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xx从一九一九年夏天离开家乡山区后，只偷偷回去过一次。这篇文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偶摆出一副挨骂的架式，等你们砸砖。
家乡的贫穷是不用说的了，四口之家，一年下来，能弄个八九百元已是不错的收入，天可怜见，还不能生病。
中学毕业后，怀揣着母亲起早煮的几个鸡蛋，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的汽车，然后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去到外面厂打工。很长时间都不曾进厂，勉强进厂后，也一直在工厂里混到现在，虽然现在是在国外做劳工，终究是永远流落在他乡。
不回家的原因是：没出息，无颜见家乡父老。
据记载，邓xx是16岁离开家乡。不同的是，他的家庭条件是挺不错的，去到法国的时候，人还挺胖。
邓刚到法国，在法语方面，五个月的法语课，加上国内一年的法语启蒙，应该说此时邓xx的法语还是有个不错的基础的。至少比只学了两三个月的周恩来好的多。然而后来，周恩来还有条件、有恒心学下去〔约一年多的私人授课〕。邓xx则几乎完全放弃。再加上周恩来秉性聪慧、天生的口才好、见识广、有英文基础、好交际、活动范围广....可以肯定：周恩来的法语后来居上，比邓xx要好很多。
后人有意无意拔高邓xx此时地思想认识，但邓xx还未达到能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程度。 这一时期的邓xx ，对“马克思主义”所知甚少，如同当时的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对“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所知不深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主义当作灵舟妙药 。邓xx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是在日后的实践中学到、定型的。此时只能知道一点皮毛。
1921年3月13日，在巴约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 17的邓xx从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开始了一生中最彷徨的年月！
1921年4月，邓xx来到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克鲁梭，在施奈德工厂工作，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一位邓xx在这个时期在此工作的工友回忆：“平常作工每天八个点钟，.....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动身，经过面包铺，各人买片面包，插在袋里向工厂去。 工厂是七点开工，电铃响了，汽笛叫了，工人就忙着开始工作。一片的机械声、锤声、锉声、铁帖声、铁板声，闻得两耳失去了作用，对面说话，彼此不得相闻。 我们也自然混在里面，天天硬着干，可是手还在做，脑子不知跑了几千万里路了。到九点多钟，吃了那块面包，当做早饭。 到十一点半，电铃汽号又响了，散工了，法国工人纷纷出门洗手换衣，匆匆忙忙，向饭店里去。我们中国人，去一直跑回家来（旅家），自己忙忙的弄饭吃，饭刚吃完，就是下午一点半，又要立刻动身向工厂去。 ......我们现在每天消耗十点钟与工作上，邓xx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当翻沙工或去“拉红铁”，戴上石棉手套，将火红的钢板拉出来轧钢。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早逝的王若飞在日记中写道：“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风过处，沙即腾起，着手面上，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状怪丑怪可笑。”在如此的劳作之下，中国学生个个如出狱之囚犯，形容憔悴，困乏不支。到晚上才能看点书，但是精神疲了，又怎么能够仔细去想呢，还没有看上一页，眼皮就 支持不住的样子了。 星期日虽然不作工，但是还要洗衣、洗澡、写信，就是要想照法国人的习惯去外面走走，都没有闲工夫。我们在国外打工就差不多是这样，不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打工，那个地区的书店我是一定相当熟悉的。有时候过年放假，好几天时间就是看书。
这样枯燥无味呆板过着，精神生活在哪里？这种对勤工俭学的怀疑和否定，逐渐成为了勤工俭学生的普遍认识。同一工厂的李维汉说：“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 长时间的繁重工作，恶劣的工作、休息条件尤其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邓xx受到的打击使是巨大的。他本来活跃乐观的天性从此暗淡了，本来勤于读书习惯消弱了，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思虑重重。 他开始考虑这一切现实背后原因，重新审视社会.....他从未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只有十七岁，由于体力不支，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 他决定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宁可冒失业的危险回巴黎。
离城2公里有一小镇，叫夏莱特--CHALETTE。镇上有个哈金森橡胶厂。邓xx来这里工作的。工厂不小，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工人有五六百，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個车间。哈金森橡胶厂做的是计时制，邓xx做的活计很简单，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工资每日10法朗，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10小时，即1小时1個法朗。帳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每月净收入为240法朗。付出90法朗伙食費之后，还剩下150法朗可供还债和零用。〔和很多学生一样，邓xx到法国以后基本上没有钱添制什麽象样的衣服。直到1924年的照片上的合影，还是初到巴黎时的那套衣服。〕偶出国前有一件衬衫，才25元钱买的，到现在六年过去了，居然没烂，也一直没有丢掉。
哈金森橡胶厂有４０多个中国学生。工厂搭了一座木棚，为他们的栖身之地。木棚宿住有二十几人，不付房租，电费，水费。每人每日付饭费三法朗。面包尽吃管饱，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兩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晚饭后至睡觉后间有2小时至3小时可以利用。此時木棚裡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沒有，大家闲谈、开玩笑、不同地方、观点的人有时还骂骂，幸而沒有打架的。邓xx是个坐不住的人在这新的环境中，又恢复了本来的活跃天性，有时还显得特别调皮捣蛋。有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回忆说：“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這個時候总是跳跳蹦蹦，同人說笑話，开玩笑。我心里想，这個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也就是在这个工棚，邓xx知道认识了蔡和森、周恩来等革命者 ，开始了解共产主义。
不过比起施奈德轧钢厂来，这里虽然有些橡胶异味，必竟没有那么脏，那么累。邓xx吃的很多，身体也渐渐恢复，情绪在周围的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好。最难得的是工余之外还有了正常的享受。有一次，星期六下午休息，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狠狠心，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从那以后，邓xx就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时，难得看一场足球比赛，回来之后，陶醉好几天。这个习惯，后来成了邓xx为数不多的嗜好中的一个，有些孩子气。而老邓却乐此不倦，终身兴趣盎然。偶到是会拿螺丝刀装电脑，偶尔为当地人装下电脑，简单维护一下，或挑容易的培训一下。收他个七八百，另外再赚回那个旧的PIII机。
邓xx呆在蒙达尼七个月，快到1922年底时，他又要走。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CHATILLON巴黎近郊，现属94省〕。在那儿他进入中学学习，想捡回丢掉的文化课程，试了大约3个月，他发现自己的断断续续学来的法语，实在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从此，便没了上学求业这个想法，老老实实回到社会找工挣钱。偶也是在这个英语国度，英语始终学不进去，现在也没了上学求业这个想法，工作时用到什么在，才学点什么，有时便到强坛上叫嚷，哪里可以弄个假文凭。后来，邓xx又陆陆续续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当清洁工拣马粪挣钱。还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标签的女人做的工作。包括在雷诺的杂工，留法期间，前后共做了十几种辛苦而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偶也惨呀，做过印刷，制鞋，傢私，塑胶，五金，电子等厂，什么技术都没学到。
1923年初，邓xx夏狄戎学习的生活结束了，他又回到了蒙达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厂。这次，他只在工厂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卡记着他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工作。1923年3月后他被解雇用了。解雇的原因是“本人拒绝工作”！
动荡、劳累、贫穷的生活，给年轻的邓xx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不象毛泽东那样，有浪漫、高扬的激情，敢于轻视物质生活。他真的给穷怕了、饿怕了，对生计、对粮食十分敏感！邓xx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国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66年后，“文革”恶浪，广安遭受劫难，农村劳动日一个仅值几分钱，群众生活十分穷困。一次他接见外宾说：“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均占有粮食２００多斤，一个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５０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忧切之情，溢于言表。70年代末，指示教委：出国留学要办个“留学人员服务处”。心牵神挂，设身处地！80年代，还有更著名的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先声。 偶也是穷怕了。
由于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读书邓xx的学校生涯早已结束，他的文化水平大概等于现在的中学毕业。老邓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对于有真本事的知识分子老邓很尊重、总有些偏护。
邓xx的生活习性很多是这时形成的职业习惯：他吃饭速度很快，爱吃"烩饭"：饭、菜、豆腐、鸡蛋一锅煮，早饭几分钟解决，午饭也不过十来分钟，也是工厂的时间养成的。 邓xx不修边幅，不太注重穿着。不象周恩来那样任何时刻都穿得很整洁、得体，老邓不太讲这一套。邓xx做事大小、轻重分得清楚，也有效率。他的工作时间在党内高层最短 ，下班后一打桥牌就没点了 。偶也是，一上网，就到下班，一上网，就到晚上二三点。
这样的异国生活经历，回家又有什么意思呢？同一时期，毛泽东已经写下了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
回国后，应该好一点吧？邓1927年春回国后，也就是做文职的多。打起仗来，也是刘伯承硬一点。这段时期，更不能回家，一不小心被国民党做匪徒拿了还不知是死是活。
建国后，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就尽量少写一点，关于检讨等，我也略过去。
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可是没过多久，邓伟人就说，文革时期，中国的经济已是崩溃的边缘。其实，就算他再怎么沉迷打牌不闻窗外事，也不应该说前二十多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稍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耀邦同志是才是真正的实干家。
到了这个时期，不做一点大事就回家，总觉得说不过去，一担搁，也就没有回广安了。
他也说过，如果没有毛，中国革命还会摸索很久，这不，毛一去世，他就又开始“摸论”了。
关于改革开放，我是一个底层劳苦人，我不说太多，只是说，我个人不赞同这种开放。在2001年的《人民文学》上，曾有一个四川广安的人写文章描写家乡的败落，青壮年都出外打工去了。七老八十的老人家坐在破旧的门槛上，天天想着上北京看天安门广场。
关于农林业，三北防护林已近历史名词，这一重要史料，国人还关注的比较少。海外有专门的论文以此评邓。三农的现状，我更是清楚。
关于工业，1980年4月8日，邓xx对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
至于废除什么终身制，听说，92年有个南巡，不知什么的干活。之前放倒三个一把手，更是一段佳话。
别的更不多说了，最后只说一句： 如果你是一个厂长，大把人没事做，利润全是极少数人或被外国人拿去，这是很严重的。如果是一个国家，大把人没事做，这个罪很大的了。这与毛泽东时期全民忘我生产创造，真是天壤之别。
凭这几点，哪有脸回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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