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别忙着为外国人做主
7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封外国人的信。这位“旅游者”的外国人在信中说了他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被骗的经历。这位“外国朋友”在南京上遇到了一位“想要学英语”的女孩，被她带到一家咖啡馆，用了两杯茶和一份果盘，被要380块。该“外国朋友”感到受骗，到附近派出所报案，出警的警察走到咖啡馆，却告知“外国朋友”该地段已不归该所管辖，需要的话，可代为联系负责该地的派出所。（报道后附）
基本可以肯定，这位“外国朋友”的确是被骗了，这路手法我们上海人民是经常听说的。或许，正是因为上海人民听多了这种伎俩，不太容易上当了，行骗者才盯上了外国旅行者。但是通过报道，我们感到这位“外国朋友”已经在上海“旅游”了不长时间了，对上海，特别是上海的娱乐场所和公安机关颇为熟悉。请看，“我知道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我知道南京路上有个派出所”。这里我想插一句，我这个上海人对咖啡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我对上海咖啡馆分布情况的了解与我对都柏林咖啡馆分布情况的了解是相同的；我周围的确也有对咖啡馆和饭店了如指掌的同事，但他们要到相关派出所办事，肯定是要先查查地址的。所以，一位外国“旅游者”能对上海这么熟悉实在让我惭愧。
当然，事情也可以这样解释。西方人的安全和法律意识很强，警惕性很高，他们每到一地（或者，对上海这种160年前就开始接受西方文明，但不幸当中中断了30年的城市尤其如此），首先要了解当地警察局的位置。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对上海很熟悉或警惕性很高的外国“旅游者”确实在南京路上被骗了。如果这位朋友很熟悉，他就应该知道，上海毕竟接受了160年西方文明，好歹也是国际大都市，上海人看到外国人的机会并不少，怎么会见了一个外国人就跟见了活宝似的拉住不放学英语？如果他警惕性高，怎么就会跟一个不认识的女孩一起喝咖啡呢？这位上海很熟悉或警惕性很高两者必居其一的外国“旅游者”放着“外滩的约会”不赴，却跟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在咖啡馆沉闷地待了半个小时，他当时想的恐怕不是被这个女孩骗吧？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位外国“旅游者”这次被骗，是因为他和160年以来许多西方人和东洋人一样，对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女孩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上海警察的处理也让这位外国“旅游者”很有意见。但是，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不是总说中国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吗？那位出警的老警察权力界限意识就很强。又不是正在发生杀人、抢劫，需要警察紧急出警，这种已经在一个地点发生了的案子，由管辖地的公安机关管，这难道是中国特例吗？难道因为这次受害者是外国人，就可以由这位外国“旅游者”临时授予这位老警察管辖全上海的无限权力，哪怕是搜遍上海市委、市政府，直到把那女孩抓住为止？虽然我们中国现在正努力被“国际主流社会”接受，但现在毕竟不是大清朝、北洋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的时候了吧？
人家外国人受了骗，又受了警察的怠慢，没把信寄到中央的《人民日报》，也没把信寄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偏偏把信寄给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荣幸一下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青年报》是否也该在荣幸之余保持一点理智，弄清事情的经过，最起码把信里讲的经过读清楚，而不是上赶着把这封信发出来，并在“编后”中义愤填膺地要求上海的相关管理部门“认真思考”？就算《中国青年报》向来不问人的国籍，只分事情的是非曲直，但这会不会给人一个错误的有关上海甚至中国的印象呢？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呢？会不会使上海相关管理部门在一些“义愤填膺”的舆论压力下对这件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对一个普通的又没什么错的“老警察”进行错误的处分呢？《中国青年报》如果知道现在“舆论”的力量，特别是错误的“舆论”的破坏力，就应该先把这些事想清楚。当然，我们读报纸的人也要头脑清楚。
附：上海拍案惊奇
中国青年报 2007-07-06
我记得她是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满脸的无辜，说她想要学英语。
“可我在外滩有个约会，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我可以教你。”
但是，她不愿意离开南京路，并提议一起喝杯咖啡。我知道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她却不愿意去，说自己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她的朋友很快就要来了。
我还是教教她吧，这毕竟是一件好事，我停下来，问附近有没有星巴克，她似乎有更好的主意，“还是去那儿吧”，她指着楼上的一间咖啡馆，看起来有点像上岛的风格。
穿过漆黑的楼梯，我们来到这个咖啡馆，里面摆满了一对对的沙发，果然是上岛的风格，连酒水单都是，一杯蓝山咖啡就要你60元。这间咖啡馆看上去还不错，有竹子做装饰，系着围裙的服务生也很漂亮，她想让我们点两杯90元的茶，我当然微笑着拒绝，“除非你埋单”。
我们点了酒水单上最便宜的饮料——一壶40元的茶，当服务生用纸杯把它们端上来时，我知道我们被宰了，实际上，是我被宰了。服务生又端上来一份坚果，还有果盘，里面只有切成片的苹果和橙子。我那想要学英语的学生已经心不在焉了，她不断拨弄着头发，望着天花板，只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你从哪儿来”？“爱尔兰”。可是我记得我已经告诉过她了。“你在中国做什么”？我也已经告诉过她了。
我们又聊了25分钟，其实大部分时候，只是我在讲，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早点走，去外滩赴朋友的约会。“你不是在这家咖啡馆工作的吧？”等待结账的时候，我尽量礼貌地表达着自己的怀疑。
负责结账的服务生制服一尘不染，但毫无表情。当我谢谢她的时候，她没有一丝笑容，我接过账单，竟然有380元。“我们只喝了两杯茶”，我生气地嚷着。“还有水果呢”，我那个想要学英语的学生在一旁提醒着。我终于知道，我被骗了。
我可不打算付这些钱，一个女经理走过来，提醒我不要打扰其他的顾客，可这里的顾客寥寥无几，而且他们似乎没有点任何东西。出于礼貌我付了两杯茶水钱，并且发誓会带警察回来，那个骗我的女孩已经跑进了洗手间。我质问女经理，她是不是为这里工作？女经理让我马上离开，言语里还夹杂着些英语单词，店里服务生也全部围上来，她们堵住了我的去路。
我知道南京路上有个派出所，虽然不大，但当我这样的旅游者遇到麻烦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在年轻警察的帮助下，派出所里的老警察终于弄清了我的遭遇，他佩带好帽子、皮带以及对讲机，和我一起赶往事发的地点。
我们走了大约10分钟，来到了那个咖啡馆，我记得它在一个香水广告牌的旁边，后者紧靠着商场的大门。“哦，等一下”，老警察突然停下来，“马路那边已经不归我管了，我可以帮你通知别的派出所，那里是他们负责的地段。”
一瞬间，我有些泄气。我看见了骗我的那个女孩，她快步闪进拥挤的人群，消失在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商店中。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赶往外滩，不管在路上发生什么，我发誓再也不会说英语了。
编后：
旅游周刊编辑部收到了爱尔兰朋友MARK发来的文章，诉说他在上海旅游时被骗的经过。这虽然只是我们从众多来信中选取的一个个案，但绝不是惟一个案。
作为一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一个向着国际化都市迈进的旅游城市，应该以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明程度对待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无论种族无论国籍无论职业？这恐怕是相关管理部门，尤其是旅游管理部门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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