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8月中旬，襄樊市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因为，他们受助以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这些受助大学生的冷漠，让资助者寒心。
消息甫出，许多人指责学生知恩不感，也有人指责企业家借题发挥，还有缺乏“德商”、施恩索报、精神“回捐”、慈善“契约”，等等。
是的，这些学生确实不懂礼节，但反之也看出这些企业家不同样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吗？过去总听到企业家在各类会议上，感激党的好政策，感谢中央的正确方针，以至他们富起来了。那么，他们如今响应党的号召，赞助些小钱，帮助更需要资助的人，为什么就不愿意呢？难道他们也不感恩吗？难道他们对党的“慈善”就不图“回捐”吗？难道说他们的“德商”和那些学生是一样的吗？再看看那些被解救的窑工，怎么就没有人赞扬党和中央的英明果断“一举粉碎”呢？以往说，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山深水深没有党的恩情深，怎么当今的社会听不到这种颂扬之声呢？莫非全社会每个人，包括精英们、官员们、富豪们，都丢失了感施之情，暴涨了取索之意吗？
由此可见，企业家们捐款助学并不是在“施恩”，而是在尽一份社会责任，尽一份做人的良心，尽一份人格的完善。在如今的社会制度存在缺陷，尚需不断改进的时候，这还是一种清赎原罪的最合适途径。
是的，这些学生也真是的，既然贫困，面对“救济”的机缘，面对“救世主”的恩赐，面对救苦救难的恩情，怎么就不能低下贫傲的头颅，表示顺从、服膺、感激呢？
如果说，堂堂七尺男儿，居然养不活自己教育的资格，完成不了自己学业的独立，经受不了自信人格的歧视的话。那么，那种无奈，那种耻辱，那种卑微，也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它还是国家的体制、政党的体制、教育的体制、慈善的体制、等等的问题。
如果说，在一个“富起来的小康社会”，金钱的物化的价值要远比精神的泛化的价值高得多的话。那么，这种奉献点精神“回捐”，以搏得物化的“索取”，也不仅仅是以小搏大的商品交易，它还是精神化物质、物质化精神的潜规则问题。
如果说，在一个市场经济已经泛滥成灾，波及到文艺、教育、医学、科技，甚至于政治，到处可见到“炒作”、“扬名”、“做秀”的话。那么，为了某种投资价值的“感恩”，也不仅仅是对人类情感的亵渎，它还是社会政治、文化意识的商业化问题。
总而言之，贫困的学生、家长、百姓们，他们接受救济、承受帮助，如果并不是在“交换”，那么，自然也用不着如同奴仆似地精神匍匐涕零感恩。既此，是否什么表示也不需要呢？不！现代文明告诉人们，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平等的、合作的。因此，表达一种即时的感谢，而不是承受一类沉重的感恩，是必须的。因为，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应，感恩是下对上的偿还负担，感谢是种平等的文明礼节；承担精神负担的意识是封建忠义的枷锁，相互对等交流的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索取舍惠施威的观念是理性思维的腐蚀剂，追求公平进步的文明是现代社会的标界。
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不知道“感恩”，学生不明白感谢呢？
回想网络上有位被盗者感激窃贼归还证件之事，那是何等感恩，何以身处社会上层的企业家、肩负祖国希望的学生怎么连窃贼或被盗者那点情感都没有呢？
哦，窃贼是在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的施恩，那富豪们又何以不是在叛背公理状况下的“施恩”？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已流传百年，连香港、美欧的企业家都知道“取自社会，还自社会”，富人的“散财”，又如何是施恩？是在积德，是在行善。
唷，被盗者的感激是“斯德哥尔摩症侯群”，可此症侯群有个重要的条件，是指风险之下的“妥协”。那么，贫困生又是处于什么“伤害的风险”下，以至不去赞美那些给他们“好处”的富人呢？是穷人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是某种“交换”而带来的羞耻？是特殊怜悯所附加的“嗟来之食”？是……？
可见，企业家不知“感恩”是因为他们太狂妄以至遗忘了自己的本身、前身及来历，贫困生不感激是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害怕自己受到“伤害”。
呜呼，评论至此似乎已然结束，可对于以科学态度的分析而言，问题并未完结。在中国为什么会倡导感恩教育而忽略责任教育呢？中国如今的受教育者又为什么文明意识这么欠缺呢？
联想起笔者中学年代，学校结合语文、政治科目，开展“学习为了什么？”的命题讨论。从指导教师的循循善诱的教育中，要求学生们感恩，感恩农民种出粮食、工人生产用品，感恩党和人民创造的学习机会，从而懂得珍惜，更努力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长大后成为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材，以更好地报答工农和党的恩情。偏偏那时笔者年少气盛，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学习是为了掌握技能、科学，以解放全人类。并且，例举了赵一曼、彭拜、王若飞，等资本家、地主家庭出身的革命者作证。当然，此作文不合主流指导思想的命运，结果可想而知——不了了之。但时隔多年后的今日，对此联想，中国为什么要倡导感恩图报的教育，而忽略人生责任、社会责任、公民责任等等责任教育呢？
回瞻历史，中国传统社会是依赖亲情、恩情、义情、感情、……等情感维系的社会，在这种情系社会中，情感大于理智，胜于理智，甚至超越理智，往往取代理智。不是吗，在权势社会，情胜过理，人们靠关系、靠人情、靠亲情、靠恩情，形成一个个关系网，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在上层有官僚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垄断集团，在社会底层有抢劫集团、黑社会集团，它们都是依靠利益与情感在维系着。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儒家所倡导的感恩教育的结果，是对君臣子民的意识长期教化的结果，是封建思想对人系关系、社会关系所制定的准则，是专制统治者控制、奴化牧民的高招，是帝王推崇的纲常对延续上千年封建社会的贡献，是……。
至于责任，在这种社会里自然是处于次要的地位，是基于情感的前提下。否则，情感对象发生变化，责任它也会发生游移的，这就是刑不上大夫的论理缘由，也是现代中国有法不依的心理寄托。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怎么可能不蔑视责任意识和教育呢？怎么可能会负责任地去劳作、学习、做事呢？怎么可能会认真地去探索真理、讲究文明、追求进步呢？记得有作家感叹，武侠流行，推理乏阅的现象。其实，这正是中国社会人文的反映，重情感轻理智，唯上欺下。不是吗，施恩，不就是上对下的施舍吗？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可见下对上的施舍？即便“粒粒皆辛苦”也仅是对农民的怜悯之心而已。只有毛泽东，颠覆了旧观念，反道而行之，提出农工养活知识分子的概念。可这概念的本身还是基于上对下的施舍，倡导工农情感，同样忽略了理智。这概念的实质还是矫枉过正的反映，是一种农民起义的情结，是对获胜后战利品的一种蔑视，它同样忽略了理智。这概念的内核还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指责，同样是忽略理智的恩情施舍。可见，它还不是更文明更现代更理性的平等公正的责任理念。
同样的，在这种人文教育的氛围里，又怎么能培育出中国人的文明习俗呢？更不用说是受教育者了。政府外交及旅游部门，一再要求出国的中国公民，不要把在国内的坏习惯带出国，莫非这些坏习俗在国内就可以大行其道？中国人难道是为外国人而活着的？可见，理性、秩序、公平的人生责任理念传染、深入、渗透到你我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文明礼貌的风气自然会被人民所选择、被社会所树立，被世界所注目。
可悲可叹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这种人格上的上下平等，贫富平等，贵贱平等的观念；那种理胜于情、情服从于理的理念；还有文明战胜恶俗、诚信战胜虚假的风气，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成为普遍存在的。因为，只要封建专制的体制存在，闯王坐天下的专政体制存在，这种只讲情不论理的社会文化实质就不可能改变；那种感党恩、民自卑的社会现象永远不会绝迹；此类广施情缘与人情债务的情感事故的运作始终会成为社会的主流；……
然而，在现代科技时代的今日，中国还是停留在悠久的“兵马俑”中，处在传统的熏陶下，在情与理之间，只有情，没有理，经常、总是、不断，用感情占据理智，那将是危险的，可怕的，堕落的。
横观中国，众多的政治难题、社会难题、经济难题、文化难题、……，层层剥笋，丝丝抽茧，追根寻源，都会发现和专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只有“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复数形式会如阿莉阿德尼的线一般，将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混沌的迷宫中引导出来”（摘自“文明之路”中的《国家体制-精英论》），将社会引向“解放全人类”的正确历史。
总而言之，中国倡导感恩教育而忽略责任教育，是因为解放后的中国，封建意识依然深重透彻，忠孝节义深入骨髓，阶级情感控制了“解放全人类”的理智。所以，在中国，不需要承担责任，只需要层层感恩。
那么，社会是否就不需要感恩呢？不，将感恩化作具有平等意义的相互尊重的文明礼节要更好些，将含有居高临下意味的恩赐化作相互交流也更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将施恩转化为具有修养高度的人生责任更利于人格的升华，将受惠转化为……。
由此可见，施恩并非那么简单，感恩也并非那么单纯。也许，其中还有更多更深更隐的内涵，那就把更多的联想、思维、逻辑留给读者，去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判断真理。
好了，评论就这些，信手拈来，对不对，由人评说。
2007-09-06 7：29 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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