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言书：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思考
——学习16届6中全会决议的体会
目 录
理论上的回顾与总结
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关于“发展是硬道理”
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
三、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四、关于中国特色
论党的政治路线
一、关于党的总路线与总政策
二、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建设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
三、着眼于大多数是党的策略原则
四、关于党的工作重点
当前须把握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讲政治
二、注意特殊利益集团
三、党的建设须要根本转变
四、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五、坚持解放思想
对党的十七大的期望
摘 要
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总的来说是基本正确的，不然不会取得世人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当然同时也存在着偏颇之处，不然也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重大社会问题。实践证明，发生这么多的重大社会问题，与理论认识上的两个主要观点是有关联的。
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这个观点的出现，显然与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过分强调市场经济“产权明晰”、“注重效益”的一面，所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事实上，市场经济本身还具有社会性的另一面，这是由其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而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却在刻意回避着这一点。
二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事实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中的任何政党，凡把执政定位于自己党的唯一的和终极的目标，终归是不会长久的——不是政党轮替，就是江山易色；仅此而已，岂有他哉！这是已经存在、正在发生、将会出现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从理论上说，我们党只有坚持自己的革命性质，紧紧地依靠人民始终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还到有可能长久地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
放眼世界，当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的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贤们所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环境。一方面，以经济的全球化与社会的信息化为历史发展特征，整个人类社会正处于又一轮深刻的历史性大变动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开放的。这已经不同于早期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与外部世界所隔绝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客观环境已经为我们党提供了，能够像马克思、列宁那样，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理论勇气站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高度，对所处的当代世界做出科学分析与系统说明的全部社会历史条件。站在这样高度的创造性理论思维，是我们党为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提供指导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确保自己不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
经济发展并不是目的，甚至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不是目的，而都只是手段。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及社会发展的成就，最终应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为社会全体成员物质的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体现为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说到底：发展的终极目的应当体现在人身上——“以人为本”才是目的！
如果经济的富裕、国家的强盛不能或多或少地惠顾社会全体成员，不能多少增长社会全体成员物质的与文化的生活水平，以及其个体的素质，结果将会是悲剧性的。且不说当今世界的所谓“拉美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元代诗人张养浩就曾感叹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社会历史悲剧不应该产生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从延安时期以来我们党就一直存在着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但真正予以明确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求真务实”是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再一次发展。它涵概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全部要求，并精炼地体现了其本质，是指引我们党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历史任务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提出、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至“求真务实”有着一条清晰的轨迹。这一历史进程生动地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活跃的理性思维，其指导与推动了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印证了毛泽东思想有关实践论经典理论的正确。
中国特色是指：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与国家的基本特征；并且，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交织的，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国所特有的现实。
构成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有三个：
第一， 人口众多。
第二， 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毫无疑问，这三个基本特征归结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中华民族要振兴，中国的发展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走完的路，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社会中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党在思想理论认识上的统一最终要体现为党的所制定的政治路线。
为把握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注意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政策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着眼于大多数”历来是制定党的总政策的策略原则。
而党的政治路线往往与党的工作重点密切相关。
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方针。这一政治方针的实质，亦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予以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如何实现、落实、做到“以人为本”呢？围绕这个中心，经济上要实行“科学发展”、政治上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两个基本点。 “求真务实”则是构成这一政治方针的思想路线。
可以用一句话进行表述，这就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实质上，这就是我们党今后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总路线。同时，也是党的总任务。
建设和谐社会，已经够我们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地奋斗几十年的了！因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定将是我们党相当长时期的历史任务。
今后，我们党所领导的我国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卫生体制、教育体制，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应当以和谐社会为准绳。一切改革，都必须促进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为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目前我们党必须紧紧把握以下总政策，即：注意保护至少是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重点放在保障低收入阶层。
如果不保护、不照顾，甚至伤害中间收入阶层，那就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将中间收入阶层推向特殊利益集团一面，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裹胁、挟持中间收入阶层，以对抗建设和谐社会的消极状况。
我们党还必须十分清醒：中间收入阶层，目前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他们是我们党所依靠的重要社会群体。为此，将“注意保护至少是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作为党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制定并紧紧地把握住各种政策性质的界限，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还是十分紧迫的！
党的总政策的重点，是“保障低收入阶层”。在目前的中国：
第一、低收入阶层基本上就是广大工农基本群众。这部分人历来就是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成败，进而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保障低收入阶层还不仅仅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它涉及到人的生存权——最基本的人权，因而在更大的程度上甚至是社会正义的问题。
第三、低收入阶层缺乏保障，必然影响到中间收入阶层。如果我们不将保障低收入阶层作为党的总政策的重点去把握，我们最终将失去社会成员的最大多数，即不但失去低收入阶层最终也将失去中间收入阶层。
重点放在保障低收入阶层，并没有直接刺激社会少数成员，同时也是这部分人所难以甚至是无法拒绝的；因此他们将不得不最终接受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服从我们党的领导。
策略原则是确定党的总政策的基本依据。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总路线的不同，适应与体现党的总路线的总政策当然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无论客观历史条件如何变化，确定各个时期党的总政策所依据的策略原则，则始终是不变的。
必须强调指出：这一策略原则始终是——着眼与大多数！
着眼于大多数，作为我们党的策略原则，实质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方针、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策略原则是确定党的总政策的依据，因而时刻注意把握住这一原则，就能够在整体上、在任何时期，使得我们党都不至于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基本上掌握住人心。
共产党人应当明白：不脱离人民，掌握住人心，就才有党的领导；否则，其余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都不是本质。
讲政治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反复予以强调的。任何政党，无论属于左翼还是右翼、无论代表那个阶层的利益，都是整政治的，不是为了搞生产或者搞业务的。政党是为政治而存在的。因此，共产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
只要牢牢掌握三条原则，即：第一阶级分析、第二重视策略、第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是站稳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就能在政治与经济及其他范畴的辩证关系中，游刃有余，妥善处置，巧妙应对，就做到了讲政治，就是讲政治。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讲政治，离不开讲政治。
这三条原则当中，最紧要的是第三条：牢记宗旨站稳立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根。唯此，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坚持其他两条原则——阶级分析与重视策略。
有必要着重地和突出地予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着眼于大多数的策略原则，是三位一体的，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所谓高度的同一性是指：三者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人民！只不过三者是从所处的不同侧面，对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政党，确切地说：只能够尽可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而不要期望自己能够天然地代表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甚至是渺小的。对于人民群众的意愿，党只能通过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只能通过自己各级组织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去实现。共产党人必须明白：“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依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毛泽东主席当年曾因此而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一面”！
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由于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密切相关，对特殊利益集团这一社会现象，我们党必须给予严重的注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因此，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给予准确、科学的界定。不然，我们党必定在政策、策略上发生偏差，严重的情形——很可能无法有效地应对特殊利益集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特殊利益集团具备以下三个必要特征：
第一，从人员构成来说：人数极少；
第二，从活动方式来说：与腐败官员和驭用学者结成紧密一体，因而能够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出现，但其间充满了潜规则；
第三，从最终影响来说：要挟整个社会。
我们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简单来说，已经由封闭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这一点极端重要。
党的建设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我们党现在有必要深入思考、认真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党的问题，暨必须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公开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我们党总结了自己的沉痛教训后得出的，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这个结论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体来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状况并未改变，这一结论仍然适用，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种情况已经出现。面对这个尖锐的社会现实，我们党现在需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完善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掌握住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坚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一项正确的历史结论，现在来看，还是一条原则。
第二、坚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仅是学术方针，实践表明：还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间的一条基本原则。
任何时候我们党都要十分小心：精心呵护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提倡鼓励知识分子讲心里话、讲真话。坚定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就能维护这样一种民主的氛围，就是为了、就能提供这样一个公正的平台。
第三、坚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献身民族”。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不乏“解民于倒悬”的热忱。这种热忱与传统延续到当今时代，可以用现代语言概括为：“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献身民族”十二个字。
党的16届6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丰富与重大发展，表明我们党对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规律在认识上的又一次深化。
理论上的回顾与总结
为认清党的16届6中全会决议的深刻意义及其重要性，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建设进行回顾与总结。
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及其基本形成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并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至党的16大，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相继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要求；坚决维护并始终保持稳定的总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在初步形成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下，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进一步思考与探讨。
这些党的理论建设成果，为我们党领导国家的发展、改革与开放，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持，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我们党的光荣。
当前，谁都无法否认，我们党在实践中又遇到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党的16届6中全会决议就是为了回答并解决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
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总的来说是基本正确的，不然不会取得世人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当然同时也存在着偏颇之处，不然也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重大社会问题。
实践证明，发生这么多的重大社会问题，与理论认识上的两个主要观点是有关联的。
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这个观点的出现，显然与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过分强调市场经济“产权明晰”、“注重效益”的一面，所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事实上，市场经济本身还具有社会性的另一面，这是由其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而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却在刻意回避着这一点。这种刻意的回避，很值得每位心系人民的共产党人深思，也很值得每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共产党人玩味，……！
应当注意的是：这个观点已成为口号，写进我党的中央决议。这样，其性质实质上已经发生转变，并不仅仅属于理论认识上的观点了，更多的显然是作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而存在着。
当然，任何观点、理论，甚至党的决议都得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当社会公平，几乎一夜之间突出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时，同样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成员，这时却出来公开指责我们党：“社会公平绝不仅仅是只可以兼顾的事情”；这一现象难道不更加值得我们党去深思吗，……？
二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这一观点现并未为我们党所公开接受，既尚未写进我们党的决议或其他正式文件中，但从我们党开始强调党的执政能力来看，至少是默认了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党放弃自己的革命性质去做单纯的执政党，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合乎逻辑的无法回避的客观结果，这就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是可以永远执政下去而不下野的！
事实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中的任何政党，凡把执政定位于自己党的唯一的和终极的目标，终归是不会长久的——不是政党轮替，就是江山易色；仅此而已，岂有他哉！这是已经存在、正在发生、将会出现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这样尖锐的客观现实我们党能够接受得了吗？！
从理论上说，我们党只有坚持自己的革命性质，紧紧地依靠人民始终处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还到有可能长久地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
必须指出：所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作为现实的客观进程最终将会演变为，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政治取代中国现存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这才是事情的实质。
从坚持党的革命性的原则要求出发，对我们党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党的建设——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其实更为紧迫，更为尖锐，更为现实，还不仅仅只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
以上两个观点中，作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涉及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作为“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所涉及的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它们的影响所及，就具有了全局性！对此，我们党难道不应该警醒吗？？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颇，简单地分析，是由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从我们党内部来说，我们对处于人类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探索的过程中，还缺乏理论的深刻分析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这是一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分析思维刚刚正在进入的空白区，而我们党又不大善于进行理性分析思维——自建党时起，我们党最大的缺陷就是理论准备不足，几十年来这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从我们党外部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二十年来一直处于低潮，而运动的低靡恰恰与理论的停滞有关。一个须老老实实承认的现实是：自马克思、列宁之后，尽管国际共运还有斯大林、毛泽东等杰出的领袖，但遗憾的是再没能出现能够像马、列那样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对各自所处的当代社会进行深刻的理论剖析，指导运动前进方向的百科全书型的、科学巨匠般的革命导师。“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也已出现了封闭型的计划经济与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两种形态，对如此丰富的社会历史现实，全世界共产党人有谁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或者试图做出理论的概括？！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的停滞自然要带来运动的颓势。因此，在我们党的外部整个国际共运的大环境中，同样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白区。
可悲的是：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上的苍白，只能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以及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学说”、 甚至包括“法轮功”，等等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活跃与影响提供空间。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依据人的认识规律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必然要产生曲折与反复。这也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奇怪的。
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勇于面对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触及的重大问题。
一、关于“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与此密切相联系，产生并形成了我们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纵观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发展”的含义，我们党有着一个认识不断深化、丰富的过程。
一段时期以来，党内相当程度上将发展仅仅定义为经济的发展，而又将经济的发展狭隘地定义为GDP的增长。这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至少是不全面的。这种片面性造成的危害，在现实中已经得以充分展现。
现在，我们党明确认识到：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应当包括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之内；发展除经济的发展外，还应包括文化的发展、政治的发展，以及人文理性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使是经济发展，也应当是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GDP的增长。
必须指出：经济发展并不是目的，甚至社会的全面发展（至少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也不是目的，而都只是手段。经济发展的成果以及社会发展的成就，最终应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为社会全体成员物质的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体现为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说到底：发展的终极目的应当体现在人身上——“以人为本”才是目的！
我们党一贯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过是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手段，尽管是唯一的手段。
如果经济的富裕、国家的强盛不能或多或少地惠顾社会全体成员，不能多少增长社会全体成员物质的与文化的生活水平，以及其个体的素质，结果将会是悲剧性的。且不说当今世界的所谓“拉美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元代诗人张养浩就曾感叹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社会历史悲剧不应该产生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为此还专门做出过中央决议。可见，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发展的理解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就认为发展应当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当然，我们党今天对发展的理解与认识，与当年相比，已经更加全面、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刻了。
在对发展的内涵给予准确、全面也就是具有客观真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仍然要也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需要。
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际形成的很早，最早可以追溯至延安时期。但真正提出思想路线这一概念，已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文件的批示上写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当我们党开辟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及其思想路线，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对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补充与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得我们党能够积极应对以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为代表的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潮流，从而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功不可没。
“求真务实”是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再一次发展。
它涵概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全部要求，并精炼地体现了其本质，特别是对于我们党下大力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它就是指引我们党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历史任务的思想路线。
可见，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提出、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延安时期以来我们党就一直存在着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但真正予以明确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至“求真务实”有着一条清晰的轨迹。这一历史进程生动地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活跃的理性思维，其指导与推动了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印证了毛泽东思想有关实践论经典理论的正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党的思想路线密切相关。我们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再一次表明：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并不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存在着一个过程。否认这样一个客观过程的存在，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依据并贯彻“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方能正确地对待并处理这样一个客观过程。这一客观过程要求我们党：不断地解放思想将思想解放进行到底，撇弃那些已经客观过程证明的属于错误的、过时的结论，丰富与发展那些不可避免的存有局限、有所片面、尚不完善的理论与观念。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只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为主导，即使党在政治上一时出现偏差甚或犯下错误，但终归可以自行纠正这些错误，为正确的政治路线开辟道路，从而保证党能够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三、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来的，它直接源自于毛泽东思想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辟观点。
历史地看，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时期。我们党很早就注意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探索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其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等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秀成果；当然其间也有过“大跃进”、“文革”的曲折。
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
第三个阶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目前，是第四个阶段。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系统地提出了“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等等，重大的理论观点。其极大地扩充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际内容，使我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质的飞跃，站在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新高度。
依据党的16大政治报告，目前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有五个，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事实上，自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后，我们党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过程极其艰难曲折。自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至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率领下，始终英勇奋斗，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显然，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内容，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歇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这些我们党思想理论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作为全党几代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完全可一以贯之地以一个明确的概念加以统一地概括，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应当说：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理论又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使这一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即将召开的党的17大，其政治报告亦理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丰富的内涵予以全面的论述；并将其规定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思想之一。
我们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渊源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这是主要的。而且这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并将会不断地丰富这一理论。
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结合当时俄国社会的实际，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国家应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等一系列观点。列宁主义的这些系统的经典论述，迄今对我们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对此，应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并给予必要的深入的研究。
放眼世界，当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的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贤们所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环境。一方面，以经济的全球化与社会的信息化为历史发展特征，整个人类社会正处于又一轮深刻的历史性大变动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开放的。这已经不同于早期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与外部世界所隔绝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客观环境已经为我们党提供了，能够像马克思、列宁那样，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理论勇气站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高度，对所处的当代世界做出科学分析与系统说明的全部社会历史条件。站在这样高度的创造性理论思维，是我们党为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提供指导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确保自己不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恩格斯说过：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四、关于中国特色
何为中国特色？显然，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基本命题。
由于长期对这一基本命题缺乏正面阐述，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将任何社会消极现象均可归结为中国特色的荒唐情形；中国百姓将此戏谐为“中国特色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甚至有人愤慨地指出“ 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面对老百姓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了。”事实上，这一荒谬的社会现象已经深深地伤害了我们党。对此，我们党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再漠然视之。
中国特色是指：中国社会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与国家的基本特征；并且，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交织的，构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国所特有的现实。
构成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有三个：
第一， 人口众多。
第二， 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很多中国人自己往往忘记这一点。温家宝同志用“乘法与除法”的关系，鲜明形象地说明了人口众多给予中国发展的深刻影响。
发展的不平衡，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长时期存在着的历史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中西部的差距、城乡的差距、贫富的差距都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有人说，“西部大开发，汉朝时代就开始了。”在当代中国，即使北京、江浙、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就在其内部偏远地带，也普遍存在着落后与贫穷。
另一方面，就整个中国而言，由于人口众多，如若处理得不好，往往又会加剧不平衡。
毛泽东主席说，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历史中国又是现实中国的一面镜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史，浓缩了中国社会五千年间几乎全部血雨腥风、纵横捭阖、繁荣昌盛的历史现象。
毫无疑问，这三个基本特征归结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中华民族要振兴，中国的发展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走完的路，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社会中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党的16届6中全会决议指出：“和谐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明确的、最好的说明。
可以预见，一个开放的、完全溶入整个人类世界的，又具有坚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大变动中，会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论党的政治路线
党在思想理论认识上的统一最终要体现为党的所制定的政治路线。
为把握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注意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政策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着眼于大多数”历来是制定党的总政策的策略原则。
而党的政治路线往往与党的工作重点密切相关。
一、关于党的总路线与总政策
仅仅有了总路线是不够的，党还应确定与总路线相适应的总政策。
党的总路线总是通过党所实行的总政策予以体现的。
对于党的总政策的性质与特征，毛泽东主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可见，贯彻实施党的总路线，就在于执行总政策。这是虚与实的辨证关系。
错误的路线也是通过错误的政策予以体现的。因此，要是政策上出了问题，必定反映的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是违背了正确路线，就是执行的是错误路线！
我们党的历史表明，党在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即总路线后，必定要实行体现与符合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总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与之相适应的总政策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加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争取国家统一；与党的总路线相适应的总政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11届3中全会后，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现实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体现为坚决维护并始终保持社会的稳定；换句话说：两个基本点是统一在“稳定”上。因此，“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的总政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124页)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稳定”就是党的总政策。
“稳定”之所以成为党的总政策，是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地要带来保持、协调、构筑社会各个方面平衡的紧迫需要，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局面作保障。
我们党从没有明确地宣称过，“稳定”是体现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路线的总政策。但是，“稳定”事实上始终在起着党的总政策的作用。
同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也未被我们党明确过是党的总政策，但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亦发挥着党的总政策的作用。这也是客观历史事实。
上述两种情况，正属于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一个政党总会“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政策的相互关系。我们党历来极为注意党的路线问题。因为我们党深知：路线决定一切，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命运生死攸关。但是，党的总政策其实更本质，更实际，也因此而更重要。仅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是不够的，必须要确定与正确的政治路线相适应的党的总政策。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可能得到完整、准确的执行，还会有被空悬的危险。
在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政策的关系上，我们党过去缺乏明确的意识，对制定党的总政策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盲目性，今后应当自觉起来。
二、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建设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
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方针。这一政治方针的实质，亦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予以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
人本理念在中国渊源留长。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就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所讲的是强国之策；思想家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讲的是治国之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着眼于大多数的策略原则，可以说，均源自于这一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但是继承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总结发扬了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
那么，如何实现、落实、做到“以人为本”呢？围绕这个中心，经济上要实行“科学发展”、政治上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两个基本点。
“求真务实”则是构成这一政治方针的思想路线。
可以用一句话进行表述，这就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实质上，这就是我们党今后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总路线。同时，也是党的总任务。
建设和谐社会，已经够我们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地奋斗几十年的了！因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定将是我们党相当长时期的历史任务。
今后，我们党所领导的我国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卫生体制、教育体制，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应当以和谐社会为准绳。一切改革，都必须促进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这条总路线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表明，“稳定”作为党的总政策对于保持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已经远远不够，其潜力几近渊竭；必须寻求新的方针、政策，在更高的政治层次上与更深的社会程度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只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寻求各方面的积极平衡，保障中国健康、平稳、持续地发展。
为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目前我们党必须紧紧把握以下总政策，即：注意保护至少是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重点放在保障低收入阶层。
由于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中国社会已经分裂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有人认为目前中国0.4%的人口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如果这一数据属实，那就只能用触目惊心这四个字来形容！
但即便如此，我们党在实现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仍然必须要谨慎、稳妥。
缩小贫富差距主要地是通过扩大社会成员中中间收入阶层的途径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因此，我们在采取措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当前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影响中间收入阶层的苗头！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定在月收入人民币1600元，明显地是过低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从财政经济角度考虑国家税收的需要，还应当考虑其社会影响面的广泛，特别是应当看清楚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后果：
第一、如果不保护、不照顾，甚至伤害中间收入阶层，那就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将中间收入阶层推向特殊利益集团一面，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裹胁、挟持中间收入阶层，以对抗建设和谐社会的消极状况。泰国他信集团遭军事政变被推翻，就是利益集团利用中间收入阶层的不满，造成政局不稳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避免这种消极状况的出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建设和谐社会的成功。
第二、我们党还必须十分清醒：中间收入阶层，目前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他们是我们党所依靠的重要社会群体。为此，将“注意保护至少是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作为党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制定并紧紧地把握住各种政策性质的界限，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还是十分紧迫的！
必须予以严重注意的是：党的总政策的重点，是“保障低收入阶层”。在目前的中国：
第一、低收入阶层基本上就是广大工农基本群众。这部分人历来就是我们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成败，进而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保障低收入阶层还不仅仅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它涉及到人的生存权——最基本的人权，因而在更大的程度上甚至是社会正义的问题。社会正义，包括社会公平是一面政治旗帜，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牢牢地擎在我们党自己的手上——在这一点上，党必须避免低级的、幼稚的错误。
第三、低收入阶层缺乏保障，必然影响到中间收入阶层。因为，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上社会成员都是等同的。如果农民工的工资都能随便拖欠的话，那么CBD的白领每日超时工作而没有任何补偿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如果我们不将保障低收入阶层作为党的总政策的重点去把握，我们最终将失去社会成员的最大多数，即不但失去低收入阶层最终也将失去中间收入阶层。
此外，有必要指出：重点放在保障低收入阶层，并没有直接刺激社会少数成员，同时也是这部分人所难以甚至是无法拒绝的；因此他们将不得不最终接受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服从我们党的领导。
三、着眼于大多数是党的策略原则
而策略原则是确定党的总政策的基本依据。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总路线的不同，适应与体现党的总路线的总政策当然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无论客观历史条件如何变化，确定各个时期党的总政策所依据的策略原则，则始终是不变的。
必须强调指出：这一策略原则始终是——着眼与大多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总政策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依据的策略原则是争取多数集中孤立与打击极少数，简略说来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大多数。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总政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其依据的策略原则依然是着眼于大多数。
改革开放后，党的总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是力图兼顾各个方面的平衡。其背后起作用的策略原则还是着眼于大多数。
建设和谐社会，党的总政策应是“注意保护至少是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重点放在保障低收入阶层”。显然，如果没有着眼于大多数的策略原则就没有这一总政策。贯彻这一总政策，我们党就能够巩固与中间收入阶层的关系，同时获得广大低收入阶层——即工农基本群众的支持，从而为团结高收入阶层建立稳固的社会基础。这样，就将低、中、高等各类社会阶层——即社会的绝大多数凝聚在我们党的周围。惟其如此，我们党才能顺利地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有必要指出：若违反了党的这一总政策，形象地说——就势必出现种种“左”与“右”的错误；简洁地归纳起来：伤害中间收入阶层就将是“左”，而不着重保障低收入阶层则会是“右”。
着眼于大多数，实质上是着眼于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着眼于人心的向背。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心的向背从来都是最紧要最根本的。着眼于大多数，对于我们党，在取得政权前是争取人心的问题，在取得政权后是保持人心的问题。
在党群关系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极为清醒的意识。
毛泽东主席说过：“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之所以是“基本出发点”，这是因为：能否着眼于大多数是关系到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策略水平等政治品格的根本性原则问题。党的干部能否肩负起应有的领导责任，起码要看其是否具备这样的政治品格。
张闻天同志则指出：“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最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可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并掌握人心，并不简单，并不容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已缕缕成为严重的、沉痛的教训。
着眼于大多数，作为我们党的策略原则，实质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方针、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策略原则是确定党的总政策的依据，因而时刻注意把握住这一原则，就能够在整体上、在任何时期，使得我们党都不至于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基本上掌握住人心。
共产党人应当明白：不脱离人民，掌握住人心，就才有党的领导；否则，其余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都不是本质。
四、关于党的工作重点
自11届3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鲜明地体现并很好地符合这一党的工作重点。
经过28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人均GDP也达到1700美圆左右。单就这些数字，国内外有关方面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中国目前的状况，简单来说，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伴随着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些社会矛盾主要地表现为三个问题：1、贫富差距；2、贪污腐败；3、特殊利益集团。
显然，期望通过经济建设来自然化解上述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是根本不现实，也是根本可能的；而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到经济建设，最终经济建设也根本不可能搞得好；如若不能妥善处理，严重的情形，甚至会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恰恰相反，党应当居安思危，具备危机意识。
因此，为缓解社会矛盾，保障中国健康、平稳、持续地发展，使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进行，避免发生发展进程被打断的严重情形，当前我们党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上。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工作重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必要的转变。
当前须把握的若干基本问题
这些基本问题相当紧要，如若掉以轻心，势必干扰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损害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这些基本问题是：
一、讲政治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反复予以强调的。
任何政党，无论属于左翼还是右翼、无论代表那个阶层的利益，都是整政治的，不是为了搞生产或者搞业务的。政党是为政治而存在的。
因此，共产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江泽民）”，不然就无法实现党的领导，就没有了党的领导。
政治势必对于经济建设给予积极的或消极的重大影响。在这一点上，近年来，我们党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
16大以来，中央对经济一直实行宏观调控，但效果始终不大理想。但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宏观调控的目标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其原因是什么？根本就在于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解决了上海陈良宇集团，使得“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基本原则获得了政治保障，从而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到了比较有力的贯彻。这是政治对于经济所给予的积极重大影响，是我们党正面的经验。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陆续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这些改革均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由于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是将原来由国家提供的住房、医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业等公共福利，交由群众自行负担或者国家不再全部负担，结果造成群众不得不以自己毕生的积蓄承担这等高昂的改革成本，因而很快就出现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其后果：社会储蓄持续居高不下，内需被空前抑制长期萎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加大积累以巨额财政资金投入基建项目，尽力维持经济的增长；这又带来了国家财政上连续的巨额赤字。这种宏观经济结构的“亚健康”，是极其危险的。以上这些，则是政治对于经济所给予的消极重大影响，是我们党反面的教训。
可见，处理重大经济问题，不着眼于政治，不讲政治，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主席曾经形象鲜明地指出政治的性质，“是统帅、是灵魂”，此绝非虚言，一点都没过时！小平同志也讲过，“在推进经济建设过程中，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这真是伟人所见略同。
从政治的角度深入分析以上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以下的有益启示：
第一、 讲政治才有全局。
必须注意经济背后所隐含着的政治，必须考虑政治对经济的深刻影响。这就是政治与经济的辨证关系。
就如上文所说，宏观调控属于经济范畴，但背后却隐含着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问题；改革属于政治范畴，但改革使群众个人不得不承担的高昂成本，却死死地抑制住了内需，这又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只有从政治的高度进行观察、分析，才能看清楚事物的本质。
看清本质，才能抓住关键。
抓住了关键，也就掌握住了全局。
第二、 别忘阶级分析。
所谓从政治的高度进行观察、分析，就是分析不同的社会关系，看清各种利益格局。这其实就是进行阶级分析。
须知：阶级分析是讲政治的基础；阶级分析是不会过时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千万不得忘记这一条。
不然，就只能就经济而论经济，就政治而论政治，而看不清楚各种不同利益格局在政治与经济的种种复杂关系中的相互搏弈，就看不清楚这种搏弈所造成的政治对经济与经济对政治的相互影响，就根本不会明白政治与经济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看不明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看不明白政治与经济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不仅仅是将政治与经济相互割裂、对立的问题，更紧要的，是一个政治素养的问题。
第三、 不可忽视策略。
毛泽东主席曾有一句名言：“不要四面出击”。他强调的就是策略。
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住房、医疗、教育改革的结果，其中的任一项都要耗费一个家庭毕生的积蓄，另方面国企改革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职工下岗待业，而又造成群众收入的大幅度减少。这两方面相交织，显然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生存压力是空前的。如此多方面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同改革基本上同时推进，岂不是一种四面出击？！
应当承认：住房、医疗、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要的。但是，从策略上看，这些改革出台与推出的过于密集，四面出击，超出了群众的承受能力，害了改革上的急性病。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因而，形象地说，党的生命是由政策加策略所构成的。忽视策略，就等于党的半条命没有了。
此外，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搬掉“新三座大山”，同样也要讲究策略避免四面出击。应当仔细算计：我们是否有可能将“新三座大山”同时都搬掉。该给它们排排队，动员一切力量集中全力先搬掉其中最关键的一座。这样处理，恐怕更稳妥些，特别是胜算会更大些。
第四、 牢记党的宗旨。
谁都知道，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党的宗旨，本质就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一再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认为，是为大多数人，还是为极少数人，是区别真假共产党人的唯一标准。事实一再证明：这正是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
我们应该意识到：改革是有成本的，这是一个无法饶过、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
希图由广大群众个人去承担高昂的改革成本，既是不现实的，也不能说是完全忠实地遵循了我们党的宗旨。
回顾上述改革的过程，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成员中就有人狂妄的宣称：产业工人是计划经济最大的受益者，现在该是他们付出的时候了……！面对广大群众被死死抑制住的消费需求，前国务院重要领导者在一次经济形势报告中，对着听众焦急地拍桌子道：“你们怎么就不买东西呢？！”由这两个事例可见，我国社会精英群体的成员与中国普通百姓之间，两者的亲身感受，其相互距离有多么的遥远。
显而易见：改革的成本，不可能由个人而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在这方面，我们是欠了帐的。群众批评我们“不知深浅”，真是一语中的。凡是欠的帐，早晚有一天得给人家“落实政策”。
如果站在大多数人的一面考虑问题，改革中首当其冲的应当是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而不是匆忙地选择其他方面的改革。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有了社会保障做后盾，国企“减员增效”等等……，一系列改革也才有可能有效、顺利地予以推进。
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须要筹措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是，这其实恰恰正是国家所必须承担的改革成本——这就是事情的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识的越清楚、投入的越大、措施越得力，我们党就越主动；越早，则早主动；越及时，则会越快地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相反，严峻的现实是：愈拖延，这种改革的成本会愈放大，相应地我们党摆脱被动力争主动局面的努力，将会愈加地困难。
改革的瓶颈在那里？现实表明：改革的瓶颈其实就是社会保障机制改革！必须降伏这只改革的拦路虎，推翻这座发展的挡道山。不然，中国的百姓生存都会成问题，何谈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此下去，不仅仅改革陷入死胡同，严重的情况，中国的发展进程被打断，民族的前途堪忧。
圄于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而缺乏承担改革成本的勇气，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具有的素质与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其实是第二位的，而第一位的、首位的，是我们党忠实地遵循自己的宗旨所必然产生的政治决断能力，及其坚定的决心。决心是第一位的。下定决心，就能排除万难。
在此，有必要着重地和突出地予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着眼于大多数的策略原则，是三位一体的，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所谓高度的同一性是指：三者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人民！只不过三者是从所处的不同侧面，对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政党，确切地说：只能够尽可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而不要期望自己能够天然地代表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甚至是渺小的。对于人民群众的意愿，党只能通过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只能通过自己各级组织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去实现。共产党人必须明白：“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依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毛泽东主席当年曾因此而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一面”！
综上所述，只要牢牢掌握以上三条原则，即：第一阶级分析、第二重视策略、第三牢记宗旨——也就是站稳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就能在政治与经济及其他范畴的辩证关系中，游刃有余，妥善处置，巧妙应对，就做到了讲政治，就是讲政治。
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讲政治，离不开讲政治。
这三条原则当中，最紧要的是第三条：牢记宗旨站稳立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根。唯此，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坚持其他两条原则——阶级分析与重视策略。
二、注意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由于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密切相关，对特殊利益集团这一社会现象，我们党必须给予严重的注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特殊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首先，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范畴；其次，构成两者的成员其社会身份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的社会身份要单一一些；其三，如果政策、措施得当，既得利益集团应该是有可能在内部消化掉的，而特殊利益集团没有这种可能。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以为高收入者、或者垄断行业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难免简单化、表面化，也失于笼统。对高收入、垄断，应当实事求是，不可一概而论：有合法的高收入；垄断还有自然垄断，且垄断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是社会所必须的，甚至是有益的。
因此，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给予准确、科学的界定。不然，我们党必定在政策、策略上发生偏差，严重的情形——很可能无法有效地应对特殊利益集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特殊利益集团具备以下三个必要特征：
第一，从人员构成来说：人数极少；
第二，从活动方式来说：与腐败官员和驭用学者结成紧密一体，因而能够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出现，但其间充满了潜规则；
第三，从最终影响来说：要挟整个社会。
以上三个特征是构成与认定特殊利益集团的本质与根本标准。只要符合三个特征，就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而不在于其是否高收入、是否垄断行业。换句话说：即使是高收入、垄断行业，只要不符合三个特征，就不应该是特殊利益集团；相应地就算收入不算特别高、属于非垄断行业，只要符合三个特征，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必须要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否则，我们就会根本弄不明白：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方式是各种各样的。
就以我国某大都市的出租车行业为例。该市有几万辆出租车、二百多家出租车公司。就几百名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来说，相对于数万人的出租车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是极少数，更不要说面对该市千百万市民了。但就这几百人，他们与腐败官员密切勾结，结果政府的相关规定都向他们的利益倾斜。而出租车司机，面对“行规”与公司的高额“份子钱”，基本上每天都得超时工作，但只能勉强养家湖口，且相当多的出租车司机没有退休、失业、医疗等“社保”。奇怪的是，尽管每名出租车司机交纳了高额的“份子钱”，出租车公司却无一例外的亏损或微利，基本上不向国家交税。最终出现的状况是，整个社会被要挟：出租车司机挣不到钱、全体市民坐不上便宜的出租车、国家得不到应有的税收，而且社会对他们居然毫无办法——该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数次提案关注出租车行业的问题，竟不起作用；有记者深入其间明察暗访，竟会受到人身威胁（可见行业内部由潜规则构成的“道行”有多深！）；此事最后惊动了有关方面，新华社内参数期连续报道了该市出租车行业的问题，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在我国，是由一个地方的个别行业所形成的，一种局部的特殊利益集团。
再看医疗卫生系统。在国家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曲解改革的目标，将改革引向了医疗产业化的歪曲方向，很快形成了系统内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主要以形形色色的“医药代表”所构成。他们与国家各级卫生系统内的少数腐败官员相勾结，有些人根本就是腐败官员的亲属或熟人；其潜规则主要就是对医院领导层、医生的商业贿赂——这在整个中国社会是尽人皆知的社会现象。结果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以药养医的社会畸形状态，医疗事业总体来说基本丧失了社会公益职能。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样人数极少——相对于13亿中国人他们不过是腐败官员+“医药代表”；但却要挟整个社会——即弄得整个13亿人（除公务员外）看不起病，社会各个阶层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居然能够不为所动！甚至国际影响也十分恶劣：联合国有关机构出台专门报告，认定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幸亏这个结论是联合国得出的，如果纯粹是由国内有关方面做出的，医疗系统的官员很可能会闹翻了天！
这种分析多少是有点根据的：广大人民群众、国务院其他部委、有良心的专家学者、包括有关领导人，都感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增，已有条件考虑施行“全民医保”，以便保障公民的基本人身权、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落实使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我们党的宿愿。但恰恰是医疗卫生系统自身，否定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方向是实现“全民医保”！他们以行业主管的面目出现，举出种种“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来明无法实现“全民医保”。这就带来了“医改”方面的激烈争论。其实，是否实现“全民医保”只是形式，问题的本质根本就是：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方向是要恢复，并不断地巩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基本上是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基本属性，还是其他！不难认清：如果恢复了医疗卫生事业社会公益的基本属性，那么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不就灰飞湮灭了吗？“医改”方面激烈争论的实质就在这里！！这在我国，是在国家的一个系统内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
在我国，存在于整个一个行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房地产。说房地产行业内存在着特殊利益集团，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要一听到这个结论，都会立刻表示赞同。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本身并不能算是垄断行业。房地产行业特殊利益集团的特征，可以说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典型。首先，人数极少。在全国，真正的房地产的大佬只是有数的几位，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其次，有一批被拉下水的腐败官员与驭用学者与其沆瀣一气，甘心为其所驱使。例如：当国家采取措施试图调控房地产市场时，房地产大佬们竟可以动用自己的资源，请来最著名的专家学者举办“理论研讨会”。理论研讨的所谓结论，当然会是国家有关措施的种种不适当，并形成文字。最后，居然狂妄地将其送交国务院。腐败官员、驭用学者之所以能为其张目，不言而喻是潜规则的作用。最后，要挟整个社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几亿普通城镇居民基本上买不起住房。住房问题成了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这个问题如此尖锐，以至于属于中等收入的不少都市白领，都不敢奢望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各大、中城市却均有大批商品房在空置、空关。二是，国家被捆绑、套牢。由于房地产占压了银行的巨额信贷资金，一旦“泡沫”被刺破，国家金融体系将面临崩溃的极其危险的境地，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有所忌惮！这一招，堪称凶狠狡诈。
抑制住宅价格飞涨，使中国百姓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最根本的是，普通居民住宅作为像电冰箱、电视机、小轿车一样的基本生活消费品，不应该成为投资的对象。也就是说，不应允许普通居民住宅进入房地产市场。国家从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之一的居住权、限制贫富差距的公益目的出发，应当采取立法、行政、经济等各种措施，严禁普通居民住宅成为高收入人群的投资对象。当然，从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应当给予民间资金相应的投资渠道，因而并不是所有房地产产品都不能进行投资。如：高档写字楼、临街商铺、高级别墅等与普通市民居住需求无直接关系的房地产产品应该是可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
有必要指出：让普通居民住宅成为投资对象，正是房地产特殊利益集团攫取暴利的根源，也是其得以产生并生存的经济基础。
还有一类特殊利益集团，是我们党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并亦应予以严重注意的，就是国际资本及其政治势力在我国内的代言人。毫不客气地说，人民群众已经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切身感受中，认清了这些代言人的真实面目，他们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声名狼藉。必须指出，我们党应高度警惕的是：党的决策层、党的高级干部被这些代言人所影响，并坚决防止党的个别高级干部甚至堕落成为其中的成员。
三、党的建设须要根本转变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能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党的领导坚强与否密切相关；党的领导坚强与否，又与党自身的建设是否坚强暨党的组织是否具有战斗力密切相关。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党是始终如一的。
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出党的建设须要根本转变呢？这是因为，我们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简单来说，已经由封闭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
明确这一点极端重要。
党的建设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我们党现在有必要深入思考、认真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党的问题，暨必须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问题。
首先，要坚持党的性质，绝不动摇。
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借机向我们党提出了各种政治宿求。这些政治宿求无一例外地均要求我们党改变自己的性质：有的要求将“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有人要求党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有的要求将“民主社会主义党”作为建党目标，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面对这样的局面，关键是我们党自己不能犹疑动摇，而这恰恰是对党的决策层、党的高级干部党性意识、党性立场最严峻的考验。党的性质就是党的旗帜。江泽民同志说过“旗帜问题至关重要”。由此看来，我们党对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在上一轮整风学习中所进行的“先进性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与及时的。“先进性教育”，对于坚持党的性质不动摇，具有积极的作用。
能否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有赖于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能否有所建树。只有当我们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对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给予科学结论，并以此指导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最终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一切试图改变我们党性质的思潮与奇谈，才会丧失存在的空间，才会归于沉寂；同时，面对客观环境根本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全体党员也才能克服种种疑虑，达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从而为坚持党的性质不动摇提供坚实的基础。
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而且还是十分紧迫的。
其次，健全党的组织。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的活动方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健全党的组织遂成为非常实际的问题。
第一、目前我国出现了大量非公性质的（外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在这些单位内部，党的组织往往是空白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应引起我们党足够的重视。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核心，这为我们党的活动，提供了最终、最高的法律保障；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现实的，具体的。如果没有党的组织，何来党的领导？就根本谈不上党的领导！须知：“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今我们党的灵魂，是党魂！
只要有空白点，我们党就应当进去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如果公开的不让进去，就不公开地进去，甚至以地下的方式进去。总之，只要有群众，就要有共产党员，就要有党的组织在活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应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从而将党的领导落在实处。这是不允我们党犹疑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须要我们党果断行动，尽全力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一种常态。相应地必然产生流动党员的问题。按照组织原则，党组织不应使自己的党员游离于组织之外。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亦属于健全党的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组织专人对目前我们党流动党员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提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建议“17大”修改的党章，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做出专门规定。可以考虑恢复党证：共产党员持自己的党证，能够向任何一处的党组织表明自己的身份，主动转接组织关系。
第三、市场经济对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状况所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员个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处于不同的利益格局之中；（二）是，市场经济已使我国公民由过去的单位人、集体人，转变为社会人。党员个人作为公民中的一员，不可能不经历这种变化。同时，城市中很多党的基层组织也早已不可能，利用上班时间来安排党的组织活动。
党的基层组织如若对这种冲击缺乏自觉，麻木不仁，那么将很快坠入涣散软弱的状态。事实上，这种情形在不同程度上、在相当范围的党的基层组织身上已经发生了。据了解：有相当多的基层支部，其党员不能定期过组织生活，按期、如数交纳党费；特别是一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有一些高级的领导干部），不能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双重组织生活，在自己组织关系所在的基层支部，过组织生活、交纳自己的党费。
党组织的存在方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党员的组织生活会。过好组织生活，是共产党员政治生命的实际体现，也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否健全的体现。
我们党须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并认真地对待市场经济给予党员个人及基层党组织所造成的冲击。
各级党委，应当高度关注党的基层组织是否健全；特别是直接领导党的支部与党的总支部的一级党委，应当将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
今后，每一轮全党的整风教育学习，都应将基层组织的整顿与健全，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部署。应当考虑：全党规模整风教育学习的制度化、常态化。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做出表率：各级党委应当检查下一级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按照党章的要求，在自己组织关系所在的基层支部过组织生活；同时，该基层支部应当督促该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生活，并向党组织报告其在基层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情况。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这种具体要求很有意义：
（一），这是坚持我们党“党管干部”这一重要组织原则的必备程序；
（二），也是党的领导干部联系实际的重要渠道之一。
建议将以上内容，具体规定在“17大”修改的党章中。
基层组织的涣散软弱，对于我们党十分可怕！如果这种状况任其发展，成为普遍存在，相信我们党将会经不得任何的风浪。
其三，重视与开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群众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纯粹要求奉献而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事务，需要有人去做。这就使我们党几乎一夜之间面对着大量过去不曾遇到过的、完全新型的群众工作。按照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要求人们纯粹奉献的社会事务上，恰恰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组织应该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与地方。
这类事务不胜枚举。
比如：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司法工（主要是律师），为无力负担有关费用的社会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活动。谁都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的服务都是有偿的，且颇高。要求律师长期提供大量的无偿服务，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我国目前的做法一般是，由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的硬性规定并要求各类社会中介机构，每年必须无偿承办几件法律援助性质的案件。这样，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但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很自然的就是：可以由我们党完全将法律援助给包下来。而且，我们党也完全应该将这件纯粹须要奉献的社会公益事务给包下来，作为党联系人民的一项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去做。
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党是有能力、有基础的：
第一、我们党有几十年来形成的开展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
第二、我们党从中央到县委各级组织都有自己的党校，不少党校都设立了法律事务所——这是一个很好的、现成的开展工作的平台。可以考虑：由法律工中的中共党员专职或者兼职在事务所工作，党只给相应的报酬但绝不高薪；事务所主要做法律援助基本不做其他业务；所需经费由党费中解决，如果不足，还可以要求党员中的企业家同志及其高收入同志、动员积极要求入党的企业家及其高收入者进行募捐。
第三、党还可以要求党的各级政法委员会积极关注这项工作，特别是给予必要的、坚决的支持；如果需要，可由党的政法委员会实行双重领导。
将法律援助包下来，对于我们党具有重要、积极的意义：
第一、是以一种实实在在从未有过的方式，向外界展示我们党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形象；
第二、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重新恢复进而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途径之一；
第三、有利于我党全面、深入地掌握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
第四、特别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
又如：工会工作——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工作与以前相比其意义完全不同：强大的工会及其工会运动，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这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无关，即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有、就需要有强大的工会。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于由少数人构成的、控制并掌握着社会优势资源的强势群体，强大的工会及其工会运动，是对他们的一种必要的、十分有效的制衡。因此，强大的工会是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平衡，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我们党应该善于运用它。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无论那种市场经济，其必然产生强势群体，强势群体的存在必然会引发出工会，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党过于麻木、不在意这一点，不去注意建立强大的工会，其结果势必会生出独立工会，势必会为独立工会的活动与存在，提供其所需的空间。
我国现行的工会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好的工会法；但与建立强大工会的要求，还是有距离的。老实说，这与我们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到位，是有关系的。因此，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按照建设强大工会的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工会法。
工会工作历来属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之一。对于党的工会工作，除了认识要到位，组织也要到位。所谓组织到位，首先与急迫的就是普遍地建立基层工会。
目前，在一些非公性质（外资、民营）的企业中、特别是在农民工中间，尚没有工会存在。在这些地方，俨然是工会的空白点。农民工是什么性质？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属于工人阶级中新兴的成员与新兴的力量；农民工的地位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健全。因此，在农民工中间建立工会，其意义非同一般。
我们党应该指导有关业务部门，主要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各级组织，通过动员并依靠非公企业与农民工中间的共产党员（恐怕很多属于流动党员！），由共产党员发挥作用，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去建立工会组织。建立工会须要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但必须坚决地、积极地予以推进。这件事情上，同样容不得我们党的犹疑。
工会组织的空白点往往也是党组织的空白点，因而建立工会，首先需要健全党的组织。须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的场合，我们党需要依托各类群众组织开展活动；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党必须积极地适应这种状况，并对此具有充分明确的认识、高度自觉的意识。
再如，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和谐社会宏伟目标在我国农村的具体实现。新农村建设搞好了，又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因此，全力加强西南蓉、俞两个新型特区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在基层解决好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两个问题：
一个政治上的，是建立与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另个经济上的，是建立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这两件事情的推动，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其中存在着的大量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需要也必须由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共产党员去做，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此，党的有关县委，应当将党在农村基层支部的健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工作，紧紧地抓住不放。党的中央委员会有责任指导、帮助有关的县委：争取在2-3年内，将全党在农村中的几十万个基层支部，逐个地检查、健全起来，要一个也不漏。必要时，上级党组织应派出工作组。健全农村党的基层支部，应特别注意发挥回乡知识青年中、复转军人中、退休还乡的老干部老职工中共产党员的作用。
农村的基层党支部，在政治上，应保障村民自治依法实施。其中关键的，是监督、协助村委会依法公开、公正、民主地行使职权。在这方面应当做出必要的制度性安排：党的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般不宜由同一人兼任，以便党政分开，保持平衡；凡涉及全体村民的重大事务，首先应经过党的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以便获得党组织的支持。
为应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尤其是面对21世纪WTO框架下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全力推动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根本的、唯一的途径。应该承认：“包产到户”作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潜力无疑已经挖尽，这是客观现实。
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仅是经济工作，同时更是群众工作，因而尤其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需要共产党员发挥自己的奉献精神与先锋模范作用。在指导、辅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上级党组织，应当紧紧地依靠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带领农民共同富裕。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党的建设是互动的，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就是党在农村改善、实现党的领导的过程。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涌现出的新型群众工作，不仅仅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更重要的，须要我们共产党人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其中，抓紧去做。但是，不客气地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对此却缺乏应有的认识，现得麻木与熟视无睹！党的这种不自觉、萎靡而被动的状态，正使党陷入日益脱离广大工农基本群众的极其危险的过程之中；这一危险过程对于党的危害，如同腐败一样都是致命性的。
其四、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为党的建设提供保障。
我们党有许多工作部门，如：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尽管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但始终没有专门的工作部门主管这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鉴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所遭遇的种种新情况、所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为搞好、为加强党的建设，进而巩固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中间的领导地位，党极有必要设立一个常设的工作部门，作为协助党中央集中处理与党的建设有关的所有事务的专门机构。
可以考虑重新恢复党的社会部，来担负这件极其重要的任务。过去我们党曾有过社会部，但那是一个专司情况调查分析的党的政治保卫机构，改革开放以后便撤消了。重新恢的社会部将与其性质完全不同，当然不再会是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了。
四、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公开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我们党总结了自己的沉痛教训后得出的，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这个结论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体来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状况并未改变，这一结论仍然适用，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确有个别学者，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不惜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甘心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代言人；其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有的甚至坠落成国际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由于他们的言行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中国的工人农民、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看清楚了他们的面目。
值得欣慰的是：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不断地有人站出来，与他们似是而非，违背中国社会现实、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形而上的理论观点进行理性的批判。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传统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
面对这个尖锐的社会现实，我们党无须回避，无须自欺欺人；同时，这个尖锐的社会现实亦提醒、告诫我们党：党现在需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完善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掌握住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坚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一项正确的历史结论，现在来看，还是一条原则。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回到视知识分子整体为工人阶级的异己、为“老九”的极端方向上去；另一面，同时要警惕知识分子中间个别人物身上产生的，异化于工人阶级的现象。
第二、坚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仅是学术方针，实践表明：还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间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要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升到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的高度，去认识，去坚定地贯彻。
任何时候我们党都要十分小心：精心呵护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提倡鼓励知识分子讲心里话、讲真话。坚定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就能维护这样一种民主的氛围，就是为了、就能提供这样一个公正的平台。
这就要求我们党，即使党的领导中枢一时专注于某项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注意：为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不和的声音，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场合与平台。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而且真理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被检验，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这样做在政治上对党也颇为有利，可以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使之进退自如。
坚定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不争论”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两者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者的性质、适用范围不同。后者属于党的政治生活的准则，适用于党内；前者属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原则，不在党的政治生活的领域内。
有的学者不明了这种统一性，要求将本质上属于共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不争论”，适用于原本属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领域，这种要求颇为片狭。我们党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意这种要求，这不仅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利于我们党，对我们党没有什么好处。
坚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知识分子感受到我们党的公正、民主与尊重，就能最大限度地赢得人心。赢得了人心，就为坚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供了必要的、可靠的基础。
第三、坚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献身民族”。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不乏“解民于倒悬”的热忱。这种热忱与传统延续到当今时代，可以用现代语言概括为：“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献身民族”十二个字。知识分子是人群中的精英，民族的希望。因此，这种宏大的要求对于他们，整体上是恰如其分的。
就这十二个字，作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就有艰苦的、深入的、细致的工作要做。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其中核心的有以下几项：
首先，我们党应该动员、要求自己的党员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际，从而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并支持他们在这方面不断地扩大社会影响；而对那些勇于为民众鼓与呼，忠心为国为民族，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非党知识分子，凡条件成熟的，应尽力吸收到党内来，至少也要把他们吸引、团结在党的周围。目的，就是要建立我们党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让他们发挥作用，并使其成为核心。
其次，应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保护、支持那些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学术言论、理论观点。要让这样的学术言论、理论观点成为人民共和国社会舆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特别要重视、支持那些能够反映、代言社会弱势群体以及中间阶层愿望与利益的言论与观点。因为，在社会现实中，有关这方面的言论与观点其声音往往是最弱的，但其所涉及的人群却往往是最广的。
其三，尤其党的报、刊，以及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部门，始终要注意任何时候都要将自己关注的重点放在人群中最大多数者的身上。
党的这些单位的负责人、领导干部应当忠实地贯彻我党“着眼于大多数”的策略原则，并具备相应的基本政治素质。一直以来，我们党都有“政治家办报”的要求与传统。因此，凡是政治素质不具备、不过硬的人，不能放在党的报、刊，以及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部门的领导岗位上。
一些政治性的旗帜，例如：“公平公正”、“人权民主”、“改革开放”、等等，我们党必须十分地在意：要牢牢地擎在自己的手上，不能拱手相让！由于政治性旗帜事关全局，因而一旦丧失，我们党会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地位，并将从根本上动摇党在中国社会中间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性旗帜往往与学术言论、理论观点的代表人物密切相关。
其四，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激励、支持专家学者们，将自己的学识奉献给人民，奉献给社会。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就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与平台。尽管业内的其他专家学者，对“百家讲坛”主讲人的专业素养提出了不少质疑，尽管这些质疑很多不无道理，但是瑕不掩瑜，无论怎样都无法否认主讲人所践行的，是一种光明的、正确的并且对自身有益的方向。
五、坚持解放思想
如果不解放思想，我们党根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历史成就。
如果不解放思想，我们党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实现求真务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解放思想。
正如上文所述，坚持解放思想，就要撇弃那些已经客观过程证明的属于错误的、过时的结论，丰富与发展那些不可避免的存有局限、有所片面、尚不完善的理论与观念。
比如，小平同志说过，“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党现在所从事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就已经不是重复小平同志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而是在实现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如果不坚持解放思想，我们党就做不到这些。
所幸的是，由于坚持解放思想，我们党正在前进，并会使自己不断地前进。
老实说，如若不坚持解放思想，连自己的教训都不知道怎么汲取。
对党的十七大的期望
党的17大政治报告应当对我们党面临着的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做出正面的回答。这些问题是：
第一、党的指导思想。
如果党的指导思想随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要形成一个的话，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特色理论”更是经历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的成果！而且，迄今为止其仍在不断地被丰富发展着。
今后，我们党不宜强调个人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作用，而更应强调全党的集体奋斗。当然，个人是有作用的，但对党的事业来说不过于强调个人更为有利——这早已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共识；除非我们党内能够出现象马克思、列宁那样革命导师级的，为国际共运所公认的极为杰出的历史人物。
除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外，17大政治报告须要对16大以来，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特色理论”所做的新发展、新贡献，给予系统的理论性的论述。包括：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和谐世界，……等等。
第二、党的思想路线。
17大政治报告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应当明确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到今天，就是求真务实。
将求真务实规定为我们党今后的思想路线。
第三、党的政治路线。
党的政治路线，即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任务密不可分。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党的总任务就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因此，我们党的总路线——如前文所叙——就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
第四、党的总政策。
必须严重注意并处理好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政策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确立与党的总路线相适应的党的总政策。我们党不可再无即不可盲目地实行某种总政策了。那样，是极其危险的。
着眼于大多数，始终是把握与确立党的总政策的策略原则，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总政策总会是不尽相同的。
当前，与党的上述总路线相适应的党的总政策是：保护至少是不伤害中间收入阶层，重点保障低收入阶层。
第五、“不争论”。
邓小平同志曾经将“不争论”三个字归结为是他的发明。很多党史工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方针。
应当将“不争论”规定为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之一。随带指出：经过二十多年历史发展，原有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准则》应当依据新的时代特征予以修订、补充、完善。并且，应将其写进17大修改的党章。
“不争论”当然不意味着党内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而是指：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及党的总政策等基本政治原则确定后，全党就要统一意志坚决贯彻，不要再无谓地争论。当然，确定之前的酝酿、探索、不同看法，完全是正常的；即使确定之后的不同意见，也应允许保留，但无谓的争论是不妥的。
在17大确定新的“一个中心（以人为本）”“两个基本点（经济上科学发展、政治上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后，就应依据“不争论”的政治生活准则，在党内统一思想，对党员及其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又一轮必要的整风教育学习，以凝聚全党成一心，为完成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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