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投资不可取——评林毅夫的釜底抽薪策
益西彭措
今天，东方财富网引发了林毅夫的文章，并以一个美妙的面目出现，《人民日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文章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论证中国应该防止投资涌潮，并宣称这是釜底抽薪之策。
记得林毅夫在今年二月份在《财经》上发表文章已经提出了釜底抽薪之策。大意是中国应发展劳动密集产业，而不应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
与此同时，吴敬链发表了一个专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称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道路是斯大林、毛泽东的经验主义，没有成熟的西方理论支持，只是斯、毛的碰巧成功的经验。中国应放弃这样的经济经验主义路线，积极适应国际分工，承担国际分工的末端。
林毅夫、吴敬链表面上都是独立研究的经济学家，但他们的理论对政策指向有一个共同特点：
1、扼制中国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乃至遏制一般投资：
他们认为中国投资重化工业、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是错误的道路，没有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即使是一般投资的规模也应做大幅度的削减。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是投资偏大引起。
2、中国经济应处于国际产业的末端，即使不得已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也应参与其中的劳动密集段，比如组装等。
3、不断呼吁政府以上述目标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控，并美其名曰“科学的、有效的宏观调控“。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殖民经济学在中国势力巨大，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
A、民族资本发展缓慢，外资占领过多：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经济热点在微电子和通讯，主要提现在芯片、软件业。但从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芯片产业上的投资总规模不足300亿。导致计算机芯片、手机芯片都是国外资本控制。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文革结束的十年间，如果说过失由四人帮承担，那么，毫无疑问，从文革结束到目前的三十年，这个过失必须由坚持殖民经济学的殖民集团承担。
文革、四人帮耽搁了仅仅十年，但在微电子、芯片、软件上改革耽搁了三十年。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党、政府、国人的高度重视。
B、经济学说、经济管理手段严重脱离世界经济潮流和国情：
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都是在贵金属货币条件下的经济理论。
而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就颠倒了纸币和贵金属的关系——不是贵金属货币度量纸币，而是纸币度量贵金属（马寅初论点）。在二十实际70年代，终于放弃了贵金属货币体系，而采取了纸币货币体系。
因此，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币值稳定等理论已经过时。依据这些过时理论的所谓稳定物价、财政平衡、币值稳定等调控措施也就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伤害。而这种伤害在殖民经济学家的鼓吹下一再发生。
中国的国情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过强，从汉代起，中国对商业、工业就实施国家专利措施，对物价实行平准制度。这些措施往往过于严厉使中国失去了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的机会。
改革以来，引入西方的宏观调控使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找到了合理借口，在这个借口下，该发展的产业诸如芯片、软件、汽车发动机、大飞机、投资银行没有一个发展起来。理由是经济过热，不宜投资。
而不该发展，甚至政府应该严厉控制的地产、房产等被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
根本要害是经济发展脱离了工业化主流、脱离了资本化主流。
C、热衷政治民主、随时准备宣布经济改革结束：
中国经济问题历史积弊甚深，有封建时代的经济积弊，诸如文人不懂经济、货币始终短缺、税负沉重、对技术进步、工艺发展重视不够等。
改革以来，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当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时就宣布是政治体制问题，需要解决根本的体制问题。
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论域。
无论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其经济主张都是建立在经济货币化完成的西方现实上。
而中国经济是货币化远未完成的经济，充分货币化的经济和未充分货币化的经济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这好比一个占有大批地产和奴隶的贵族必定会研究诗词、书法、天文、事物的规律。而无立锥之地的无产者只会关心下一吨饱饭从哪里来的相互比较一样。
限制贵族的投资、收入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限制一个无产者的投资和收入就会产生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同样地限制一个贵族的能耗、环境不会产生什么重大问题，甚至是一种进步，相反，限制、规范一个无产者的能耗、环境只会使他失去发展机会。
美国人均占有货币化资本高达20万美元，企业遍布全球。中国人均占有货币化资本3万人民币，主要局缩于国内。
即使按购买力评价，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中国人均财富拥有量仅仅是美国的15％。
如果按7.5汇率计算，则中国人均财富拥有量仅仅是美国的2％。在全球经济份额中，中国是十足的无产阶级。
条分缕析地批驳殖民经济学的各种理论错误不是本文的目的，也不是本文能够作到的。
本文要说的是，任何限制中国、中国人民资本扩大，限制经济发展的做法都是错误和犯罪的。
无论出于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民族新增产值的减低、民族资本扩张速度的减低都是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公然破坏。
当前殖民经济学声势浩大，他们表面上声称自己是独立的经济学家，实质是在贩卖殖民经济学，并期望这个贩卖能够决定政策。
他们既不管这些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现实背景，也不在乎这些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以科学的名义反复误导中国的国家经济政策。
他们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政府被误导，说明中国政府愚蠢，中国政府不是被误导，说明中国政府的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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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http://news2.eastmoney.com/070611,628027.html
人民日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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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1 08:02 林毅夫 人民日报
——投资“潮涌现象”与宏观治理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实践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突出问题，是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的。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对于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宏观治理功能，利用政府可控制的政策措施来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消费、信贷、储蓄、就业决策，以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经济周期波动等。
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分为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价格的灵活调整能够使经济中的信贷、投资、消费、储蓄等的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趋向于稳定。例如，当投资受到外来的冲击而增多时，会导致总需求增加、经济过热。此时，资金市场会因为信贷求大于供而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会刺激储蓄，增加信贷资金供给，从而使信贷市场恢复均衡；同时，储蓄增加意味着当前消费减少，会抵消投资需求的增加，使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均衡。对消费、信贷等其他变量的外来冲击，也会经由市场的类似调整而使经济恢复均衡。所以，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治理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政府不应该为了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的干预或指导。
凯恩斯则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是以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为前提的，如果经济严重失衡，它就会不适用。比如，当产能严重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出现通货紧缩，因而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时，只要贷款要还，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产能严重过剩必然使企业盈利减少甚至亏损、破产，不仅失业率会增加，而且未失业的劳动者对就业安全和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下降，此时不管利率多低，消费者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也就是说，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当前消费。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这时应强调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启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理论的适用范围受制于其假设前提和所应用对象的条件。新古典和凯恩斯这两种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出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发达国家政府发挥宏观治理职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是其产业发展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对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的看法会不同，很难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因此，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理论，自然以这样的情况为暗含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讲，政府对企业投资和产业升级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让企业凭自己的分析来判断新产业方向和选择投资项目。在众多投资中，少数企业的项目会成功，多数企业的项目会失败。发达国家正是靠那些经过市场筛选、事后证明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推动一批新产业的出现，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在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以及经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不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不应该干预企业投资。
在极少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违背这种暗含前提的情形，众多企业同时看好某个相同的产业，如上世纪９０年代的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此时，企业的投资就会出现“潮涌现象”——像浪潮般涌向这个产业。在投资前，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是获利极高的好项目，于是大量资金投向这个项目，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等这些投资完成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远低于当初预期，大量企业因此而破产，甚至导致银行坏账激增、股市暴跌，触发金融危机，出现经济萧条。
这种对某一新的有前景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发达国家通常是很长时间里偶然出现一次，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而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频繁出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较低部位，其经济发展是在世界产业链内部，沿着现有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不断升级的过程。由于在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升级中，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因而企业对哪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在发达国家偶然出现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也会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给予资金支持。此时，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支持热情。然而，等到企业投资完成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市场价格下跌、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不对企业投资进行指导，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的升降来调节投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学文献中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确实比发达国家大而且频繁。
既然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出现的现象，那么，理论上就不能漠视它的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并非像发达国家那样是属于不确定的事件，而是企业和政府都可以事先有相当准确的信息和判断，而且政府对整个经济中的投资、信贷总量、国内外市场需求等信息的掌握比个别企业和金融机构更有优势，因而，政府应该利用这种总量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这些标准的实施；同时，适时发布投资规模、信贷总量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整个经济现在的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现象”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所以，主张限制政府宏观治理职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像我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更好地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率的表象下，可能隐藏很大风险。治理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创新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时，凯恩斯理论也不完全适用。按照凯恩斯理论，此时政府应该实行赤字财政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类旨在增加国内就业和消费、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措施，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执行得好，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现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疲软，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下一轮新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还会继续发生。虽然新一轮产业投资的热潮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投资拉动的较快增长，促使投资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产能过剩部门产品价格下跌而缓解通缩压力，总体就业率和企业盈利率都会因此而有所上升，但等这新一轮投资完成时，这个新的产业又会加入产能过剩的行列，整个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更趋严重。此时，若又依靠下一轮新的产业潮涌投资来缓解通缩压力，就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一轮轮潮涌投资所积累的过剩产能和银行呆坏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可能诱发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过，在大的危机爆发前，国民经济很可能呈现较快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率，从新古典理论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因而容易使人们对集中于某一产业的过热投资疏于警惕，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治理，就会付出极高代价。
在现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而新产业投资又出现“潮涌现象”时，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时会面临两难选择：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同时提高，即使能够抑制投资冲动，却会降低消费需求，从而使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如果仅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使利差扩大，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会更高，投资者可以得到的资金更多，也就是说提高利率后投资可能反而增加。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产业的产能已经过剩、经济中又存在许多新的产业可以升级时，政府需要组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消化现有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同时也要运用金融和产业政策等，防范新的一轮投资“潮涌现象”，这样才能避免国民经济的过度波动以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理应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来弥补国内资本之不足。而且，发展中国家产业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当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升级时，其企业也有以直接投资方式将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的积极性。因此，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应该有盈余。同时，由于投资“潮涌现象”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长期处于多数产业产能过剩的状态中。国内产能过剩、供大于求，则必然带来出口长期大于进口，进而导致经常账户也长期出现大量盈余，而不是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所认为的在资本账户有盈余时，经常账户应该有赤字。
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长期出现双盈余，外汇储备的积累会很快，汇率将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促使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压力，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汇率升值将使国内外经济恢复均衡的判断不同，汇率升值将减少产能过剩部门的出口，同时增加进口替代部门的进口，使进口替代部门的产能也出现过剩，结果产能过剩将更趋严重。这不仅可能导致过剩部门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出现更多企业破产倒闭的情形，甚至诱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加剧，物价水平下跌的结果将抵消掉汇率升值的效果，使进出口产品的比价恢复到汇率升值前的水平，最终的情况是国内的一轮价格调整完成后，经常账户盈余依然会很大。所以，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以明确的政策信号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并将升值的幅度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而釜底抽薪之策则是防范投资“潮涌现象”，避免过度的过剩生产能力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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