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数荐不纳”的故事让我们深思
几年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内容大意是：建国之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馆，以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文史馆成立不久，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任长沙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毛泽东，请他推荐自己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然而，此事使毛泽东同志十分为难，他于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见《人民日报》2003年4月10日副刊）
毛泽东同志的这件往事已过去50多年，叙述此事的文章也读过数年。但是，重温往事仍让人深受感动。不难想见，当时身为党的领袖、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别说举荐几个“赋闲”的馆员，就是安排一个要职恐怕也是轻而易举，却竟有“数荐不纳”之事，岂不是太丢面子、太伤自尊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却无丝毫怪罪之意。虽说“数荐不纳”，仍毫无埋怨，并给予充分的理解，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由此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对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是多么的敬重与爱护，也可以体会到他的胸怀是多么的宽广。
重温这件往事，可以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当时政治氛围的宽松与和谐。做为一国之领袖，几次举荐人竟都未获准，文史馆方面的胆子也够大了，但看不出丝毫因此而“惹祸”的迹象。领袖考虑的是：文史馆之所以“数荐不纳”，原因在于“文史馆资格颇严”。文史馆是做学问的，选人的条件理应苛刻，作为国家主席，不应过多干涉，应给人家一个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由此可以想见，开国之初，国家崭新的体制和党内外真挚健康的民主生活，是多么令人折服！
重温这件往事，还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同志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首先，李淑一作为烈士遗孀，理应得到妥善照顾，推荐她任馆员的理由是充分的，并不仅因为是自己私人的朋友关系；其次，即使感到从名望和地位上李淑一不适合做馆员，也完全可以安排做其它工作，因为她“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需要解决生活困难。然而，毛泽东同志却将其作为私事处理：与其再荐还会不被录用，还不如不荐了，干脆自掏腰包，从自己的稿费中拿钱给予资助。这件事，生动地折射出了毛泽东同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领袖风范。
重温这件往事，再联想到现实中，一些为政者亵渎民主，置国法党纪于不顾，滥用职权，唯我独尊，在干部任免和人事安排上搞“一言堂”；还有些人搞“家天下”，独断专行，以人划线，顺者上，逆者下，把他掌管的单位或部门变成“自家”的大本营；更有甚者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把国家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资本。与毛泽东同志的博大胸怀相比，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显得太渺小、太猥琐了，他们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重温往事，回味无穷。衷心地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能重温毛泽东同志当年“数荐不纳”的这件小事，并从中悟出几分做人和为政的道理。因为党的先进性绝不是说一说就可以束之高阁的大话，实际上从来就是体现在类似毛泽东同志“数荐不纳”这样一些小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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