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世界变化快，不是出于臆测，也不是出于某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我们每每感知到的存在。这儿还不是指的什么科技革命，这儿想说的是，我们原来认定的左派与右派的分野，不知什么时候被掉了一个个。
先说右派。何为呢？因为，中国曾经将50多万无辜的人打入另册，划成了右派，并让许多右派关入了监牢，还让右派的家属朋友受到牵连。虽说在事隔20年后绝大多数都平了反。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20年？还不说把人打成右派以及后来许多年的诛心！所以一定要先说右派。何谓“右”呢？一开始还只是妄想“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呼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还有就是“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周恩来《传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文集》）。到了1957年的夏天，右派就成了猖狂的反党反社会主的子了（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反党就是给党提了意见和尖锐的意见，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公有制。所以说，此时此处的右派就是跟党不是一条心，也就是说右派是站在中共立场、路线、方针、政策的对立面。这就是右派。
那么左派呢？这稍稍追述远一些。在中共还未执政时，与中共走得近的，或者说由中共影响、领导的团体和个人就是左派。譬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左联”，以及支持“左联”的鲁迅。这时左派，是对当时国民党的批评和反抗；或者说是对主流的批判与反抗。到了中共建政以来，拥护并支持中共立场、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就是左派。或者说，不顾国情、不讲实际，一味地去高喊“三忠于”、“四无限”或“五年超英十年赶美”的人就是左派。这时的左派，是对执政者的忠于。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以维护拥护中共的立场、路线、方针、政策的团体和个人，或者还要超越这些的就是左派。因此，时任（1958年）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的刘子厚就说过：“在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经常同党的路线发生抵触的，有的时候是左倾错误，但经常的主要的是右倾错误”（刘子厚《把党的总路的旗帜举得更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文集》）。这样的表述和判断符合中国自1950到1978年的中国当代政治史、思想史和管制史。即“左”无论如何都比“右”好。
只是到了邓小平时，邓小平摒弃了这一传统思维、说法和做法。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那么此时邓小平所说的“左”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左”就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于是，“左”与“右”发生了变化。拥护、支持并为之呼喊改革开放的团体和人成了“右派”，批判现在的基本国策（自然还包括批判拥护这个国策的人）的团体和个人成了“左派”。因为在所谓左派看来，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即鼓吹市场经济或鼓吹自由经济者）就是“右倾主义者。张宏良先生就直言不讳地说过：“中国30年来从来……，一直是右派精英的一统天下”；并认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并形成的“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已经不是个逻辑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是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
三方制衡的官僚买办经济”，在“左派”看来，中国自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向设计”，其“目的是维护权贵资本集团”（ 张宏良《
市场化改革不能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自1978到2006间的28年是中国人民的“失乐园”（
张宏良《伟大的转折》）。在这里，我们们已经看到，当下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跟1957年的划分完全倒了一个个。也就是说，在1957年，凡是拥护和赞美执政党当下的立场、路线、方针、政策的团体和个人都是“左派”，反之即“右派”。而当下却成了，支持、拥护并极力为之鼓吹执政者改革开放的立场、路线、方针、政策的团体和个人则成了“右派”，反之成了“左派”。简而言之：拥护者成右派；反对者成左派。当然，对于这样的“左派”“右派”有另一种说法，中“新左派”或“新右派”。只是说“新左派”的多，说“新右派”的少而已。
那么，为什么“左”与“右”会如此正反方面地掉了个呢？以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居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新左派”，是美国思想界对人类的一个不大不上的贡献。因为，在美欧兴起的“新左派”是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自诩的，尤其是以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自诩。这一贡献是指，由于左右的博奕和相互的妥协，缓和了原来看成是不可能缓和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北欧的民主社会主则从另一方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在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并迅速壮大起来的新左派，一样地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其主要理论骨架（当然，中国的左派还是有其自家传承的）。在中国的这些左派理论中，一是坚持所谓的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只有用所谓传统（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路和方向才不会向“右”转。二是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对其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倡导并大力推进的市场经济一律给予否定和排斥，并且危言耸听地宣传中国今日之贫富分化完全来源于市场济济。三是痛斥资本主义，并强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性质，认为少数精英剥夺了人民大众的得益，并以穷人利益保护神自居。四是拒绝多种经济成分，认为非公有经济的“原罪”是天生的不可更改的，认为全民所有制才是解决中国两极分化的根本。对于新左派的这些理论和价值体系来说，实际上可以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即改革开放后和市场经济。如果，这一说法还有些谱的话，那就符合了邓小平先生十多年前关于“左”就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定义。那么今日之“右”或“新右”又是什么呢？“右”或“新右”主要出自左派的说法（也即左派的指控），大约有两方面的指向。一是坚持改革开放和紧定不移推进市场经济，并呼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制体系。二是认为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并呼吁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大力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至于说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时，那更让左派看成是大逆不道的右派言论了。也就是说，当下的“右派”，一是来自经济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管制体系建立的诉求；一是来自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期冀。前者来自左派认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为；后者来自官方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张全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求是》2007/11）提法。
左派、右派，右派、左派？孰是孰非，孰非孰是。也许全都是糊涂帐，也许真该回到邓小平先生的“不争论”上去。但似乎又做不到（而且也很有些虚无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味道），左派右派往往针锋相对，而且往往剑拔弩张。这样看来，左派右派右派左派，还真是不好站在哪一边。还好的是，站对站错现好像已经没有了终极裁判。更好的是，即使站错了，好像也不会将此打入阿皮地狱；站对了，也好像不会立马就有授勋的光荣时刻。
阿弥陀佛！社会毕竟在向前走；中国毕竟正汇入世界的湖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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