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为什么看玄（迷信）幻（空想）
一、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 记者：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在人类的教育体系中，哲学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引导人们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怎样跟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神文化财富沟通的知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哲学课，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发展，都有致命的影响。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25年，但在25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钱理群：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却没法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作为枢钮将它转化过来。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荒芜状态，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关，但其中有一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没有哲学课。我们因此对世界缺乏基本的认识，完全被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训练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松动，我们立时就会失去信念，感到动摇和空虚。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即使企图去找点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因为我们没有哲学，没有对外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 钱理群：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比完全的政府办学要好，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大学尤其如此。 钱理群：现在是党委领导一切，教育本身体制化以后，教授与体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关系。 在大学里面，培养目标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一个是作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说的体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认为这三者属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三者是服从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服从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与此同时，必须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关于彼岸世界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世界观教育。他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消极意义上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他告诉学生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也不要执迷于此；二是积极意义上要追求对人格的培养，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培养学生超越政治和科学的东西；因此提倡美育，认为美育是从现实世界向彼岸世界过渡的东西。美育既有普通性又有超越性，因而美育可代替宗教。第五个目标即“美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开始是完全被否定掉了，后来有人提出不把美育作为全国教育的方针，而把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方针。再后来，美育被人们缩小成我们今天所讲的音乐、美术。我们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是“半截子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间既强调了长远的根本性培养，又考虑了现实性需要。因为教育在现实的层面还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 “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重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现在是在当官的带动下全民经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变成买卖的关系了，我卖知识给你，你出钱买我的知识，我保证你考上大学，这种教育的商品化是个极严重的问题) 蔡元培提出的要开发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好的东西，这不是要外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把一个人内在美好的本质激发出来使它升华、丰富，跟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人一出生时什么也不懂，意识也很弱，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已经长大的人应该帮助这些没有长大的人跟世界建立广泛的精神联系，将他们内在的美好东西激发出来。人的灵魂美好是生而有的。一个好的导师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一个学生本身潜在的创造想象力诱发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与被教育者相互诱发创造想象力，最后是双方都得到升华，我认为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教育的状态。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 钱理群： 我们所谈的个体生命指的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一方面是具体的你我他，另一方面也指向所有的个人，还包含博爱的内容，整个人类的生命都与他有关，甚至扩展到非人类、宇宙存在。建立这样的观念，完全靠书本是不可能的，还得靠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教育。要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观念，一是自我开发，充分表现自己的生命力量；二是为人类服务。二者并不矛盾。为人类服务也包含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而具体到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受压迫的落后国家，还要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服务。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包含有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一面。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这方面也有教训，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就要导致荒唐结论和结果。他有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还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人的群体性，企图完全扼杀人的个人性。《纪念白求恩》很重要，是表现毛泽东人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他的这种理想讲起来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纯粹”，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而这种纯粹的精神在现实存在中的表现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我们这几代人的思想观念，包括现在刚入高校的学生，就都是按照毛泽东的理念灌输出来的。 钱理群：而且在当代，我们又面临一个物欲横溢的问题，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对毛泽东的理念构成反讽。其实应当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做理论上的清理。只有揭开曾经导致我们民族精神迷乱的这类的“逻辑迷魂阵”，这个民族才可能有理性的追求。要作理论上的清理，当然很不容易，这涉及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二、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关系 钱理群：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历来有争论。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这两个口号由来已久。 但又不能因此否定中小学教育的技术性内容。它是要让学生具备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阅读写作能力。中学语文教育是有双重性的，既是人文教育，又要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它的复杂性还在于汉字难学。另外，中国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中小学语文中文言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比例占得太小不利于学生掌握文言文，太多了也不合理。大陆教育和台湾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区别。台湾是很注重文言文的，它的许多考题我都不一定能答上来。汉字难学和两套语言的特点决定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中国语言。我担心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当然，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人文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一个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我个人认为这种精神底子应当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即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本来就像周作人所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青年时代应该是做梦的季节。别林斯基说过，年轻的时候应该追求做虚幻的东西，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要敢于做梦。在成熟以后，美梦破灭，在破灭中升华，这样就可以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人文教育能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有了这么一点亮色，当他遇到沉重黑暗的东西时才不至于走向绝对虚无。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说的那样，“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 中学语文教育在引进人文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人若缺少这种底子是会有问题的。而现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中都没有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年轻的人心中也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现在的学生真是过于懂得现实，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这以后的精神发展是一种季节颠倒，我觉得非常可怕。 由于缺乏那样的人文教育，精神上没有打底，在现实的操作中就可以不讲理想，不讲超功利的信念和律令，也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我觉得当下人们最明显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依恃。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一个无赖在精神上是无所畏惧的，在操行上是没有规范也是没有边际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沦为现实利益的奴隶，现实利益需要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就无所顾忌地怎么操作。无论要做出怎样恶劣的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心理障碍。 钱理群：由于缺少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彼岸关怀，缺乏一种精神砥柱，我们这些人都成了一个个软体动物，确实如你所说，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 人文教育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学生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汉字一方面难学，另一方面积淀了很丰富的文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中国语言文字美的背后是人性美，这是我们长期忽略的。浙江的语文课本里选有对联，还有谜语，很受启发：这些都可以让学生体验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我们的教育方法却违反了中国语言文字规律和学生学习的规律。汉语是感悟的文字，传统教育也有优点，就是不要过早地让学生了解意义，让他在朗诵中感悟语言中一种意韵的东西。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也正好是写作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点。 余杰：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说应当有3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 钱理群：这是60年代“息封灭资”的重要产物。教育目的体现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意义阐释上。 余杰：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突破了这一套陈腐观念的束缚，可是中学语文从教材编选到教学方法都还深陷在这种过时知识和观念的束缚之中。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语文教学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们比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几十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荒唐事。据说中学教育中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教材也存在这种严重滞后问题。这种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只会起阻碍作用。为什么不可以把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吸引到中学教育中来呢?为什么不可以让中学生学到最完整、最丰富、最有活力的文化知识呢?这些问题一问起来就觉得太复杂，也太令人焦虑与悲哀。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就进语文课本。毛泽东占的比例非常大，周恩来、刘少奇的也进来了。还有邓小平的，***的，等等。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最好的是敬而远之，更多的是有一种逆反心理。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的是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不考虑中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但是在目前的教材结构中，只有鲁迅的作品才是真正丰富的，真正具有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的。这些作品给少数出色的老师在夹缝里坚持的人文教育提供了文本依据。如果没有鲁迅的作品，整个中学语文教材就太惨不忍睹了。 钱理群：还有一个解读方法的问题。目前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基本上还是依据60年代的很传统的观点。60年代有个提法叫“讲深讲透”。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是常读常新的，要引导学生不断去读、去体会。教学中应该是有所懂有所不懂，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解释清楚。我主张学生读书比如读鲁迅的经典作品是要囫囵吞枣地读。文学作品不必解释得太死，比如曹禺笔下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就被教学界规定为自私的、虚伪的。考试的时候非得照这种说法答题不可，写了别的答案就不给分。文学作品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这正是发挥人的想象力的地方，应当鼓励学生作出多种解释。我们现在的教学参考书具有一种法律的威严，不允许老师有发挥的余地，只能按照参考书的规定来解释。这些做法恰好违反了文学的规律，当然也违反了教育的规律。本来语言文学课是最有趣味的课。我中学时就觉得语文课非常吸引人，每次上课前我都带着一种进入精神圣地探险的期待。语文课应是一种精神漫游。应该是好玩的有趣的。现在语文课却变得如此乏味。 三、学生的地位与尊严 但是现在不行，对什么问题的答案都只能是唯一的。本来也许答这几个字也可以，那几个字也可以，可老师规定了只能用这几个字。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的奴性。规定了这样就只能这样，尽管那样也不损害什么，那以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就非常自觉地压抑自己、斫伤自己。他一意识到上面要求怎样，尽管另一种做法也行，但他决不做另一种选择。奴性就是要求唯一性，要按照主子的要求去做。我在为《思忆文丛》写书评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人家需要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求我们不说什么就不说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想说也必须这样说，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做奴隶。等到我们长大了发现不这样做别人决不放过你，那我们就更加自觉地那样去做。 钱理群：这里就涉及一个写作和说话的态度问题。现在总是培养学生说假话。其实作文本来可以虚构，我们可能训练学生虚构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我们一方面禁止学生虚构，另一方面又培养学生说假话。中学时应该鼓励学习童话，让学生分清真实和虚幻的东西。我们现在是培养学生不说自己的话，专说别人的话。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专门训练学生说假话。今年高考作文多达百分之几的考生说自己的父母都死掉了，他们在这样一个假的背景下再来歌颂那应当歌颂的，突出那应当突出的。而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突出的，这全是由教育强加给他的，跟他本人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受教育的时代，情形就已经是这样，比如陪残疾人过马路，比如捡了一个钱包，等等。这样不仅是带来写作的问题，而且会带来精神上的问题，也就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对人的培养和对写作的训练是统一的，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说别人说的话就是奴隶，说假话就是奴才。奴隶和奴才应有区别。奴隶是被迫说别人的话，而奴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要照别人的意思说假话，当然也包括做假事、做坏事。在作文中为了得高分这样一个功利的目的可以说假话，那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更加没有操守可言，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种情况是十分可怕的。 可是等他们完成了这么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之后，他们就基本上适应了这种有意说假话的写作，你看那些专写八股文的五花八门的刀笔吏们，他们说起假话来几乎比说真话还要庄严。 钱理群：准确地说是培养未来的“奴隶”和“奴才”。 从教育目标来看就是培养奴隶和奴才，那在教学中当然就要体现强制性。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先是在加拿大读小学，那里的老师从来不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打叉，学生做得不对老师就在那里打个问号。他回到中国来上学，作业本上老是被打叉，他于是感到太受伤害，给气得老哭，老叫嚷着不肯去学校。我还有一位同学的两个儿子在上海的美国学校读书，我了解他们的作文训练，都是老师就某一方面的问题介绍目前在人类社会流行的各种想法，然后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老师决不提出一种权威的想法，或者是为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某种想法来强加给学生。在这样的教育和教学中，老师和学生当然是平等的关系，当然是互相尊重的关系。一个孩子在学校得不到平等和尊重，以后纵使能够得到机会学习平等和尊重，也是永远都学不会的。学校里的强制教育，是社会上的强制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巩固着社会上的强制关系。这样的教育实在是不可乐观。 钱理群：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话语方式，即怎样说话、怎样写作。可是目前我们的写作就是在培养各种各样的八股，包括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和革命八股，土八股是模仿和服从。洋八股的特点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形式上非常华丽，在漂亮的形式下坚强有力，气势磅礴，许多假文章写得好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华丽，但它是培养奴隶和奴才的一个模子。而根本问题在于还是培养独立的人，有尊严的人，要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人文教育和写作教育都是直接指向培养人引导人的。 讲话的方式就是面对世界的方式，你讲话的态度是虚假的，那么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只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却偏要装作是真的，那就是有意玩弄这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几乎都是这种喜剧人物。我把我们这个时代命名为喜剧时代。 钱理群：话语只是一个中介，它的一面是人的思维，另一面是人的行动。但中小学语文教育主要是控制话语方式的。 看目前社会上中学语文的重视，可不可以把它推到乐观一点的程度，显得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觉醒。比如讲假话的方式，面对世界的虚假态度，是不是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才关注到中学语文这里来。 钱理群：我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开局要机警，行动要谨慎。不要老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这种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后代的问题，更要谨慎。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么不改，要改起来就乱来。有的问题反映一强烈，某个领导一句话就变了过来。语文教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是要积极地鼓吹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体操作上是一定要谨慎的。这里面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语文教育的各种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教材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语文教育是在中国大环境下进行的，改革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问题，许多教育部门印刷大量教学参考资料是赚钱的手段。而这些教参都很糟糕，又对教育起直接的影响。应该把教学部门与教材、教参的经营脱钩。改革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利益的问题。而利益比我们所讲的更起作用。 当然，更加根本的改革恐怕还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要从考试下手，因为它是指挥棒。如果搞好了，指挥棒可以指挥另一面。我觉得同时还要呼吁一下教育科学的研究。你我都不是专门研究教育学和教育问题的，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真正的改革应该有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论证，不是大家脑筋一热就可以决定的。改革是好事，改得不对也许会更加糟糕。至于具体操作上的许多问题，更加不是我们说说就能解决得了的，这一定要作非常严谨的研究和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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