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左派”与“右派”
——关于对“科社”与“民社”争论的看法之四
毛牧青/文
最近，围绕谢韬的文章和“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国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包括先前关于“改革不可动摇”的争论），所谓“左派”势力重新抬头。特别一些老革命老同志老马列主义理论家积极参与了这场争论，似乎是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努力影响最高决策层的治国大纲，最为明显的是7月12日十七位中 共退休省部级高干和理论专家发表致胡锦 涛的公开信，痛陈目前种种弊端，指改革已经走上了邪路，并称“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走下去，叶利钦式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就会到来”，为这场争论带上更加浓厚的意识形 态色彩，已经引起各方的密切关注。
坦率讲，我对多年来党内许多“左派”“右派”的老前辈老同志老专家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的：那些“左派”老同志（包括前面谈到的胡 乔木、邓力群）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清正廉洁，严于自律的高风品质令我感动不已；那些“右派”老同志敢于直言党内体制内社会上弊端，追求民主法治，不怕打击报复的坚贞品格使我感慨万分。这些老同志有的被冷落被打击仍多年痴心不改，为真理苦苦探索追求着，他们有的临死前仍声称信仰马 克思主义而不悔（如曾提出对党“第二忠诚”、并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和“刘青天”的“异议人士”刘BY先生）。这些貌似泾渭分明的、曾经以“改革阻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身份出现的奇怪现象，骨子里却突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内心存在着无私的、善意的忧国忧民忧党意识，并从不同的角度坦诚自己的鲜明观点，至今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认为的“真理”的立场（请注意：他们一旦确立观念，决不会成为“风派”人物的）充当为民请愿的角色。或许他们的这种忧患意识表达方式或时机错位，很容易被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气候下不被容忍而造成自己政治命运的可悲结局。他们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坚定信念，应该客观上讲，他们都不愧为我党的宝贵财富。
因此，这些号称“左、右派”的老同志啼血行为，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才是，不能简单恣意的把他们排斥到“反对派”或边缘化的对立面上。因为他们都敢于直言而光明磊落——不管观点正确与否，起码这些“左”“右”派的老同志还有老传统坚实信仰而不为“权钱利色”所左右的骨气、品德和良心。他们共同特有的品质，远比那些整天打着冠冕堂皇信念旗号，实际处处时时在败坏党的声誉的“伪君子”、腐败分子、官僚主义，潜心探究“潜规则”投机钻营而不说人话的家伙们要好上一万倍！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暴露的诸多弊端，“左派”和“右派”的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甚至有时会产生表面上是立场而非认识上的激烈碰撞，但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他们抨击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追求民主法治和社会公平，反对腐败消除两极分化。等等。这一点就足够了——我尊重他们！
这样再回头看看他们之间的唇枪舌战，就会多一份理解。
我是不太赞成随意把不同观点简单划为“左派”或“右派”这种做法的——尽管现实中往往就表现为“左”“右”的事实——目前这种“左”“右”划分，恰恰是我们历史沿袭的阶级斗争观点，把认识问题强迫成立场问题的“帽子”和“棍子”所然。
“左派”、“右派”（或称“左翼”“右翼”）是舶来词。先前贬褒含义并不太明显，无非是“左”是激进点，“右”为保守点而已。后来发展的内涵外延意思不得了。“左”成了先进的、代表历史潮流的革命象征；“右”成了倒退的，代表墨守成规或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象征。
其实现实中的“左”“右”派之所以成为“左”“右”派，大概主要是他们在治国大政前提下实施自己认为妥当的方针措施的一个偏重点而已。譬如“左派”偏重社会公平，“右派”偏重效率。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一个：国富民强。“左”“右”派客观存在，是一个法制民主和谐国家的平衡器。
在我国，“左”“右”词先前用的不很多。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往往把国民党分作“左派”“右派”经常使用，如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廖仲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大革命”前为左派，后叛变革命成右派）。在我党所谓“路线斗争”中也常使用，但不加“派”，称作“左倾XX主义”或“右倾XX主义”。其实这些“主义”大都为认识问题而非立场问题，后来却发展成为立场问题看待，说起来是一个悲剧。再后来（特别是“文革”后）比较客观了，为许多犯“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平了反。但“左”“右”已成为既定的观念一直遗留到今天余毒不除。
1957年的“反右”运动，导致“左”“右”的成为立场观念广为党内外所接受。“右派”是反动的，“左派”是革命的，成了人们阶级分析划分左中右的主要判断手段。此刻人们躲“右”不及，纷纷争当“左派”，宁可“极左”些也不愿意戴“右派”帽子毁了自己的一切。“文革”登峰造极，人们普遍“宁左勿右”，把所有有违先行体制政策观点言论统统划为“右派”言论，于是冤枉了大批正直善良的党内外干部群众，于是也造就了一批靠整人吃饭的佞人小人投机者。这种压制不同意见的强行手段确实奏效，直接导致国民和官场的“假大空”风气盛行和“万马齐喑”的事实存在。
后来“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人们开始讲究起“务实”而趋利赴权了，“左”的倾向也不吃香了。如果有人谈理想、信仰、信念、奉献等精神，会被讥笑为不正常。想必这种尴尬局面如何造成大家也心知肚明不好细究。后来传统上的“左”的观点成了反对改革和恪守正统的代名词，于是“左”也与“右”统统成了贬义名词为大家所不齿——谁都知道钱权实惠。此刻几乎没有人愿意戴上“左”或“右”的帽子招摇。
同样，“左”和“右”也成了庸俗和滥说的口头禅。人们一谈毛泽东时代好处就会动辄被扣上“左”的帽子；一谈学习西方民主宪政，就会被打上“右”的棍子。这种混乱现象在网络上表现犹为强烈。譬如一些“新左派”发表理智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成果时，往往会被一些人扣为“专制的辩护者”；一些“自由主义者”探讨我国应借鉴西方思潮流派经验时，就会遭一些人骂为“特殊利益集团豢养的‘精英’”（尽管这里面不乏有这样的人）。于是大大小小的“左”“右”帽子棍子漫天飞舞；于是关乎国是的严肃探讨成了相互恶意攻击的“口水战”而浑浊乱了套。
话又回到谢文的争论上。我认为谢韬同志写那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本身（暂且不分析其观点）并没有错——那是他的写作自 由他的观点表述，况且他的目的也是表达自己“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的赤子之情。按理说，谢老的敢言精神应该值得称颂和效仿，观点对否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探讨和争论明辨是非才是。遗憾的是，谢老的文章但却遭到一些“左派”理论家“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尤其一些我尊重的老同志老专家一时激愤忘了身份，少了矜持，缺了理智，于是久违了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反动观点”等等“文革”时期专用名词，铺天盖地袭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不是对待自己同志的态度。这种有意识的树立“敌对”自然另有所指。不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姿态可不好哇！
关系到我国执政党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问题能否争论？大家可以探讨。反正我认为可以——因为真理是不怕明辨和泼污水的，真理是辨不倒的，真理越辨越明；真理更不是不准别人碰的娇贵“瓷娃娃”。怕碰易碎的“瓷娃娃”是耐看不中推敲的废物！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这些老“左派”理论家的文章太缺乏说服力啦。除了那些可怕的政治术语帽子棍子外，就是大量整段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文章干巴枯燥充满说教且裹脚布般让人无法促读倍受灾难而血压增高，通篇文章就是一张“阶级斗争”的脸。关键的要害是：这种“原教旨主义”不“与世俱进”的理论论证文章，大都没有与现今世界重新格局变化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现实问题，以及我国目前具体国情结合，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新发现新观点新结论。因此可读性极差如同嚼蜡。看来我们这些“左派”老同志尽管出发点感人，但观点的确有些落伍了，许多问题已经不能简单用马克思主义片言只语所能解释透的。
尽管锦涛同志“6.25”讲话客观上已经为这场争论基调做了答复（包括先前的改革争论），我认为这丝毫不影响继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因此，我真心希望：在这个理论的“大是大非”探讨中，双方前辈能给我等晚辈树立一个榜样——不单是理论上的新发现，还有文风上、作派上、平等上、宽容上、理解上、理智上的等等方面上的东西。
拜托了！
2007年7月18日中午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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