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在国外的一个中文网站上读到文扬的<<警惕西方再次联合>>一文，感到此文是一篇观察敏锐、分析深刻的罕见好文。自己也禁不住想谈点读后感想，同时也把此文以及网民的讨论附在后面，与网友共欣赏。
本人赞同文章的判断，即当前西方各国战略俱乐部里的焦点话题是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这个话题正在逐渐压倒列强之间分赃和争霸的话题，成为促使其连手对付中国的一个巨大动因。面对西方一些势力企图促使西方再度联合的种种新动向，中国决不能等闲视之，而应切实采取措施应对之。中国如何才能避免再次被列强打败?
在应对措施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人不需要跟西方的一些人一般见识，针锋相对地要求分化西方国家，那样不合乎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也不够理性和明智。中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以我为主，根据中国自己的战略利益来区别对待西方各国，不主动树敌，而且广泛交友。为此，应该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和学者跟踪国际形势发展，并及时提出警告，就象此文这样。中国再也不能盲目骄傲自大，再也不能犯晚清的愚蠢错误了。
为了确保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避免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重演，为了避免中国再次被列强“宰杀” (中国现在又开始有”肥肉”了，因此对列强的诱惑力也随着增大了)，我想，最关键的是建立能确保摧毁世界上任何强国的军事反击力量，近代中国之所以在与西方交往中遭殃，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能摧毁列强军队乃至其本土的军事反击力量 (其它的都是间接原因)。中国应下决心发展出一些杀手剑来 (比如先进的核武器、精确导弹、航天武器等)，使任何潜在敌人从内心里自我放弃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和侵略的念头。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点，在发展一些尖端武器方面也应充分发挥出来，不主动跟别国竞争，但为了中国自己的安全，舍不得花钱是短视的，愚蠢的，得不偿失的。有的资料说，清朝当年给列强的赔款，可以建一百多支北洋舰队。晚清当年宁愿把钱用在奢侈腐败上，而舍不得用在购置军舰、炮弹上，从而导致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另外，我不赞同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作用的看法。鉴于西方既有遏制中国的企图，又有遏制中国的力量，并且在整体上仍居于很大优势，理性、广泛和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国保护自己的最根本的依托。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压迫的结果。今天中国人也不需要去鼓动民族主义，西方文明中的惟我独尊、唯利是图、排除异己等不文明因素，会自然而然地促使中国人产生保护自己的民族意识。此外，经历过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制和国民素质与晚清时期已有天壤之别 (国家已不是一盘散沙，国民也已不再麻木不仁)。搞文革，男女老幼齐上阵，搞改革，经济近30年突飞猛进，虽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它们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青春活力。如果存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民族主义可能犯的缺点 (象义和团那样的蛮干)可以得到有效抑制，因为根本就不需要有人去蛮干和盲目牺牲。当前，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意识大大削弱，而西方人的意识形态意识则依然很强的情况下，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保护自己、抵御外来威胁方面具有无可代替的巨大作用。此外，国力越强，中国在外交上就越能应付自如，越能展示出理性、文明和专业的风度来。
附: 警惕西方再度联合 文 扬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上，有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西方的联合是中国的灾难，列强的争斗是中国的机会。
1900年西方列强的联合入侵几乎灭亡了中国，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列强之间分裂了。后来，全盘西化的日本也几乎灭亡了中国，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列强之间开战了。
没有美日战争和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国还将长时期为存亡而战。
的确，西方永远分化，永远争斗，为分赃而争，为霸权而争，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机会。中国能有今天，就在于适时地借助了列强间战争所带来的机会。
存亡的问题取决于西方，兴衰的问题也同样取决于西方。1949年中国建国后，选择与整个西方对抗，客观上促成了西方的团结，甚至美日的结盟，结果是将自己的机会全部堵死。改革开放后，利用中国自身市场分头拉拢西方各国，于是振兴的机会大增。
与历史上的中西关系相比，今日中国面对的不再是兵战中的西方，而是商战中的西方。在战争时代，中国只能侥幸地借助机会，而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凭借中国自身的经济地位，已经可以通过主动地操纵西方的分化来为自己创造机会了。
经济格局中的商战与战争格局中的兵战，形式不同，本质同一，归根结底都是族群生存空间之争。与兵战一样，商战同样也是入侵和抵抗、征服和被征服、殖民和被殖民、殖民地的争夺和分配这样一些基本要素。
近代以来，世界的主题就是族群生存空间之争。在第一阶段的生存空间争夺中，盎格鲁萨克逊族群是最大的胜利者，通过殖民战争，这个族群征服了大半个全世界，数百年混战之后，最终以英美加澳纽这样一个Anglo-Saxon Countries的形式稳定了下来。历史上的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都是其它强势族群对盎格鲁萨克逊宏大征服事业的激烈反应。虽然在争霸战争中相继失败，但却在以经济征服为主要形式的第二阶段生存空间争夺中得到了补偿，各自实现经济起飞之后，最终以八国集团「富国俱乐部」的形式稳定了下来。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开放国门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经济格局，笼统地说，这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生存空间争战之后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一个以盎格鲁萨克逊族群为首、其它西方族群各得其所的一个等级体系。
中国进入这个体系的初期，只能以殖民地的身份进入，以吸引西方列强蜂拥而来，由于中国市场巨大、比较优势明显、与西方各国之间各有各的互补性，在短时期内形成了相对的共赢局面：西方列强得到了急需的经济殖民地新边疆，中国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知识。
但随后，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显然不是当年的印度。西方优质的出口品打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工业受到重创，但是这种有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的贸易效应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持续流入造成的正效应大大补偿了中国的损失，而且变得越来越对中国有利。这种令先进国家丧失其支配地位，令后发国家获得优势的效应在历史上曾多次重演，由于中国有能力长时期使国内劳动力成本保持对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使得这种后发优势几乎可以一直享有下去。
现在的新形势是什么？依托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内殖民地，中国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可以长时期利用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好处而又不会反受其害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不是个别西方国家遭遇了中国问题，而是西方各族群的生存空间划分正在遭遇来自于非西方国家中国的强力挑战，甚至颠覆，各西方国家逐步沦为中国经济殖民地的黑色前景隐约浮现。
这是当前西方各国战略俱乐部里的焦点话题，这个话题正在逐渐压倒列强之间分赃和争霸的话题，成为促使其连手对付中国的一个巨大动因。
显然，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前景不祥，中国不能被动地坐以待毙，必须提前着手分化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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