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人关注的热点之一，从“黄祸说”和“谁来养活中国”到“华侨问题”和“世界移民潮”，无不涉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纳以往学人的言论与观点，大体可以将之分为两大派别：一方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大说明我们民族的优越性，人口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可以通过国际转移调节数量分布，不应该实行当前如此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必须改变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另一方认为关于人口政策我们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犯了错误，导致了沉重的人口负担，尽管当前我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但现有的人口政策不能动摇，因为一旦动摇将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在资源紧张和经济难以无限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更不应该放松人口控制的政策。笔者是倾向于赞同后者意见的，下面将从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各要素分析入手论证支持人口控制观点的理由。
一个国家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与以下几个要素相联系的：资源和环境极限、世界性人口流动、经济资源的国际竞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具体来说，一国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是决定其适度人口规模的根本要素，而且这是一个刚性的指标，特别是就目前世界总体形势来讲更是如此；世界性人口流动是调节一国人口规模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初期它对西方国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发达国家限制移民政策的推行，其功能在逐渐减退；国际经济资源的竞争可以通过转移就业岗位调整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规模，资本和资源流入国一般可以增加人口承载量，中国目前处于这样的阶段；从一般规律上看，科技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的人口适度规模成波动性反比例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正是基于“科技吞吃劳动力”的原因，而美国的例外是与其资源潜力相联系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与一国的人口承载量有密切关系，一般地说倾向于平均分配的制度可以提高人口适度规模，反之降低人口适度规模。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向国外移民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国际资本的流入基本达到了极限，总体科技进步不断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断两极化；这一切因素都决定了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必然是下降的，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人口数量还在增加，如果这样一对基本矛盾不能抓住，而空谈什么老龄化问题，岂不是本末倒置？问题都是有矛盾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思考问题要找准主要矛盾，如果这个基本道理都不能认识到而惶论其他，有何根本的意义呢？
人口红利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言论；也不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建立在所谓“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中国也不例外。但仔细反思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会发现：所谓“人口红利”是资本所有者的红利，前一辈人的大规模生育实际上在为资本所有者提供超级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多数人的生活；这样的经济增长实质上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在缺乏殖民地资源情况下的内部剥夺。从这一点看，中国的大资本所有者最应当感谢的是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口政策失误为快速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也许主席在天之灵对自己的这一误断而懊丧吧。因此，“人口红利说”应该是资本主义的话语，而不应当到处散布，要实现全体人民的福利只能依靠科技和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而不应当求助于血腥的“人口红利”，因为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关于老龄化问题，我想必须专门谈一谈。我们既然在历史上犯了错误，那么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在国家人口适度规模不可能大量增加，而已经在世的人口也不可能大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已经不能允许通过增加生育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问题到了必然出现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化解或缓解这一难题，而不应当简单地就拿出最直接的“增加生育、放宽政策”的对策，因为这等于为了杀灭跳蚤而烧掉皮袄，等于洗澡倒掉孩子；也就是说，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的思路应当是首先把它当作已经或必然出现的事实来看待，而不应该想着如何去改变事实，然后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探索科学合理的解决之道。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应当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历史和现实的结构性冲突和综合导致的，而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些人在大声疾呼的同时，是否可以首先承认它而不是恐惧它，首先多点理性分析少点感性空谈呢？
从一般性的评论回到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要素分析上，未来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主要现实情况包括：1、随着国际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低端产业的就业容量必然减少，国际资本的流入必将下降，科技含量高、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将有所提升，这就从就业结构上对我国劳动力数量和素质提出了挑战；2、鉴于中国生育文化的根深蒂固性，短期内我国人口不可能出现骤然下降的趋势，即使原计划生育不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未来20年的人口总体增长势头，而人口政策一旦有所放松，一些农村地区很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使30年的控制生育努力毁于一旦；3、在不改变现有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增加人口生育符合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不利于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存权益，市场机制中的供需原理只要适用于劳动力要素，这个规律就不可能改变；4、随着世界人口的膨胀，我国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外部环境必然不容乐观，加之国际经济竞争激烈，我国可获得的外部资源也将日益萎缩，这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本已十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从而使“经济增长极限论”转化为现实。5、我国人口性别问题日益突出，值得引起关注，它与老龄化问题相结合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一个与社会秩序和基本社会道德相关的重大课题。
总之，不论世界还是中国的资源环境形势，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必须通过减少自身人口数量的方式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不管总人口的减少会带来多么严重的问题（包括老龄化），我们都必须去站在这个基础上去应对；通俗地说：与其让4位失业的孩子去供养2位老人，不如让2位高收入的年轻人去供养6位老人。为了所有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民的幸福，为了构建和谐公平的社会秩序，为了使中国不再做世界的加工厂，为了使劳动人民不再因就业岗位的激烈竞争而沦为资本的奴隶，我们必须主动去控制人口的生育；鼓励生育的俄罗斯路线与中国国情没有丝毫的联系。抛弃幻想，勇敢应对，这才是科学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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