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及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杨大庆
谢韬先生和李锐先生谈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重新引起了部分人对 “新民主主义”的关注，本人仅就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及相关问题试谈几点看法。
（一） 在很长的时期内，“新民主主义”被看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对此也十分自得，其《新民主主义论》甚至透露出充当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指导者的雄心。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若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指导，若按王明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唯克”的主张，中共可能“至今仍在黑暗中徘徊”。因此，中共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实行“新民主主义”是真诚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度成为全党的口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有着临时宪法地位的新中国根本大法中也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而是肯定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经济、个体经济“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 毛泽东则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宣告：“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接着，他又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建设”的发展战略，并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决议。
毛泽东自己没有对“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这一战略思想展开论述，他建议刘少奇向全党讲述这一问题。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一份报告稿上批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当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中央的计划，大体上是三年准备，以后十年建设。三年准备从1949年10月1日算起，以后十年进行建设。“十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在随后7月5日的“春藕斋讲话”中，刘少奇对此问题的论述就更丰富老了，基本上反映出中共“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整体构想。
可是，时隔一年左右，在讨论制订国家“一五”计划时，毛泽东出人意外地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在1952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以上均引自《口号与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版，40——54页）在1953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设想被作为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提出（见《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1993年版653页），“发展主体（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两翼（私人、个体经济）”取代了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新民主主义无疾而终。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肯定与中共是个农民占极大比例，“均贫富”、“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传统深厚有关——当时党内高层的高岗、地方组织中的山西省委等对富农问题和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即其代表；更与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迷恋有关。但问题是，早在井冈山时代毛泽东即对党内小农成分居多与平均主义思想倾向烂熟于心、抱有警惕；而斯大林模式更是已成熟多年、成就斐然，为什么它们没有阻止在困境中苦斗的毛泽东标新立异提出“新民主主义”，反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时促成他放弃其苦心树立起的旗帜？
（二） 综观世界历史，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利用政权力量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引导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德国后的铁路国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度将矿山、缫丝业收归国有。这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已落伍，便容不得新经济因素慢吞吞地按部就班自发扩展，而有必要由政府出面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实行赶超战略，以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超常规发展，迎头赶上或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与俾斯麦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相比，新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更是大到无法比拟。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基础薄弱，现代化的生长点既分散又微弱，按新民主主义设计的常规发展道路，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因此，采用比德、日集权度更高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就不能全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几乎同步进行也决非偶然。
（三） 现代化需要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亦然。但毛泽东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高扬的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旗帜；他不可能去与列强“争夺日光下的地盘”，不可能发动“甲午战争”向邻国索取巨额赔款，不可能进行海外殖民，不可能从事奴隶贸易；他只能面向国内，榨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血汗为现代化奠基。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少奇设想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先工业后农业而实际上却是农业合作化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助推器的缘故。
马克思称“资本来到世间，就是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合理愤怒和正义声讨。而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说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时，他与马克思的区别何在呢？毛泽东为什么有失风度、极不体面地对梁这位老朋友拍案而起、恶语相加呢？ “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肩负着共和国现代化最沉重的基石，步履艰难地在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一大二公”、公共食堂、割资本主义尾巴、围剿“单干风”、“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饿肚子、浮肿病------铺就的“金光大道”上跋涉的历史已作了回答。
（四） 新民主主义对私人经济（民族资本）的政策是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这对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中共是个考验；因此，执政党与私人经济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贯穿了不算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并掀起了“五反”、“新税制”风波等不小的潮头。但“一五”是典型的斯大林式高度集中、全国一盘棋的计划体制，私人资本由于其逐利的本性必然会逸出出给定的轨道，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限制与反限制”所能解决的；况且还有一个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金、人力、物力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
平心而论，中共以和平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大体是成功的，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也许称不上奇迹，但也不输于几乎同时国民党在台湾的和平土改。
（五） 三大改造中最成失败的是手工业和部分服务性行业。鞋匠、裁缝、剃头的、三轮车夫、开小旅馆的、馄饨摊、包子铺------这些按本性只宜于分散经营的行当一窝蜂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的还成了国营企业，在很长时间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了社会主义不小的污点。然而，以中共当年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经验，他们驾御得了社会主义与滋生资本主义温床的小生产并存的双轨制吗？
（六） 历史地看，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毛泽东放弃半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而采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伴随着三大改造的“一五”计划是近代中国辉煌的一页。苏联和东欧六国援建的230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和建成，构筑了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基础，它不但使国民经济体系免于“三面红旗”和文革的剧烈动荡可能带来的崩溃，而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初的物资保证；如果毛泽东当年能坚持中共“八大”路线，计划经济应该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是，以集权、统一为标志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准战时体制而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它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非常规的跃进，可能在重点领域内实现战略突破，但这却是以扼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活力为代价取得的成功。更可怕的是，她将使社会有机体趋于僵化；某些人士把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通向奴役之路”移作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当然，这引起过而且至今仍在引起无数社会主义捍卫者的愤怒，在中国，更演化成 “资”“社”之间无休无止、看不到尽头的辩论和争吵。其实，人们大可不必啃这个又大又硬的酸果而听一句中国人常说的大白话，即“计划没有变化快”。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可说是完美无暇；但遗憾的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们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大可期望有一天人类的理性充分发达到足以追踪社会生活每一步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因而能制定出囊括一切的周密计划，那时就可安享“无比优越性”了。
（七） 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毛泽东并非全无察觉，就在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凯歌行进的1956年底，他在与陈叔通等工商业人士谈话时指出“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同上673页）。然而思想的闪光转瞬即逝，意识形态与一时成功的双重限制使中国对计划经济形成了路径依赖，直至十年文革走入死胡同。于是，历史的辩证法开始起作用，否定之否定，改革开放实现了对计划经济的反拨，中国真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今天，离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和实行三大改造、“一五”计划都已愈半个世纪以上，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一股“非社非资”“亦社亦资”的社会思潮已在某些国家成为了现实，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站在了“和谐社会”的门槛上。此时再重温一下尘封已久的新民主主义，显然比漫无边际地怀念毛泽东时代，费尽心机地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更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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