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诺贝尔奖的颁布是每年一度的封圣活动，虽然名义上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种族都有份，只要你的学术达到那个高度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主要是颁给自己人，以加强西方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霸权地位。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说，几乎每年都是颁给美英的白种人，有时候会有犹太人或印度人，但也是在美英的大学任教的。
诺贝尔奖是没有气候学奖的，但有一个很灵活的诺贝尔和平奖，可以改头换面借颁奖来达到“和平”目的，即政治目的也。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有两个，一个是曾经做过美国克林顿政府副总统的阿尔·戈尔，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代表民主党，输给代表共和党的布什。两人得票很接近，相差在疑点重重的佛罗里达州点票。如果不是戈尔在最后关头认输，说不定会引致美国的宪政危机。
今年戈尔巡回美国全国，宣传全球气候变暖恶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此片由他主演和制作。
另一个得主是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的机构，得奖以后增加了这个机构的声势，更加可以大谈中国大量烧煤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碳，是地球气候变暖的罪人。
戈尔和IPCC的结论多有不符
戈尔纪录片的内容和IPCC的报告多有不符，最戏剧性的是本世纪海平面的升幅，戈尔说是600厘米，而IPCC的报告是35厘米，两者相差差不多20倍。
如果海平面上升35厘米问题还不大，但如果是上升600厘米，那后果就不得了，沿海不少大城市将会被淹没。
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声音？
说到气候变化，我们的大气象学家和大物候学竺可桢在1973年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文章，其学术水平是大声叫嚷的戈尔无法相比的，也比号称有几百名科学家的IPCC的报告有说服力的多。
IPCC的报告说地球气候的温度在过去100年中变暖了0.74摄氏度，主要的变暖阶段是最近50年；同时，未来20年每十年地球的气候还会变暖0.2摄氏度。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是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增加。
这样的气候变化幅度，已经知道的是过去100年变暖了0.74摄氏度，未来的100年究竟能够变暖多少摄氏度？按照IPCC的估计，未来20年是变暖0.4摄氏度，如果其余的80年的变化幅度也是如此，则200年是变暖了2.74摄氏度。
这样的变化幅度不算太高，按照竺可桢的研究，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２摄氏度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摄氏度。而中国古代的寒冷时代，是比现在更冷，可能冷过现在2摄氏度。就是说温和气候时代和寒冷气候时代的平均温度可能相差4摄氏度左右。这种变化幅度是比IPCC估计的200年因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幅度更大。
说到殷墟时代的温和气候，我是看到易经中的“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之句。一般的解释是说这里的“田”，并不是农田的意思，是“耕耘”之意。而我是直截了当解释为“看见鳄鱼在田中”，当时河南省遍地沼泽，因此才有“竭泽而渔”的成语，就是说当时河南省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沼泽内到处有鱼，是鳄鱼的理想栖息地。当然是常常见到鳄鱼在田中。
商朝人就是因为物产丰富不用多做事就可以吃饱饭，因此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祭祀活动上。
其情况就好象北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在白种人侵入该地之前，该地物产丰富，河里有很多鱼，印第安人不用做事就可以吃饱饭，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祭祀活动上。
年青时我曾经在该地区的河上钓鱼，一放下鱼饵马上就上钩，一拉上去就是三、四条鱼。几十年过去了，直今仍印象深刻。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而人口自然增加，物产的分配问题就严重化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定要“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上尊者先享用，最后才轮到卑贱者。
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常促进文明发展
中国古代没有温度计，但中国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开创了物候观测，看一年中寒来暑往，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竺可桢说这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
竺可桢的研究是只讲气温变迁，没有结合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我在这方面没有研究，以下提出来和读者商讨一下。
周初的气候变冷，但到春秋时期又和暖了，一直到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秦国能够统一中国，主要是有足够的物力使秦国兵强马壮，从秦陵兵马俑的那种气势，可以看到统一中国的武力基础。
汉初有强盛的国力，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到了三国时期气候最寒冷，这个时候大战乱的情景可从曹操的诗歌中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隋唐时代气候变得和暖了，中原文化一来吸收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二来当时物产丰富，使唐初的中原文化又变得生气勃勃了。
宋朝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到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就是宋室从中原南迁的时期。
气候寒冷时期中原大灾难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明末的气候，那个时期气候最冷，北京在冬季要比现在冷２摄氏度左右。那时常常发生大旱灾和蝗灾，有时会有大水或大雨雹，黄河也决口过，水淹州城。
1628年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间采山间篷草而食，......至十月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更可异者，......煮人肉以为食，......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
陕西省在接着的十余年中，旱、蝗、霜、雪等灾接连袭击，使陕西处于严重饥荒之中。
大型自然灾害不限于陕西，例如在沿海的浙江省是风雨海溢成灾，或发大水。《天工开物》的，明末的宋应星在《野议》的《民财议》说：“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1644年三月陕西的李自成攻占北京，但很快在5月2日，东北的清兵就进入北京。为什么李自成的大顺军败得如此迅速呢？大家都只研究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十几年的严重饥荒，由饥民组成的大顺军会有正常的心理状态吗？会以大局为重，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吗？
竺可桢认为古气候研究可用作气候长期预报
竺可桢认为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现在地球变暖是事实，是不是大量燃烧化石能源产生温室气体造成的呢？这是现在世界上最热门的课题，我们当然不能反其道而行，当然也要尽量减少排出二氧化碳。
我们不能学习美国发展汽车文明，美国只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能源。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岂不是要把全世界所有的能源给中国？这是不可能，我们要寻求别的出路以发展经济。
西方人是不断引用他们的圣人学者的话，他们的文化历史是连续不断。而我们常常是错误引用西方人的话，又看不起本国的圣人学者，笑话连篇的文章一直见于报刊上，既不能教育人民群众，也不能为当权者提供决策的根据。
我现在引用竺可桢的话，他输给戈尔吗？他输给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吗？竺可桢那篇短文，是闪耀着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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