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在中国复辟缘自奴隶经济学
山西黑窑场的暴露，只是揭开了现代中国残存的奴隶制社会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掩在现代文明背后某些阴暗角落里的奴隶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即便是首善之区的上海，在远离繁华的去处，带有奴隶制性质的血汗工厂，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开工。那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妹，与《包身工》中的芦柴棒也没有几多区别，白天她们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作，甚至于来例假的日子，都不能逃脱冷水的伤害；夜晚她们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小房间里睡觉，生命就在极限的条件下煎熬着。
从现代文明社会的角度上思考，奴隶制作为反人类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它把人视同动物来使用，不但是对人类尊严的整体亵渎，更是对人性的恶意践踏。可是，当金钱和某些泯灭了人性的欲望贪婪之徒结盟，奴隶制的复活就不足为奇了。再进一步解读，当一个社会被金钱整体击倒以后，高楼大厦不过就是奴隶们尸骨的堆积，说不准踩踏在你脚下的那块地板砖上就附着一个冤魂。那看似流光溢彩的炫目夜色，是奴隶们雾化了的鲜血，那飘香的城市夜风，你只要留意的品啜，就能嗅出血腥的味道。
表面上的文明蒙蔽了城市人的双眼，使他们醉心于这夜色的曼妙，情至深处，哼起夜幕临城红灯绿灯霓虹灯耀眼……手挽着手拍拖。他们从不会觉察这夜色的毛骨悚然、幽魂缭绕，更不会觉察到在他们幸福相恋的时光里，也许就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爱侣为了求生四处奔波，有些人已经尺骨无存，有些人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嶙峋的骨架，就像锋利的刀片，倚到树上树木呜咽，靠在墙上墙壁生寒，如果躺在地上，那就是诉说苦难的甲骨文。
真的要为今天的中国感到悲哀，在南北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历史永不复返的今天，我们却不得不打着灯笼寻找林肯。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文明是显得那样的滑稽，尤其是当你听见清华、北大要进世界大学一百强这个口号，你就更为这个社会感到悲哀了：一个残存着奴隶制的社会，两个喝着奴隶血汗长大的学校，居然大言不惭地要登堂理性和科学的圣殿。以为那是有钱人的俱乐部么，买了票就可以走进大门？
一直有这样一种直觉，所谓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的殉葬品，在蔡先生入殓的那一刻，“北大精神”便也一同装入了坟墓，从此一去不返。所以，面对残存的奴隶制，北大人不但视若罔闻，并且有人就是制造奴隶制的元凶，他们把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修理成奴才，把工人改造成奴隶，把女人改造成供富人和名人发泄兽欲的工具。白天他们唆使那一群群奴才为他们效劳，这群奴才对他们的“恩师”像狗一样的忠诚，对待工人、农民如同对待牛马；晚间他们开着名车回到别墅，享受女人的肉体。而如果不是因为邹恒甫教授揭发，或者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许多中国人还将继续把他们视作神明供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
多少次，我曾经打算在网络上呼喊：砸烂北大和清华那两块遮羞布式的招牌，别让它们再为祸人间。如果追问是谁率先在中国制造了现代奴隶制？回答是：舍北大清华其谁有资格也。中国要解放奴隶，先必彻底改造北大、清华，否则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中国社会的污染源——就是北大、清华。消失了数千年的奴隶制，之所以在中国悄然复辟，正是缘自它们鼓吹的奴隶经济学。由此可见，在现代中国奴隶制复辟也就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产生与之配套的生产关系。
北大、清华，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思想库。其实在10年前它们就完成了价值观的蜕变，从理想主义的思想先锋蜕变成了利益集团的总代表。科学和民主精神在北大、清华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适者生存”的丛林哲学。在中国社会寻求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它们上下其手、甚至里通外国，扮演了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角色。我们在前院流血流汗拼命的努力，他们在后院偷窃甚至放火。干了一桩桩一件件在潘石屹做来都觉得问心有愧的事情，但他们绝对不会脸红，他们甚至理直气壮的用他们的理论解释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说不清的原因，每一次听到他们的所谓市场，我就会想到人为刀俎我为牛羊的血腥屠宰场。
并不值得为百年北大、百年清华的蜕变惋惜，这是中国社会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它的价值在于，牺牲两个学校，换来了中国社会的真正觉醒，使广大人民彻底地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和皇帝，要解放我们自己只有靠我们自己。它的另一个价值在于，用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话，“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并没有被装进棺材埋入坟墓，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要以剜肉补疮的精神，挥泪斩马谡，彻底的抛弃这两个已经没有了任何思想价值的学术废品仓库。用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学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
不过在在这里必须指出，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学原理也不是圣经。我曾经在此前讲过，斯蒂格利兹沿用新古典学派的弹性曲线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割裂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他在分析边际效用的时候，需求呈递减的趋势增加，但当他分析供给规律的时候，需求就变成了呈递增趋势的增加。而这个错误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还有其它一些错误，比如他在加利福尼亚水资源分配上的观点，看似尊重市场规律，实际上恰好破坏了市场，等等，不在这里做过多的纠缠了。
但总的来讲，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像斯蒂格利兹那样，把经济学当作一个庞大的学说体系来研究，而不是看作纯粹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就事论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学者，又掺杂了过多的个人私心在里边。因此，他们的学术见解充其量只能指导一座城市或一个工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比如在欧美有很多经济学家，不但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这也正是斯蒂格利兹称北大、清华的经济学家三流都不够格的根本原因。
北大、清华的经济学家尚且如此，其它院校的教授们的学术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们除了复辟奴隶制用最原始的办法增加积累，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既能让国家繁荣富强又能让国民整体受益、既能让富人更富又能让穷人脱贫、既能让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影响社会稳定。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学者和专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头衔越多、真理越少，赚钱越多、良知越少，论文越多、价值越少，学生越多、学问越少。而这一切，就正是出现山西黑窑场的奴隶作坊和奴隶制复辟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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