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阶级矛盾现象分析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两级分化，产生了阶级和剥削，我们以为其实改革开放前已出现了阶级和剥削。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阶级对立和剥削，不过是苏式社会主义阶级对立和剥削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理应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实现了最大民主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不存在人对人的剥削--不存在一些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强制性的剥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劳动成果和财富。但在苏联建国初，由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加之后来干部终生制、取消反对派和一党制，逐渐形成了封建特权和特权阶级，而变异了社会主义。中国一开始就一面倒，实现全面苏化，加之本身的封建主义土壤，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特权和特权阶级，存在着事实上的阶级对立、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这种阶级对立和剥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中就已明显化，毛泽东主席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铲除走资派，但在苏式社会主义政治框图下，注定了文革必定失败，随着他老人家逝世，老干部全部重新出来工作后，特权阶级又跟随卷土重来。虽然以后强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体制上仍然沿袭苏联体制，并在其保护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将苏式社会主义的剥削更制度化明朗化，中国第二代特权阶级已发育成熟为官僚资产阶级并掌握了各级权力，封建的官僚资本主义终于在中国逐步取代了苏式社会主义。
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苏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剥削是如何产生的，特权产生的阶级是如何将苏式社会主义一步步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的。
一、低工资高福利。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低工资高福利，把工人工资中应包含的医疗费、买房子的钱、旅游费、培训费、退休金等等福利费用扣除，劳动者能拿到手的工资只需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少量积蓄。这些费用当工人需要时再作为福利调节给职工享受，不用时给国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果完全照马克思的设计，倒也不产生不平等不公平的剥削。但是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没有自己利益的政党代表保护，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的特权阶级对职工（包括农民、知识分子）这块挖出去的大肥肉，利用手中的权利就可方便地肆意享受吞食。
用公费装修住房、安装电话、用公车做私事、公费吃喝、旅游，把公共财产--电视机、录相机、大哥大。。。长期借用变为已有，索要接受贿赂。他们多住房子，甚至于一家几套；他们公款吃喝，享受免费大餐；他们一次又一次出差，公费游山玩水，挤占了职工旅游的机会；他们享受公费高级烟酒，分发照顾的粮油鱼肉果品和内控的紧张物资，乃至生活用品；他们及子女可住高干病房、为所欲为地调用高级轿车专车专机；他们及子女可看到内部电影片和文化享受；通过政审等手段安排子女上学工作。他们享受着他们工资中扣除的福利外的大量福利，这些额外的福利则是平民百姓应该享受而无法全部得到的福利。他们在把少量福利恩赐给一部分职工的过程中，如分房子、分福利、批补助时，他们又从争抢残羹剩肴的职工手中勒索到一笔可观的外块油水。劳苦大众和广大百姓（农民则是通过剪刀差）应该享受的福利大部分被少数特权阶级剥夺集中享受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竟然把医疗费、购房费、子女上学费等福利负担，又摊压到百姓工资中剩余的维持生活的微薄收入中去，而已经扣除的部分则永远也得不到了。而且过去福利中被国家用于再生产的部分，随着企业改制落入官僚特权资本家的口袋里，也永远补不回头了。这是赤裸裸、明火执仗的强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特权阶级无偿地侵占噬吞人民的财富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计划经济和集中使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对物资财富实行集中起来计划使用，并冠之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家通过高税收高收费把企业、生产队和商店的产出资金挤干拿走，不管是否盈利首先要保证国家下订的这一块指标如数上缴，挤得企业、生产队和商店所剩无几，甚至于亏损。如果企业技术设备改造和扩建厂房，农场购买农用设备，一切物资能源资金使用都要申请造计划跑“部”报批。农村生产队全靠自己慢慢积累，一直到文革中期，一般生产队基本买不起拖拉机收割机，后来靠队办企业资助才添置了一些机电设备。得不到计划内项目的企业和农村，乃至单位和地区，也就被所谓的社会主义集中资金的优越性给剥削了。如非特权阶级或者关系户掌握的地区，经办的企业、农场和企店，则很难得到下达的计划内项目和资金，于是这些地区和企业、农村和商店就会越来越不景气，越来越贫困落后。
上报项目能否批到手，关系着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荣败生死。于是求者低声下气地求，批者颐指气使地批。批复者大权在握，需求者不得不曲意逢迎，批复者从中得益也就是顺理成章，批钢材、批水泥、批烟酒、批粮食等都得孝敬，有钱能使官推磨。实权者日久深明手中朱笔的厉害，醒悟出其中的诀窍，居高凌下也渐生傲慢之心。有权不用过期作费，当权日也就用好手中的权吧：对无门路者冷言冷语打发，对关系户加进贡者，看关系深浅进贡多少衡量着批。特权实权派甚至于把国家扶贫、重点工程、救灾、文化资金也就敢挪为他用了。马克思设想的公平计划使用资金的模式也就走了样，甚至于连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安排财政的功能，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都失掉了原来的内涵了。
而上级审核多是走马观花，那么多的项目怎么看得真，除了万能的神。纸上来纸上去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匆匆下去走一圈谁也无法调查得实。三杯老酒下了肚一份厚礼进了腰包，监督也就告终。从中一步步梳来，我们发现了苏式社会主义政治将社会主义计划如何促成了剥削：原来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缺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环节。于是关系户剥夺到多多的资金物资，于是非关系户失去了自己劳动的积累。
另外，特权阶级还通过压价、降低收入、剪刀差等计划手段，对工农、知识分子进行压迫和剥削。最近在中国入世前，国家计委宣布废除审批经济，意味着苏式计划经济最终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当然，任何政府都需要集中一部分资金办全局性的事情，但不能象苏式社会主义那么集中。我们认为应减少税收增大企业自留资金，二是税收收费由人大常委会收缴，项目资金的计划安排由人大常委会下达，而不由政府直接收税用钱。
三、寄生虫。现在的特权阶级早已将建国老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丢失，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强大而工作的理想荡然无存。苏式社会主义不仅干部终生制，而且还世袭。太子党们从小就娇生惯养盛气凌人横行霸道，掌权时则成了好吃懒惰无能的败家子。他们不想也不愿好好工作，分配的单位与工种要安逸舒服的，还要工资奖金福利好的。他们的口头禅就是烦死了、累死了、苦死了，上班不想做事，看报聊天无所事事，对工作能推就推能糊则糊，甚至上班逛商店跳舞吃下午洗澡泡小妞。他们拿了工资奖金并未付出相应的劳动，哪里太子党多，那里工作开展不起来，那里工作作风松懈懒散，工作计划完成不了。这些人谁也管不得、谁也管不了。政府中特权阶级多了，老百姓期望政府发挥的职能也就多落空；事业单位中特权阶级多了，社会事业成了空架子；工厂企业特权阶级多了，企业就要亏损倒闭。
苏式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又存在严重的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贡献多者没有得到应有报酬，对社会贡献大的人而言，劳动成果被别人无偿占有剥夺了。还莫名其妙的是，升官升级接班掌权涨工资，先摊不能做事的特权阶级，下岗待岗则很少落到他们头上，劣胜优汰，越汰越糟糕。对寄生虫的优待，就是对勤奋者的打击；对寄生虫的表彰，必是对懒惰的提倡。特权阶级是苏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有的剥削寄生虫，也是打击人民劳动积极性的罪魁祸首，造成劳动效率低落的祸害，最终导致社会无法再正常运转的绊脚石。居高位拿高薪不做工混吃曹粮，如此不公不平，无疑是导致社会混乱崩析的病原体。
四、政治压迫剥削
按政治背景，一般工作岗位上分为舒服享受的特权阶级的政治红人、没有政治背景但有能力和一技之长埋头苦干的老黄牛、没有政治地位又缺少技能被吆喝的苦力。后两种人在政治歧视的同时，经济上也受到剥削，受气多、出力多、吃苦多，收益少。也就是说在苏式社会主义下大多数老百姓受到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待遇和文化享受。即使在官场，也有民谣说得好，提拔的是吹嘘拍马的，表扬的是拉帮结派的，老黄牛是埋头苦干的，挨整的是单枪匹马的。
若是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已分子，遭遇也就残了。原有的家产被充公，田地没收、房产公管、商店企业公私合营。他们不仅政治上低人一等，经济上也低人一等。一般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及家属不安排工作，靠卖家产渡日子。子女不得上大学不得深造，安排不到好工作和好工种。若是带了帽子的，则强迫去拉板车扫马路做搬运工，而拿到的工资极低微。有的国民党士兵50多年了仍一贫如洗光棍汉一个。即使是在台上的高官，一旦跌入错误路线的深渊，或被赶出政治围城之外，经济上也就跟着降级，享受级别下调的下调，取消的取消，甚至只能拿到一点生活费。对政治立场和认识不同的人从身心肉体上进行残酷地打击，已为大家所认识，而伴随而来在经济上的贫困和苦难还不为众多人所了解同情。需知，正是一解放就对阶级异已实行的无情迫害剥夺开创了一切罪恶的先河。许多工人农民在分土地公私合营时是急先锋，扣右派和走资派（当年的走资派和子女是现今特权阶级的主要成份）工资时是积极分子，知青下放时是帮凶，知识分子下海时是旁观者，如今摊到自己拿不到退休金或者下岗时，才知道生活贫困被冷遇剥夺的滋味。
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最为可怜，是被压迫剥削在最低层的阶级，也是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剥削性质认识最早最深刻的群体。被关在北大荒和大西北等劳改农场强迫劳动，不仅政治上受到压迫，身心受到摧残，几乎没有收入积蓄。文革后平反的一些右派现行反革命回来后只有一床被子和卷铺几乎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过了二十多年。连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但失散了的一些老共产党员老红军，解放后一次次受到审查，而且生活上面临许多困难无法解决，没有医疗保障，住房条件很差，没有生活来源。1983年以后才有所改善。所以，当年的走资派、五类分子、臭知识分子和下放知青本人及全家，到现在都仍然缅怀邓小平和胡耀邦，象他们那样的高级领导者，能体察下情了解民苦替人民讲话，做出几件让人民欢呼事情的人委实不多了。
五、贪污受贿更是一种剥削。
上面我们看到计划经济如何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得到计划项目者对得不到计划项目者的剥削。从中也看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计划经济实施过程中贪污受贿也随着伴此而生。一个副县长酒后说，三年副县长做下来，进贡少不了五万多元。一个单位领导利用分房子、分奖金、分福利，几年下也就成了万元户，难怪群众说当官的钱值钱。到了双轨制下，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把计划控制分配的财物，转换到自己腰包中去，以至于贪污百万、千万元者已不鲜见。
老百姓的一切生老病死都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老百姓要办点事就不得不动脑筋找熟人帮忙，米不够吃买粮票、布不够穿买布票，买自行车、缝纫机，买烟酒、买木材，谁没有找过人送过礼。找工作、分房子、知青上调都得大包小包送。经过计划经济的人都厌死了那种体制，自己能通过市场购买的，都非得求爹爹拜奶奶找人不得不被敲榨勒索，文革后期得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价值一般在当时工资的5-10倍，所以现在送礼得送3000-5000元也就差不多了）。远在1960年社会上就有民谣说：小干部走后门中干部找窍门大干部送上门。所以文革一来群众就跟着老毛造反了。
实行市场经济后，贪官们在生活物资、生产资料上捞不到了，于是转向执法部门、人事、工程、学校和医院。乡长、县长、市长、单位新领导都要大搞土木工程，私下接收红包，2001年9月建设部检查发现全国公共建筑一半违法，从中可窥一斑。其他贪官则把手直接伸向公款，想方设法把帐目的公款转到私人口袋来。他们通过做假账公款私存小金库等等诸多的手段，贪污盗窃，群蚀群蛀，集体贪污，大家都拿心照不宣。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不受人民监督的权势者，就可方便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混水摸鱼顺手牵羊，鲸吞人民的血汗。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人民，变本加厉地掠夺民膏民脂。
六、官商官倒
改革开放后，在苏式社会主义时形成的特权阶级，在政治上强权、经济上放开只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下，利用公款起家办起官商与民争利，获利私有，逐渐无本积累起资本。他们挪用公款在得知国家调价信息后立即低价吃进控制货源，等调价后市场货物紧缺时再高价抛出获利私得。国家控制的紧缺物资变成了他们调拨，成了他们暴利交际的筹码。权钱交易以权谋钱、以钱谋权，祭起魔袋把人民的财富和血汗源源不断地吸进他们的口袋中。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凭借手中的权力倒卖物资买空卖空、坐地牟取暴利。
一部分物资倒爷，通过倒汽车、钢材、稀有金属、石油、化肥、建筑材料、倒劳动力、到国外办厂洗钱，无需进行生产劳动，就成了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的大户；另一部分倒爷则把大量资金用于炒房地产、炒股、炒许可证、炒开发区，通过违章折借、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举办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导致物价跑风，通过上涨物价，吸人民血，抽干人民的骨髓。他们早已对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构成了威胁。他们剥夺了人民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权利，他们蔑视而且损害了人民发展的机会。在不规范的游戏规则和强权保护下，通过对国家财产的产权转换和对人民财富的掠夺，特权阶级终于生长为官僚资本家，并将国家资本主义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现在更有一种官商把官职办成生钱的工具，办事盖章都要收费，先拿钱再谈事，没钱别进门，靠山吃山。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来增加奖金收入，为人民币服务成了官员办事的座右铭。执法者吃违法者，平时把违法者养着（妓女还可高兴时玩玩），要钱时就去拿去罚。一税轻二税重，收费罚款无底洞，掠夺红了眼，出门就带着发票本，见了民就收费，到厂就摊派，对商就罚款。以斗筲为政，贪得无厌，见利忘责，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知勤政只图索取，可怜老百姓睁眼黑洞洞地不见天日。
七、特权阶级的剥削性质
特权阶级的剥削是一种反动腐朽的剥削。资本家通过辛苦的投资生产管理，获取的利润主要用来再生产，交税给国家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而特权阶级不用资本仅靠巧取豪夺以权谋利贪污受贿得来的金钱，除了用于享受或带往国外创造下一代的发展前程外，他们不愿也无能投资发展国家进步需要的生产（大量的资金只敢藏在家里，沈阳市国税长家一个个装满现金的信封连拆都没有拆），他们剥削来的财富对社会和国家没有任何进步作用，他们“生产”出的仅仅是各式各样的歪理毒素--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观和强盗逻辑。他们的生活纸醉金迷龌龊糜烂，养情妇、包二奶、奸宿嫖娼乐此不彼，赌博吸毒五毒俱全，一般的科处级干部住宅就豪华得金碧辉煌。公子哥们不愿也无能钻研学习现代化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知识，他们公子哥们的作风不知已破落倒闭了多少企业。
特权阶级说，资本家就是靠剥削起家的。我们说，这是长期对资本家的误解，思想贩在《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一文中已作了深刻的分析，我们这里不赘。
特权阶级说，原始资本的积累都是肮脏的。事实上，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弟兄、霍英东、曾先梓、邱永汉都是靠勤俭起家的，其中不少人还是白手起的家。张謇、王晓籁、卢作孚都是一些著名的爱国资本家，人品极高。况且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总结出许多成功的发展经验，孙中山早就说过，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必从资本主义初期的路子走起。中国果真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应该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公平的竞争规则，让平民资本家脱颖而出。现实中许多有作为的实业家往往是平民出身，他们阅历广肯吃苦勤劳致富，并肯礼贤下士动脑筋钻研外国成功的管理知识。江苏省广陵区的区工业几乎都亏损倒闭，而扬州灯泡厂却如日中天，原来该厂厂长出身老旧家，十分俭朴，住房厂房都不搞装璜，他与一外资投资商第一次谈洽后，用工作餐招待外商，引起外商极大的敬意并在民间广为传颂。
特权阶级说，中国只能经济上放开，政治上不能动。确实苏式强权政治是特权阶级生长的土壤，从特权阶级生长成的官僚资产阶级，必定永远将权钱纠合在一起，权生出钱、钱滋养着权、权护照着权和钱，权是手段，钱是追求，一旦失去了权，他们也就无法去聚敛财富；一旦失去了权，任何人的钱也就被其他官僚资产阶级吸吮光而走向破产贫困了。又因为他们财路来源不正，一旦实行了民主，他们就会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是万万使不得的。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难以成为平民资本家的原因，也是官僚资本主义难以自发地进化到民主社会的原因，并且也是其他平民资本家难以成长壮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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