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不过望文生义的伪命题
何必
目前“瑞典中国商贸城”正面向国内招商，它是由浙江凡尔顿控股集团投资兴建的，凡是投资就可以得到一家瑞典本地注册公司，以及商城40平方米的店铺。（2007年6月18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多么令人喜悦的景象啊。现在，富起来的中国人，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收入囊中。不久前，河南人花10亿把德国的一个机场买下的消息，在全世界不胫而走，让所有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把。虽然后来的消息说，这桩交易并没有落亭，还属于为完成的买卖，还存在不少不确定性，可即使如此，中国人终于站立起来了的声音在我们的心胸里、话语中和对国际的振振有词上都显露无遗。前年，媒体就约我就中国人把德国买空的言论进行品评，到现在，岂止是德国，欧洲都面临着成为中国人囊中之物的危险？
前两天，郭宇宽群发邮件中有我一份。邮件内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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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宽 2007年6月7日 22:03 兄弟我对中国经济的忧虑 辗转传播，功德无量。 这是我四月初和陈志武先生对话的整理，删节版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此乃原版！ |
虽然郭宇宽对我每天一篇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我应该写些个宏大题材，而且秦朔入主第一财经，让以往南风窗变化不少，至少郭宇宽等一票人不得不另立门户，尽管可以在秦朔版面上布道，却远非当年辉煌可以比照；但架不住郭宇宽所谓功德无量的诱惑，让我这等猥琐之辈也能够染指功德，也还是不揣冒昧，全文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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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中国经济奇迹 ——专访陈志武 郭宇宽 郭：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有个观点，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您怎么看？ 陈：我觉得有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郭：可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宣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好像有要搞出个“东方主流经济学”的意思。 陈：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西方，经济学解释的普遍规律，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为了更好的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发展，但如果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只能说明他们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么？ 陈：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与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与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的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个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没有给世界贡献出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人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郭：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但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却一样经济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问题说明什么？ 陈：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份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不是用西方常用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么？（笑）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的各要素中间那个少有国家具备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都远超过其它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于与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郭：有人认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比前苏联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陈：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我们目前还很难下一个判断哪种改革路径更高明。但有一点可以分析的，是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领导人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理由是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中的英明者设想的是这样，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郭：你认为中国眼前这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 陈：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前一段时间我在谈到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比较时，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乐观的太早，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 （2007年4月） |
陈志武，与袁剑、贾西津（后二者我或者曾经面会，或者通过邮件）一起，都是郭宇宽的师友，这点在郭宇宽以前的稿子里面有所提及。
我不知道，如果机械刻板地按照乐观和悲观派别来分类的话，陈志武应该算作哪一类。
我反正是坚定不移的对中国看空唱衰的“极少数分子”。所谓中国奇迹，不过是乐观主义者们的闭门造车。
如果把资源、环境、人伦、可持续等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会对中国的所谓奇迹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我的判断是，改革开放最终的成果必定是入不敷出的，即使单纯从经济上进行测算，结果也不会太出格。
夏业良一篇“中国大学的经济系应该改为良心系”的博客文章遭封杀，他怒不可遏。身为媒体人，我对如此遭遇习以为常，就如同贾西津对章怡和等人那八本书的命数义正词严，我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差别可能就在于中国是否还可以药到病除。我曾经问过夏业良，中国经济学家里是否有人对中国公民的收入的含金量做过测算，他说好像没有。遗憾的是，我不是搞经济学的，否则，我可能会去干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勾当。
如果对于权力腐败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社会保障缺失对中国人力资本状况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官民对立及其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排华浪潮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去除掉官方别有用心大张旗鼓宣扬的人均收入概念而把包括社会救济和保障因素考虑进去再来对大陆居民的实际收支状况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成本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迅速灭绝的动植物品种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郎咸平所谓我们每吃一顿饭就要为腐败支付12%的费用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山西窑主（媒体透露其父为当地人大负责人，由此也实在让我们知晓人大到底是什么货色）动用狼狗和打手残酷虐待农民工这种比旧社会还要狠毒的行径及其社会后果进行经济学评估，如果对社会转型被固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一百年不变”的这种双轨制进行经济学评估……我坚信结果应该不出我所料，但却会让“大多数”被宣传控制之中的民意目瞪口呆的。
陈永苗写过“给改革判一个死刑”（我曾经全文引述过，在网上也很容易查询），虽然他还乐观地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用宪政系取代财经系（就像上个世纪最后10年财经系取代人文系那样）的时候了，尽管我对他向宪政顶礼膜拜所能够取得的成效并不赞同，但这种危言耸听，也的确应该让我们有所感悟。
回到郭宇宽的文章。其中涉及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专题讨论。我更想说，中国经济是不是存在奇迹不过是个望文生义的伪命题。
如此，对郭宇宽，对涉及者，我不知道是否算是功德无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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