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似乎是两个很难分辨的概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国家”与“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凝而为一”的。
于是，也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问题”。因为，“民族”与“国家”被“凝而为一”，那么“民族矛盾”和“国家主义”也就无法辨析了。在中国数千年的“家”天下社会里，“国”与“家”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凝而合一”的。所以，当国家危难或民族矛盾尖锐之际，表现最为感人的却是为一家一姓而誓死效忠的“忠诚”。
所以，中国自古就缺乏真正的“民族主义”，却有众多的“忠臣”，宋末之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千古传颂；为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洪承畴却被永远钉在了“奸佞”的耻辱柱上。这种对一家一姓的“忠诚”构成了古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象和实质。为家族统治的稳固，历朝历代都对这种“忠诚”大加赞誉，正是在此种“赞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被彻底抛弃。在晚清之际，与洋人交往中时的种种丧权辱国、丢失民族尊严的事情就成为了一种极为正常的表现。因为，官吏们只要做到对“爱新觉罗”家族的“忠诚”就足够了。其他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不过是清流们攻讦政敌的利器，更本不是官吏们所遵守的法则。
但是，当武昌首义将家天下的局面彻底砸碎，帝制成为过眼云烟，古代“民族主义”的载体——对皇帝的“忠诚”也随之消散。中国不仅没有借机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反而陷入了严重的“民族主义”的信仰危机。因为，中国人没有了可以效忠的“朝廷”。虽然，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迎来其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但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这次繁盛嘎然而止。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搅拌在一起。当文革之后我们不断进行反思，将毛主义抛离之后，我们不但没有重塑新的或继承毛时代的“民族主义”，反而一头陷进“拜金主义”的包围无法自拔。在物欲横流之中，民族主义又被强行匹配了“增强综合国力”这个新的伴侣。一时间，赚钱、创汇和“民族主义”之间强行划上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等号！
当国家财富不断的增加，“民族主义”遇到了真正的敌人，以“国家主义”出现的“夜郎自大”情节。这是中国亘古以来便有的一种情节的再次发挥。不同的是，古代的我们因为“国家主义”产生了强大的自信，现在却是因为自大而无知，甚至有些变态的“自卑”。所以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们一味的希望在极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或者是用武力去解决某些极具争端的问题，希望早日拥有今日美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和势力。在这种变味的自信下，我们的民族主义产生两大错误：一、对手定位，战国时期秦相范睢制定了著名的“远交近攻”的策略，今天的中国又怎能跨越太平洋与美国交恶？二、“民族主义”的消失，在“夜郎”情节和“拜金主义”的双重打击下，我们自己将会一步步扼杀自己的增强民族力量的“民族工业”，却不断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所谓国际企业。我并非希望回到一个完全“排外”的时代，只是希望国家用一种更理性看法来对待财富的增加和税源。因为，最终保卫这个国家财富和税源的是国家的民族工业。所以，当我们宣扬“民族主义”时，一个民族的“民族的工业”应当是国家最应该扶持的对象。而现在呢？国外的品牌横行中国市场；国外的资本不断侵蚀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今甚至可以向军工企业渗透。中国的民族工业在一步步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当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工业时，这个民族也就在“工业文明”的时代走到了终点。
当然，稳固一个民族，激励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暂且不论这个民族文化是否适应现代文明，可是在中国，“民族文化”远不如一个韩国明星的生日重要，也比不上一个日本明星的衣着打扮更让人牵挂。当“日风”、“韩流”横扫中国之时，“民族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已经被抛离的太远。一个没有，或者说不认同“民族文化”的人，又怎么会有民族感情，又怎会产生“民族主义”？即便人人谴责日本的历史罪恶，甚至污言秽语相加，又有什么作用？在明星的笑脸下，我们却认同了他们的“文化”。不论这种“文化”的先进与否，我们在认同。当认同逐渐趋向于“相同”，我们还会有什么民族主义情节，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情节。
家天下，封建专制造的国家政体对民族主义造成了一种变态的扼杀，所以我们必须反省，必须进行民族主义的补课。哪怕是用一种略带偏激的民族主义情节可以，因为这药强于我们的“夜郎自大”以及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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