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家碧，女，1930年生，77岁，重庆棉纺一厂退休女工。她符合所有人心目中慈祥外婆的形象，亲切、干净、爱笑。以我浅薄的人生经历，在和这样一位老婆婆交谈之前，难免会有成见，诸如要准备接受唠叨、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之类。然而在经过两小时访谈后，我心里强烈感受到的是，这个老人的思想和经历，通过最朴实的语言，直接指向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前途和命运。在此用我的拙笔，讲述她的故事。
陶家碧是重庆白市驿人，读了两年初中，16岁，也就是1946年时进了重庆裕丰纱厂（重棉一厂前身），在细纱车间当生产线工人。1948年底因为时局动荡，离开工厂回老家，解放后又重新回到重棉一厂当工人。因工作勤奋努力，评为劳模，并于195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陶作为培养的工人干部，被厂里送到青岛纺织学校学习三年。她说她进校就当了体育委员，在篮球队经常打比赛；学习紧张，学校里基本都是工人学生，还有些是文盲，她们这些有点文化的，还要帮那些学生补习，生活忙碌而充实。陶婆婆谈到那个时期，满眼洋溢着幸福。
学成回厂后，陶家碧担任了计划科生产调度。当时重庆几个棉纺厂合并，地盘大得很，她的工作就是到处跑各个生产班组，三班跟着走，忙得脚不沾地，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偏僻小路上赶路。谈话间，她几次说她喜欢那样的生活。我没有问她原因，我想大概是工人当家做主人的缘故吧。那一代的人很多都有这种心理经历，这是他们幸福的源泉，也是他们能很快从痛苦中觉醒的根源。
七十年代，陶家碧40多岁的时候，因为担心儿子被坏孩子裹去偷厂里东西，她向厂领导申请换一个长白班的工作，以便于晚上有时间照管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子。陶婆婆说，她当时向厂里提出申请，让她扫大街都愿意。后来，厂里把她调到了退休办。
大概是那个年代的退休工人工作特别好作，不像现在，退休工人成了各地 “刁民”的主力军，陶婆婆觉得胜任那份工作很愉快。一直到1985年，她按照政策规定退了休。
那时，改革还没进入“攻坚”阶段，陶婆婆的退休待遇不算坏，每个月有退休金，还有在五十年代厂里为劳模建的“模范村”分有一套住房（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模范村”也已被房地产开发拆除了）。从她七十年代申请调工作的事情看来，陶家碧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没有把是否当“官”这样关乎个人前途的事看得有多重。也可以想象，如果退休后的陶婆婆不问世事，含饴弄孙，大概也能作一个太平安泰的老祖宗。困难的是，一方面陶家碧同志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的合格共产党员；另一方面，这个老人还具有真正重庆人的仗义耿直的侠义气质。于是，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这个总是爱笑的老婆婆开始了她战斗的退休生活。她的人生进入新的辉煌，她从一个劳模变成了一名战士！
在讲述陶婆婆辉煌的战斗生活之前，提一个奇怪的现象：陶婆婆对于离她更久远的毛泽东时代的时间记得相当清楚，相比之下，对于隔得较近的改革开放后的次次变动时间，陶婆婆反而记不太清。她自己说，是后来的那些事情把她脑子搞糟了。旁边的阿姨悄悄对我说，是那些恨她的人打她骂她，把她迫害得有点错乱失忆。我不是医生，不知该如何解释，但我敢保证，我听到的陶婆婆的所有讲述都叙述清晰，所有问答都丝丝入扣，严密合理。
按照陶婆婆的话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实行厂长责任制以后，重棉一厂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生产工人的罚款制度。这些罚款制度涵盖范围极广，几乎涉及生产中的所有程序，像棉花落地，抽纱管掉落，纱管划伤，可以说只要不是机器人的所有工人都有可能犯的错误全被列进了罚款范围。罚款金额从5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个尺度完全由管理者掌握。重棉一厂生产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在500元左右徘徊，一月下来，即便是手脚非常麻利的熟练工人，不但工资会被扣得七零八落，甚至会出现倒欠工厂钱的情况。这个罪恶的制度持续了十几年，被克扣的工人血汗部分上缴厂里，部分进入车间管理人员小金库，或被私分，或被用于挥霍。前不久，因重棉一厂工人的斗争，司法机关逮捕了几个贪腐分子，一个是车间主任，一个是劳工员，这还只是两条小喽罗，身家都过了百万。在这个号称长期亏损，工人20多年没加过工资的工厂里，这些人完全是吸食工人血肉的吸血鬼。
除此之外，生产工人的基本福利全部被取消。陶婆婆说，连值不了几个钱的纺织女工一直有的卫生纸都取消了。更残酷的是，“在班饭”也被取消。“在班饭”指的是三班制工人在生产线上的吃饭时间。她说，不敢想象，居然会不给工人吃饭时间的事情，就连国民党时期的资本家，都知道让工人吃了饭再干活。她说，她当生产调度的时候，有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检查值班食堂的“在班饭”质量，而现在，取消“在班饭“居然成了标志改革的新制度。
其实陶婆婆在退休后没有任何职务和身份，但是因为她一贯的好人缘，当然还有她善良而正直的名声，那些被罪恶制度压迫得不堪痛苦的工人常来找她倾诉。善良的人容易耳根子软，听不得别人痛苦见不得别人流泪；正直的人容易义愤，容易嫉恶如仇，这位总是爱笑的老婆婆被别人的痛苦折磨得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一直到现在，她每次向我提到这个罚款制度和取消“在班饭”时，都忍不住还要跺脚流泪，恨恨不已。那么，她首先就认为是制定和执行这些制度的工厂领导有问题。
这里要介绍两个人物。一个叫沈蔓菁，她是陶婆婆退休后重棉一厂的厂长，在位20多年，重棉一厂今天的状况，这个人负有最大的直接责任。关于这个人，需要专文介绍，这里只介绍陶婆婆对她的态度：前面多次说过，陶婆婆是个很具亲和力的人，但是她对这个厂长，明显流露出的是看不起。就我的体会，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纺织女工群体特有的质朴价值观的因素。我们知道陶婆婆曾经是学校篮球队员，就是现在，也能看出她当年高挑健美的影子；而沈蔓菁，用重棉一厂工人的话说，是该厂有史以来外号最多的一个厂长，而这些外号很明显的表现出，沈蔓青是个胖女人，而且身姿颇不灵活，属于胖而笨重的那种；另外据介绍，沈蔓菁劳动能力极差，相当的笨手笨脚，属于那种在生产线上能够惹得脾气最好的工人都发火的人。而陶家碧同志早就是细纱能手，纺织劳模，在一个以心灵手巧的女工为主的纺织工厂里，陶家碧同志和沈蔓菁压根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这些也就罢了，这样一个不够格的女人，居然还被放到厂长的位置上作了那么多坏事，以至于每次陶婆婆提到沈蔓菁这个名字，眼里的轻蔑，就如同在看待一只胖苍蝇。
第二个人叫王志平，这个人当过副厂长，厂长，最后是厂党委书记。这个混蛋混到厂长书记的位置后，在女工众多的纺织厂里，犯了最大的忌讳，勾引有夫之妇，骗奸青年女工，而且还仗着一身官皮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如果说陶婆婆不屑于把沈蔓菁作为对手的话，那么对于王志平这头禽兽，那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她当众责骂王志平是二流子！她指责这个人给共产党抹黑，是个坏人。
于是，战斗打响了！
一天，共产党员陶家碧和工友们在厂办大楼门前反映情况，王志平走了过来，工人们挡在前面，王志平用力推向陶家碧，把70多岁的陶家碧推下几级石阶摔倒。派出所前来，把老人送到医院，治伤花了800元钱，派出所私下塞给陶婆婆1000元，说这是王志平给的。陶家碧质问为什么不追究打人的责任，派出所说算了算了，人家多赔了200，和解算了。1000元对于坐拥几套房子，包二奶三奶的王书记来说，当然不算什么，而且更主要的是这种处理方式也非常符合流氓恶棍黑社会的逻辑，打了你，给你点医药费就算是弥补。赔钱相当于是对打人的追认许可证。
阶级敌人的报复一浪高过一浪。殴打看来吓不倒老篮球队员，该对她施以更严厉的制裁。这一次，拿重棉一厂资金入股成立，由沈蔓菁任董事长的佳新房地产公司要对重棉一厂的劳模村搞开发，陶家碧家属于拆迁对象，王志平勾结厂房管科负责人对“犯上作乱”的陶家碧进行报复。将来可以证明，中国这30年的房地产开发史就是一部拆迁户的血泪史，陶家碧的遭遇为这部历史增加了新的内容。陶家碧分到的拆迁安置房是一个黑屋子，屋子和旁边一栋高楼的距离只有20厘米，屋子完全没有采光，通风不畅，暗无天日，70多岁的陶家碧在这个黑屋子里一住就是四年。
惨无人道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陶家碧不断反映控诉这一不公正待遇，那帮人为了惩罚，居然停了陶家屋子的天然气，不让她烧火作饭。又是一个不让人吃饭！在重棉一厂，我们已经发现了两次不让人吃饭了。上一次是取消“在班饭”，这是何其混帐的事情。人类诞生以来，人活着要吃饭都是天经地义的头等大事，只有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才把让奴隶吃饭作为合法的管理制度。奴隶制被推翻后，几千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权敢于把吃饭问题列为法度对人进行约束和管理。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人民斗争的口号就是“反饥饿，反内战”，而改革开放以来，重棉一厂的管理者居然多次拿吃饭的事作为管理手段，这是什么改革，这是历史的反动。而且，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两种以吃饭问题为手段，还能看出反动派的逻辑变化：第一次取消“在班饭”，隐含的意思是工人最好像不能说也不会想的机器那样不停地运转，如果这个希望实现，想来世界也是能和谐的；第二次不让陶婆婆吃饭，则是对希望破灭的气急败坏，对这种又能说还敢想的工人，最好把他们从地球上抹掉，以便耳根清净，天下太平。
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陶家碧不是好欺负的。她和众多受压迫的工人一起参加了维权活动。那一天，在沙坪坝的大马路上，一个亲切、干净、慈祥的老婆婆前胸挂了一个反扣的饭碗，饭碗下的纸板上写着“我要吃饭！”，后背上也挂张纸板，上面写着“我要采光！”这一幕我没有机会亲见，听着老人们讲述，我觉得这大概是人世间最可悲的事了。然而，陶家碧老人此时的情绪却没有悲伤，她有点激动，甚至于有点兴奋。前面说过，陶婆婆实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工人，用现在的话说，她就属于那种只要给她阳光，水和空气，她就会永远感谢生活的人，容易知足，也特别宽容。而今天，她走上了街头示威。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说：如果一个社会让老人和小孩都没有了眼泪，那这个社会不是最美好的社会就是最恐怖的社会，那是说的日本占领时期的北平。今天，把陶家碧这样的老人逼上了街头，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出了极大的问题？
这时，就在陶家碧同志的轧马路战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那个殴打她，迫害她住四年黑屋子，还不让她吃饭的重棉一厂党委书记王志平，这个时候跑了出来，他凶狠的对老人吼道：“陶家碧，我要开除你的党籍！”陶家碧老实而倔强的回答：“你个二流子，有啥子资格开除我？！”
二流子王志平不久后果然翻船了，他包的一个二奶起来反抗，闹到不可收拾，他被撤职离开了重棉一厂。当然，苍蝇在粪坑里总是如鱼得水的，据说这个二流子王志平现在还没有落入法网，还混得不错。不过， 自那以后，陶婆婆的房子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但重棉一厂工人反压迫的斗争没有停止，陶婆婆的战斗也没有停息。
重棉一厂2006年被宣布破产，一个工人勤劳、产品畅销的大厂莫名其妙的亏损5.6个亿，厂房破败，工人长期挣扎在生死线上。2007年，陶婆婆的一个工友姐妹因为维权被抓进了看守所，这位老人和工友们一起走到看守所门口呐喊：“不要怕，我们都来了！”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结尾时送给陶婆婆和她的姐妹兄弟们：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很遗憾，我没有为陶家碧老人照一张像，下次找机会一定补上。
陶婆婆和她身边的工人姐妹兄弟们，为了反压迫、反剥削、为了他们的工厂家园，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更为了千千万万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和地位，他们起来斗争，他们遭遇打骂，遭遇欺辱，被歪曲，被误会，被赶出家园，被抓进牢房。我想，我们这些因为他们的斗争而实际获益的人们，除了旁观之外，是不是可以至少为他们呐喊一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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