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反腐的根本在于变革制度
十七大刚刚结束，大会除了选举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外，重点是提出反腐问题，政府已经彻底认识到腐败已经严重的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严重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不得不把目标从其它地方转移到反腐问题上来了。
反腐败对国家、民族、百姓都是一件好事，贪官打下去了，老百姓没有这些人的压榨和剥削，就不会把怨恨放到党和政府去，党和政府就少一份危险。一个贪官下马了，可能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利益，前国家药监局长被判死刑，他就是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利益。虽然中央一直都没有放松反腐力度，把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赶下台，把国家药监局长给杀了，但是为什么在政府高官中仍然是前腐后继呢？其他小官就不用多说了，今天送走一个，明天来一个，可能更腐败，基本上是在搞比赛，看谁腐败的更厉害。
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造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天生腐败，中国经济不发达，人口多，物质条件不发达，在改革开放的期间，很多农民成了亿万富翁，面对着物质生活的诱惑，政府官员不得不想尽办法去搞到钱，政府官员搞钱除了权力还有什么办法呢？在广东省河源市，中央从来就没有派人去搞过反腐败工作，对于这个后发城市，一样有着数不清的贪官，一抓一个准。我就和几个市政府的领导打过交道，先不说他工资多少钱一个月了，我看到的他们抽的是五十多元一包的大中华，每天都是应酬，后来看到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都一样是抽大中华，我问他工资多少，他说两千多一点。一个县长花了两百多万去修一座祖坟，然后再花四百万建了一座别墅，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因为河源是山区城市，所以这里的官员认为山高皇帝远，中央管不了他们，所以他们胆子才大，一个镇长不搞到三百万不算数，一个县长不搞到一千万不罢休，总之，必须要搞到钱才算做官，否则就等于没有做过官。有句话叫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人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滥用职权的。
中国的制度存在很大弊端，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贪官，要想真正的制约腐败，只有改变制度才有用，方法很多，就看中央会不会用，怎么用了，用得好，腐败可以杜绝，用得不好，再怎么打击还是一样前腐后继。现在中央大力打击腐败问题，跟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没什么区别，中央又不是不知道腐败有多严重，只是等查出来了才处理，而不是做预防工作，使政府官员根本不敢去贪污腐败。政府就像医生，而社会就是病人，社会有病，医生治病，给病人开处方，治好病人。但是现在官员腐败就像是非典一样严重，是一种“传染病”，医生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般的病，那样的话就会死人，就会使更多的人被传染。医生必须把病人隔离起来，使病人不能够跟任何人接触，医生自己也要做好保护措施，以免被传染，自己也成了非典病人。而在外面，为了防止非典的扩散，从中央到地方，下一道死命令，要求每个村把所有路口都拦起来，只留一个路口，并派人把守，使进来的人进行严格的检查，需要住院观察的人，一样送去检查。在这种全民皆兵的情况下，“非典”怎么不会清除呢？彻底解决腐败这个问题，光抓几个人、杀几个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就像非典一样，医生光给病人吃药打针，而不把病人隔离起来，即使能够把病人只好，其他人也一样的被传染，包括医生也照样成为倒霉鬼。
彻底清除腐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共产党不要怕杀掉太多的共产党员，不要怕共产党的官没人做。而这个办法就是放手让老百姓去监督所有官员，而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只有一些基层干部，对于高级政府官员很难接触到，所以也不可能监督到，而这个监督不是现在这种形式上的监督，而是一个有权力的监督。赋予老百姓有一定的权力可以监督到政府官员。现在刑法里规定行贿受贿一样是犯罪，如果取消行贿罪，只把受贿作为犯罪处理，那么贪官一定会大幅度减少，理论很简单，就是我送钱给你不犯罪，我不管你有没有给我办好事，我想什么时候咬你一口就咬你一口，到纪检部门告你。而针对这种情况，你就会考虑，“他妈的，我收了你的钱，哪天你再求我办事，我又不给你办，或者哪天我得罪了你，你把我告了，我告到阎王那里也是输，我不想因为收你的钱而断送了我的政治前途，还要坐牢甚至没了命，我才不干呢？”介于这个心理，你不会随便照单全收，甚至一点东西都不敢收，而送钱的人也送不出去，这样行贿受贿自然减少甚至是消灭。而现在把行贿和受贿都作为犯罪处理，我送钱给你，你就是不给我办事，我也不敢轻易告发你，因为我告发你了，连我也一样要坐牢，由于这样的因素，很多人敢大胆受贿，甚至是敲诈，而行贿的人吃了亏也不敢吭声，由此而造成更多的腐败出现。
让老百姓监督官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必须在手段上要得到保证，就是说，老百姓监督政府官员，必须让老百姓有机会和政府官员接触。但光是接触还是没有用，老百姓发现有腐败官员，必须有地方揭发，不要像现在那样官官相护的现象出现，在本地方你揭发谁基本上都是白搭，除非是上级领导干预才有希望，否则，不但自己没有把贪官给搞倒，自己还被冤枉进了监狱甚至牺牲了生命。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各地方都曾经出现过。现在的纪检部门都是地方上自己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的。财政是地方给的，比如说纪检部门想调查谁，需要经费，地方财政部门不给，你也没有办法，而地方行政、党一把手都控制着纪检部门，纪检部门放个屁，这些一把手都知道，甚至要干预，不准他们放屁，而自己却又到处拉屎，甚至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狗打老鼠，多管闲事。所以纪检部门要调查谁，必须报告请示他们，而不是职权分明，由此纪检部门处处很被动，难于调查别人，只有本地领导开明，和上级部门批示，纪检部门才能够调查别人。这样的情况，老百姓怎么敢去告发呢？所以必须让纪检、反贪部门有完全的独立，在财政上独立，在职权上真正的独立，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纪检、反贪部门直接由中央政府领导，在财政上由中央负责，对地方上的任何部门领导，可以完全不用给他们面子，这样纪检部门才能够更多自主权地调查贪官，而不受地方的干预。
当然了，有这些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把腐败根绝，因为腐败是制度造成的，所以制度有弊端，就必然有腐败出现。要想大力打击腐败，除了以上的制度保障外，中央暗地里多派出国家安全局的人更为重要，作为“特务”而秘密去调查监督政府官员，使政府官员再明和暗的两层监督之下而不敢轻举妄动，只有在如此多层监督下，腐败才有可能得到降温缓和。任何把腐败只当作感冒开一两副药吃就了事的医生，都不可能把腐败这个“病”治好，因为腐败不是“感冒”，而是“非典”，只有用治理“非典”的方法去治理腐败才能够起到根本的作用。
另外，我们可以学习外国的财产审查制度，他们的财产审查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国家审计局那样审查，他们对国家的公务员，不管是谁，今天卖了一辆汽车或者买了房子，明天就来调查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如果回答不出，或者被查出来路不明，那么就会正式转入司法程序，由司法部门来处理。这样的财产审查制度才是真正的审查，我们国家的审计局的人多数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而不是看看今天谁买了汽车、谁买了房子，然后去调查他。
社会有病，医生必须对症下药才能够把病治好，否则只能够延误病情，不但不能够把病治好，反而加重了病情。难道一个小小的感冒也要非得等到给它动手术吗？感冒可不是动手术能够治好的，而是吃对药了就会好的。对腐败这个严重的“传染病”，只有中央政府才是医生，地方政府只是护士，能不能够把这个“传染病”治好，而不是是看护士有多努力照顾病人，而是看你这个医生医术高不高明，对症下药了，那么病就会好，而且不会传染给别人，如果医生医术不高明，护士再怎么努力照顾病人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护士只是起辅导作用的，更多的时候，她还要听医生的，如果不听医生的，病人出了什么问题，护士要承担责任，那么又有哪个护士会有这么笨呢？
选自莫冬作品《百姓论坛》2007年10月2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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