，心里有鬼，就生怕哪天落入法网，求神来保佑他，结果神还是保佑不了他。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公务员迷信。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上放松了自我教育，放松了对自己政治上的要求，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我们经常说科学发展观啊，马列主义啊，三个代表啊，他们时常在嘴上说，实际上并没有学进去，脑子里装的是那些东西，让那些东西占了上风，而正面的东西、健康的东西和科学的东西没有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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