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站着说话的爷们儿
何必
近日，大型西藏原生态歌舞诗《幸福在路上》结束了在西藏的演出，启程赴内地进行节目调整，之后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民作汇报演出。《幸福在路上》的绚丽登场，是西藏独特、悠久、灿烂的文化在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奏出的华美乐章，是西藏艺术舞台上的又一精品佳作。（2007年11月18日中国西藏新闻网）
歌舞升平嘛。
俺去西藏，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拉萨以及日喀则地区，民风还算是纯朴，开发程度也不像现在这样，感觉与内地是两个世界。当时是去采访北京援藏作为拉萨市的副市长，拍摄相关的专题片。而到现在都未能触及真实的疑似心脏病，使俺这个酒鬼在西藏居然滴酒不沾，看着别人与藏区官员痛饮，色迷迷地盯着佳酿却无法亲密接触，很是难过。
此后，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西藏就成为垃圾场了。我后来没有去过西藏，也就无从对其说三道四；而对青藏铁路当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写也就写了，看似必定出现的。无毬所谓。
真实的西藏是什么样的？可以引用一段话来借喻：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很高兴有机会帮助各位前往寻找这个心灵的圣地；我个人也长期致力于关注西藏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发生的各种变化，并且撰写了一些有关西藏发展的文章，在境内外媒体上发表，为藏民族的生存与健康、为西藏的发展与进步、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人与自然的核心而鼓与呼。”
这段话，是韩方明在《站着说话 韩方明言论集》中的一篇，标题是《启程，让我们走近香巴拉》。短文的结尾注释为“给清华大学传媒学院‘寻找香巴拉’活动师生发去的贺信”。
我是刚刚读完了这本由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的书。
上周，在亚运村名典咖啡馆，我再一次见到了韩方明。他分别送给穆军和我每人一本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我则对穆军提起，我还欠着韩总的人情，应该请他吃饭才是。韩方明对于让我请客的事并不在意，却提起让我写一篇这本书的读后感。
看着书的名字，《站着说话》，我就想起来人们通常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词句。
我很是执著地让韩在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题词，他则只是签了个很各色的名字。
我与韩方明初次会面，也是在那个咖啡馆里。穆军在场，并让我把方明也加入到我每天一篇发稿的通讯录当中。此后，韩也就无可奈何地每天收到我的垃圾文字，并且没有一天停歇过。
上周见面后，在回复我的垃圾文字当中，韩提及写读后感的事。我说待我仔细拜读后一定会写的。他就此“谢潘公”作为答复。
于是，我就一直惴惴不安于什么时候才能兑现这个承诺。
平素，只要在可以用电脑的地方，我都进行电子化的操作。而阅读纸质著作，都是在公交车上，或站或坐，任凭车辆如蜗牛，或者风驰电掣，我一概不知道，只是捧着什么书或者杂志在看。而到了天黑，公交车里面的灯光很是昏暗，阅读实在困难。与发达国家的公交车相比，北京的公交车里面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也应该算作是公交车罪过之一吧。
而韩相赠的这册大开本、光正文就有288页的书，如果只是利用公交时间，阅读完毕恐怕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好在北京道路交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说北京是“首堵”也好，北京著名小吃“爆堵”也罢，反正让我能够在周边农民工兄弟姐妹很久没有洗澡地气味和祖宗八辈的吵架叫骂当中，看完了这本书。
书的封面上，是个韩方明的漫画。这幅画，把韩的特点勾勒得很鲜明：小眼睛、蒜头鼻子、肥头大耳、手里攥着棵雪茄……实在话，韩总比我长得好看点儿有限。看这样的漫画，也就知道为什么现如今中国丑星当道了；或者说，俊男靓女们都去做公共人物了，靠着码字爬格子说三道四的活计都留给了长得不咋地的主儿们了。
至于说为什么此书起了个那么样的名字，书的封底上有则评论，倒是很画龙点睛：
站着说话，说的又是真话、实话、心里话，并一直拒绝说假话、大话、空话，除了智慧，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 纪硕鸣
而在书的序言部分，则可以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主编杜平以“倾听新时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声音”为题所作的介绍：
他（指韩方明，老潘注）在早报网《名家专评》栏目里那句自我调侃的双关语“这厮竟敢站着说话”，已经成了国内很多年轻读者的口头禅。
“站着说话”本身，让我这等心理很是阴暗的混混儿联想起北京胡同里的话，叫做“站着撒尿”，说谁是站着撒尿的主儿，那是对皇城根儿里八旗子弟遗老遗少们提茏架鸟高谈阔论的老爷们儿的带有尊敬的一种称谓。
其实，韩让我写读后感或者也可以滥竽充数作书评，给我出了个大大的难题。
毕竟，韩与我此前一面之交，彼此所知甚少。也许，那次见面结识后，韩可以时不常看看我每天的垃圾文字；而我则以前还是在改革内参上看到过他有关中航油在陈久霖被判刑后重组事件当中是如何把国有资产严重低估后卖给外国资本方的。
而且，韩与我似乎有着天壤之别。韩是博士，是青年才俊，是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里面的高层人士；我却为地地道道的社会最底层分子，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到处蹭饭吃，真要是有个病呀灾的就彻底完蛋，只能再来一次自杀以避免成为提款机。
同时，我一向看空唱衰，从来都是嬉笑怒骂，如此这般到了现在，除了骂人之外的其他功能似乎都已经丧失殆尽了。写这样的内容，生怕一不留神又开脏口，原本感恩戴德之举让我弄得走板变形面目全非。
让我对精英之作说三道四，实在让我“受宠若惊”。
如果写得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南辕北辙，还望韩总海量饶了小的则个。
该书封二勒口上有这介绍：
“韩方明
“年40岁，河北尚义县人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并曾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藏大学客座教授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自1995年起出任海内外多家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的董事。他也是中国青年国际创业计划（YBC）全国办公室的导师和资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韩博士是一名射猎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是国际关系和东南亚区域问题研究专家，及公共政策评估专家。他的学术研究范围还包括华侨华人问题，港澳问题和藏学研究等领域。”
我的天，韩头上的光环太多了，让咱眼花缭乱，感觉看到外星人啦。
不过，翻开那本书，看看目录，到也是似曾相识。这本书是繁体字，我还是不厌其烦，将其用简体字将目录抄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到韩滔滔不绝些个什么货色。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非洲？
中国将为非洲带来什么？
从美国特使的公道话说起
西方挑唆言论伤害中非关系
中印龙象可以共舞
反思印度的“中国情结”
和谐世界呼唤中印“双引擎”
中印两国要看对方的优点
战后新加坡的马共运动——读《李光耀回忆录》有感
马共败在横向思维陷阱
寻找香巴拉 保护藏文化
青藏铁路与西藏文化并行不悖
让香巴拉在魅力中展示尊严
让藏区妇女享有健康和尊严
走近雪域：近看香巴拉
启程，让我们走近香巴拉
未来藏学研究的中心应该在西藏
西藏旅游必须有序开发
政改方案流产后的香港政局
爱港拥军就是爱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十周年感言
反对派大游行要争夺话语权
香港选举关谁的事？
港人能否像赛马那样选“伯乐”？
中央政府应掌控香港的立法主动权
香港的政治广告——此凤不可长
政改之争演变为天主教徒间的价值之争
应尽快建立国家政治宣誓制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责任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设立“人权委员会”
创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贯彻“人权入宪”精神
公众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应制度规范化和程序化——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协委员应当为民意代言
加强法治观念是当务之急
人口事务不只是计划生育
打工者也应有尊严体面回乡的权利
人民大会堂应免费向人民开放
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高于一切
中国需要一部《国家荣典法》
应重视城乡结合部改造
应向台湾居民适度开放专业技术资格
姓名冲击中国管理制度
应就时区法和新“夏时制”立法
让青年有尊严地前行
和谐应从社会底层做起
企业应担起社会和谐的责任
“血汗工厂”阻碍社会和谐
重视律师的专业价值在企业的发挥
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新途径
政府应考虑在海外广泛设立“中华文化中心”
孔子学院不可“大跃进”
孔子学院会成为中国的软力量吗？
中文在东南亚会成为通用语文吗？
关注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服务状况
全国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确保农村乡镇政府良性运行
应大力发展“知本农业”
国家经济安全应处置有道
演绎经济传奇的大国战略
中国推动世界走向软竞争
中国的利益相关者角色
中国战略资源产业要防外资控制
海外并购应谨慎推进
海外中国企业和国民应有安全保障
经济特区应负担新使命
企业应严堵资金黑洞
中资企业与“外交为民”
董事会：从“结构”走向“治理”
选拔董事岂能向“高考”学习？
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定位
国企高管的薪酬
如何确定外部董事的责任与利益
“站着说话”的价值
外部董事制度撬动央企改革
央企董事会改革的趋势
2007年企业发展的三个关键
实践创新 振兴民族产业
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做什么？
再论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延安精神”与现代中国企业
人才国际化才能使企业国际化
中国企业国际化路途遥远
工会不能成为老板们作秀的工具
和谐社会始于善待员工
有的官商确实欠扁平
“血汗工厂”的雇主们是不受人尊敬的
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
商人岂可为富不仁
商人不可言而无信
中国的品牌价值从哪里来？
中国的品牌价值如何提升？
加强对房地产商的监管力度
应关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比利时王子赴华招商的启示
中美应限制跨国巨头的垄断力量
中国证券市场混乱源于监管不当
中航油事件落幕后的思考
从目录中可以看到，韩的视野确实是很开阔的，话题涉及到了很多的领域，这倒是让我这等成天到晚胡聊八扯的分子饶有兴味。
书的开篇，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专门为该书所作题为“‘站着说话’是应该受到肯定的”的序言，其中谈到：
“在晚近中国历史上，由知识分子成长为政治家的例子很多，但由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长为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就少了许多，而像韩博士这样虽然身在商界，却仍能够保有一颗平和的心和不懈的努力，这与他良好的教育背景，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充分的个人修养是分不开的。今年我们见面时，他还向我谈到了未来个人新的事业规划安排，那种学无止境的‘野心勃勃’也深深感动了我。”
文中，这位哈佛教授也用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呼。这让我想起，作为中国新左派领军人物的汪晖曾经对这个词汇显得很是不屑一顾，认为知识分子无所谓公共与否。按照汪晖的说法，如果有公共知识分子之说，那么还应该有私人知识分子不成？不过，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的严重缺失，已经显得十分危急。当然，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里展开。
而联合早报主编杜平的“倾听新时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声音”里面则介绍了韩的另一面：
事先从居中引荐的朋友那里得知，“此公绝非等闲之辈，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混过’，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继而到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但走出校园之后，他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投身于商界，并以最年轻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之一的身份涉足政坛，活跃于海内外各种社会活动的场合。”
2002年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分门别类，有理论经济学家、政策经济学家、商业经济学家……他把自己归类在商业经济学家的范畴当中。
不知道，韩会将自己进行什么样的归类。从书中在北京的哈佛毕业生聚会上的发言看，韩把自己以及其他哈佛毕业生看作是中国的精英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评论题材上，韩的论述范围显然与他的职务密切相关。为了能够完整展现韩的评论风格，可以将其一篇短评抄录于此。
选拔董事岂能向“高考”学习?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常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件。近日，董事执业资格考试竟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笔者前几天因为任职上市公司董事，就不得不专程飞到广州参加了一个证监会举行的董事任职资格考试。实际上，不仅仅是董事，监事和职业经理人的各类培训和考试也层出不穷。笔者一直是董事职业化的支持者，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但是，将董事职业化简单地等同于设置董事资格考试并授予执业资格，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甚至是贻害无穷的做法。
我们可以善意地认为，在董事的遴选问题上，相关部门在尝试着一种新的思路。此类资格考试，前提自然是将董事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来对待，考试是董事职业化的一种反映。先来回顾一下在上海已经推行了三年的国有公司董事执业资格考试。首先，可以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受国有出资人委托，已经或将要担任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董事的人员，也就是需要任职企业推荐。其次，要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每次的课程培训大约为15天。经过培训的人，就可以参加考试了，考试科目为董事基础理论知识、董事实务能力、董事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这样的考试设置显然荒唐。即使非要通过考试的方式遴选董事，也应当是将那些具备担任董事条件的人，通过他们的自主报名和考核选拔出来。既然参加培训和考试的人员需要企业推荐，无疑表明企业已经通过自己的选拔标准，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考试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意义，充其量是充当了培训班的职能，而董事从哪里来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在现代企业中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董事职能分开，强调专业性搭配。在董事会的组成中，最好有财务专家、审计专家、战略专家、人力资源专家、法律专家等等，他们领导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彼此分工协作，形成高效的董事会。同时，董事作用的发挥与其所在产业有很大的关系，不同产业对董事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进行董事培训设计时，充分考虑董事服务的产业的差异性和职能的差异性非常关键。所有的候选董事使用同样的课程，并且培训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最终就会变成应付考试的突击班，而起不到任何作用。
从考试内容来看，董事的理论、实务、法律和职业道德，应当说包容了董事应该具备的方方面面的素质。但实际上，我们清楚，董事在企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战略指引者和风险提醒者，完成这些任务更多要依靠经验积累。考试至多可以考核应试人员的基本的财务和法律知识。这样的考试几乎无法完成选拔有能力的董事的任务。
在英美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对成熟的国家，非常重视董事的培训。但其对董事培训所推行的办法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其一，没有强制性的董事考试制度，董事的遴选是企业的自主选择，由于各类企业对董事的需求差异性非常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统一考试来实现对人才的选择。其二，在英美国家有比较成熟的董事协会，澳洲、新加坡也有这样的协会。他们是服务性的机构，会帮助企业完成董事遴选工作，但这种选择并不具有强制性。我们以美国企业董事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 NACD）为例，其成立于1977年，目前为全美17500家企业服务。
NACD的工作包括：第一，出版企业董事月刊，内容包含论文、最新议题、法令与规章的相关信息；第二，提供注册会员名单；第三，设有出版处，出版企业董事实用书籍；第四，举办讲习会以训练企业董事，例如“董事训练”、“企业公司董事会的角色”以及“审核委员会：提高质量、自主性及表现”都是其曾经举行过的培训课程；第五，提供咨询服务，例如评估董事会及统一董事的训练课程。
在美国，企业董事协会还有一项比较有特色的服务值得一提，就是董事登记候选计划。其将董事候选人经历及其在协会中完成的培训做良好的记载，根据董事候选人不同的特点推荐给企业，使得企业和董事候选人都能够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目前的董事资格考试制度注定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有为现时许多企业的管治质量埋下定时炸弹之虞。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要相信并尊重企业自主选择适合其治理结构的董事的权利。同时，董事作为优秀人才，需要我们为其提供一个服务平台，而不是用类似“高考”的不负责任的办法来搅乱市场实践。用一种为企业和董事候选人服务的心态，设立类似于董事行业协会的机构，可能更加有助于董事的遴选和高效率、专业化的工作。
可以想象，韩被国资委这种逼迫董事参加考试的做法弄得苦不堪言，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韩对于“相关部门”的如此小儿科的举措很有微词，于是也就“站着说话”了。实际上，书中韩对于李荣融还是给于了不少积极评价的。这与韩总体上还是个乐观主义者的基本立场相关。与我辈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乌鸦嘴不同，韩在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总判断还是正面的。如果换了我，对于国资委成立时国务院要求其大权独揽这种本身就带有权力不受制约的方式在合法性上的问题会逮着不放大做文章；而且，李荣融所谓如果进不了前三名就出局这种被类比为末位淘汰机制的设立，本身也体现出再国有化的路径选择，形成着对中小企业的绞杀。
从韩的文字当中，可以体会到他对于中央的赤胆忠心。香港基本法当中有关驻港部队开支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以及终审权归香港而不是北京，这让韩感觉很是蹊跷；而香港一些人得寸进尺，给鼻子上脸，在北京提供了多种便利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为非作歹，这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了。韩在《政改方案流产后的香港政局》一文中说，“依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终审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象征。当年香港的终审权是在英国的枢密院。”按照我的理解，北京方面草率地在基本法当中将终审权让渡或者叫做留在香港，这本身就是主权的残缺。
实际上，中国主权方面的问题很是不少。比如，即使在北京，银行营业厅当中人民币业务要让位于外币业务，无论什么样的外币，都比办理人民币业务拥有优先权。要知道，人民币是作为主权货币，或者说，是主权的货币形式或者货币表现。这种明目张胆地自我矮化对于主权的自我作践，就是主权的真实存在状况。而内地无处不在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上配备英语翻译，则也是主权受到侮辱和轻蔑的典型现象。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所作出的让步，在国际上也是被各方噤若寒蝉，想象不到一个主权国家竟然会有如此丧权辱国之举。
北京方面坚持认为，国际上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是别有用心。似乎，主权高于人权才是天经地义的。在这方面，中国流行的依然是“大河有水小河满”这种本末倒置的说辞，以及个人服从集体、国家利益至上、顾全大局等等五花八门的倒行逆施，来掩盖无官不贪这种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法案，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条文。而韩在该书《创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贯彻“人权入宪”精神》一文中指出，“根据《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等6个委员会。目前，我国人权事务归外事委员会管辖。众所周知，我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每年所担负的外事工作非常多，工作压力大，加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难以承担人权事业的重任。个人认为，由于人权事业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农业、经济、司法和外交等有同样的政治职能，我们面对这一新生的事业，理应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来管辖和治理。”
中国的人权事务归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打理，这应该是个经典的创举了吧。这说明了什么？在中国权力机关眼里，人权问题的因应是要做给外国人看的，中国内部是无所谓人权的。不信？咱们如果逐一地看温家宝所谓公民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当中任何一桩权利的现实状况，就可以知道人权的真实成色。在我旷日持久的乌鸦嘴写作当中，对于这四权、以及其他原本应该为国民享有的比如纳税人的权利的喋喋不休当中，对此说得昏天黑地啦。
而且，作为社会最底层者，咱的胡说八道总是不可能登入什么大雅之堂的嘛。
当然，韩的评论当中，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比如韩谈及国企问题时，有些就是如此。
国企高管的薪酬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支特别力量，一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另一方面仍然在前所未有的转轨过程中。
在这个背景下，继能源和电信等中央直属企业陆续上市之后，金融企业也纷纷登场，使得国企的前途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
当然，企业最能引起争议的话题离不开钱。日前8家A股上市银行公布2006年年报，招商银行行长以446万1800元年薪居各位行长之首。收入最低的是兴业银行行长，年薪为101万1000元。银行高管的年薪均在百万之上，还是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有些认为太高，有些认为并不高甚至太低了。
认为薪酬过低的，是参照了海外银行行长的薪酬。区区几百万年薪折合美元也不过50几万，按照金融业的国际薪金水平，可以说是相当吝啬。既然是金融业高级管理人才，就应当给予相应的待遇。所以，按照国际定价标准招聘的外籍人士，得到了相应薪酬，例如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在所有的行长中工资最高，年薪达到995万元。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因为是海归，更是以561万8777元的年薪，超过本行董事长的年薪。相比之下，中国本土高管薪水倒挂具有中国特色，耐人寻味。
认为薪酬过高的，实际上选择了两种比照对象，其一是以银行普通员工的收入为参照，其二则是以国家公务员为参照。因为，这些企业的性质是央企，职务是国家任命的，在履行管理职责时，是半官方的，央企负责人实际上是准国家干部。既然是国家干部，当然不能拿这么高的薪酬。这里面的潜台词已经很清楚：
其一，认为其所获得的收入与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不对等；其二，认为央企负责人的准官员地位，为其在薪酬之外获得了很多其他收益，不该给予如此高的酬劳。其中自然有民众宣泄情绪或仇富的因素，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国企领导人的遴选和薪酬标准不透明。
目前国资委在不遗余力地实施央企的董事会试点，而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把涉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大多数央企实现市场化。其中，央企高管的遴选和薪酬标准是重要内容。
换言之，国企领导人的薪酬应当加速和国际接轨，在遴选机制和薪酬标准上实现透明化、市场化。笔者相信，中国公众关心的不是某人拿了年薪几百万，而是关心他做了多少贡献，承担了多大责任。企业的管理者就是管理者，不存在所谓正局级或副部级之说。有能力的国企管理者应该大大方方地获取应得的报酬。
韩主张，“国企领导人的薪酬应对加速和国际接轨。”这似乎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首先，国企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依靠在人才市场上延揽职业经理人而遴选领导人的，特别是大型、超大型国有企业，其领导人都是委府组织部门委任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着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内涵。官商角色互换，也是中国官场和国有企业之间频繁演出的把戏。中海油董事长卫留成出任海南省长、建行行长王岐山出任海南省长、被问责的中石化董事长马富才（应该注意到，宣布其被问责是由中组部做的，这种企业管理机制与委府治理机制的重叠，恐怕很能够说明问题）卷土重来出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农行行长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并行将出任央行（要知道，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中央银行）行长、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市长……这些都说明，国有企业领导人与官员的交叉换位是中国特色的稀松平常的事情。
如此，官商不分，就给国企领导人薪酬与国际接轨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国企领导人薪酬与国际接轨了，那么一旦到了委府部门，薪酬又该如何呢？如果从国际水平薪酬的企业领导人位置上到了公务员水平薪酬的委府官员岗位，其间的荆轮效应该怎么避免？巨大的收入差距将会导致什么？而且，委府官员对于国企领导人所拥有的国际接轨了的薪酬会如何气急败坏？
其次，国企领导人薪酬与国际接轨，那么国企的其他阶层的员工呢？领导人的界定是什么呢？董事长接轨，副董事长呢？总经理呢？副总经理呢？中层干部呢？前不久，国资委出台规定，国企领导人收入不能超过普通员工收入的14倍。赵晓就此写道，这种规定出台之际，也就意味着规定了国企领导人的能力范围。
再次，如果国企领导人的薪酬与国际接轨，那么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形成所有制霸权？会不会造成国企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会不会因此而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坊间对于国企依靠垄断资源而成就的企业内部“全员寻租”已经咬牙切齿，迫使委府不得不频繁出台规定，压制国企节节攀升的收入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让国企领导人薪酬与国际接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还有，众所周知的是，国企现在已经成为新的独立王国，进入国企必须依靠坚不可摧的裙带关系，人们感叹到，现如今进国企、特别是那些效益好的地方，比当公务员还要难——毕竟，公务员还有个考试摆在那里，尽管考试本身并不能阻止录用者以权谋私，但考试还是个能力测试过程；而进入国企则完全成为一个从头到尾的黑洞。
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就都是经年累月的改革攻坚年当中的难题了。到现在，改革攻坚年已经耗时10年左右了。如果攻坚需要如许的时光，恐怕也就无所谓什么攻坚了。人们在发问，类似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被攻坚的对象，到底还能不能攻下来？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种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事实上，现如今在很多领域，改革开放正在呈现出倒退的景致。其中，对于国有企业应该何去何从，就是个典型。国资委的设立本身，从其合法性上说，存在着问题；而李荣融作为一夫当关者，对于属下盘踞万亿计国有资产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的说一不二，更是凸显出对行政许可的视若无睹。
实质上，国有企业的改革到了如此举步维艰、进一步退两步的程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先易后难的程序，使得击鼓传花成为官场规则。留给继任者的，越来越是那些无法啃下来的硬骨头，甚至是既不能跨越也不能绕开又不能攻克的顽石。这表现出，改革开放的空间日趋逼仄，不管是中短期的宏观调控，还是高瞻远瞩的长期规划，其辗转腾挪的余地越来越小。
假使说，如此攻坚已经常态化的话，那么，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戴着镣铐跳舞。袁剑称之为“光荣的改革”的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众志成城早就分崩离析，支撑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人们发现，孙立平所谓从1995年住房制度改革好坏参半而成为标志性的分水岭之后，所有的改革都成为强势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夺，以至于到了当下，改革开放的全部合法性只能基于经济增长，舍此无他。那么抽象的统计数据在很可能造假贩私的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所猴急猴急的高速度，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日益苍白无力的借口。而这还无法掩盖国民福利的荒芜凋零、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污染对健康乃至生命的无情蚕食、以及对子孙后代利益的疯狂透支。
当全中国的人都以国际民工的身份加速将自己的祖国沦为人类的垃圾场和世界飞地之际，改革开放被广泛质疑，甚至对邓小平“不争论”原则自身的说三道四，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才有了如此的说辞，认为到现在，改革的共识基本上破碎，改革的动力基本上消失，改革的成果基本上否定。极而端之，就是宪政派陈永苗所作的“给改革判一个死刑”。
也正因如此，国有企业改革就成为一个怪胎，一个美丽的谎言。按照我这等乌鸦嘴的习惯路数，还是看张五常指出的那样，到底是社会转型完成的速度快，还是社会转型所蕴藏的风险爆发的速度快。二者进行着较量。遗憾的是，现如今的年代就是乌鸦嘴喜不自胜的时期，因为愈来愈多的情况总是被“不幸言中”。我们最近看到，糟糕的制度选择不断被实现，贪腐势力当道的情况让海内外恶评如潮潸然泪下。
……
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的读者的一些感受。
也许，从来没有给精英写过什么内容的我，原本应该把这些内容放到其他什么地方来专门讨论，而不是现在这样画蛇添足。
韩在书中，自己也给出了“站着说话”的基本定义。
“站着说话”的价值
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在新春致辞中表示，国资委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将更多转向产权管理和资本管理，继续扩大中央企业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
笔者认为，这项试点的关键在于选拔恰当的人进入董事会。而所谓“恰当的人”，除了有较好的专业经验和职业操守以外，也需要有“站着说话”的坚持和勇气。“站着说话”，就是不想妥协，不想趋炎，说真话。
国企董事不能趋炎附势
“站着说话”，应该是董事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中国国资委目前正在19家企业实行董事会试点，其中有14家外部董事的人数超过半数。有人会问，这种看似“兼差”的外部董事能否切实体会管理层的需求，并对企业发展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战略引导？
这种疑问本身就意味着，外部董事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然而，董事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挺拔站立，不屈从管理层，不屈从利益集团的诱惑，坚持讲真话，持续发现企业的问题，从而独立判断和决断。
董事能否“站着说话”？这是中国的公司在治理中遇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董事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就国企目前的情况而言，无论从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看，董事的法律地位依然非常模糊，有很多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第一大漏洞在于董事和管理层的权利、义务及责任设计趋同，从立法上对董事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严重低估。例如，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公司法》，第四章将董事会和经理放在同一节，第六章的标题即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无论权利、义务还是责任的确定，董事与管理层的差异甚微。
而2007年1月开始实施的国务院《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将考核的范畴界定为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这样一来，董事和管理层的设计并列且重叠，相当无趣。
《创造价值的董事会》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揭示了董事会应有的地位：“董事会工作的本质不是管理向上延伸而是所有权向下延伸。”在普世商业价值体系中，董事们实际上更多地在扮演“所有者的代表”与“看护者”的角色。英、美、法等国公司董事会的产生，是建立在信托理论基础上，受委托管理信托财产，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信托财产的第二所有人。相应的，他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巨大的。
如果说一般的管理者应当尽到普通理性人的义务，那么董事就应当尽到更高位阶的义务，要像看护自己的口袋一样，把企业的利益作为首要考量。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立法实践中，对普通管理者和董事是没有区别对待的。既没有赋予董事更多的权利，也没有规定董事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其结果当然是董事的地位严重不足，往往受制于管理层。
责权界定不清楚
第二大问题在于，董事会是集体决策机构，应当强调一般董事与董事长和担任总裁的董事有平等的法律责任。董事会是一个集体决策部门。从法律上，无论是董事长还是兼任总裁的董事，无论是独立董事还是非独立董事，无论是内部董事还是外部董事，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是完全平等的。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法定召集人，在决策中并不应当享有特权。
董事会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希望通过拥有不同背景和不同专业经验的人相互配合，达到准确、周密决策的目的。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公司的章程中，都不应当过分强调董事长的权利。在实际运作中，有些公司实行董事长一票否决制，会从根本上破坏董事会制度。很多公司的总裁同时又是董事长或董事，权力容易膨胀。
在公司治理的话题中，董事会是一个恒久的难题，因为它必须将不同背景的高层人员组合在一起，在有限的时间完成重大任务。如何保证这个团队有效工作，保证每个董事都能“站着说话”，恐怕还要从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下功夫，而这其中的责任是颇为关键的。
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何时能够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国企董事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增进公司和股东利益。
说穿了，这是中国企业的责任制问题。按照企业的基本责任体系，首先应该向员工负责，其次向用户（中间以及终极消费者）负责，然后是向股东负责；而中国呢？首先是向行政权力负责，其次向股东负责，再次向消费者负责，到了最后，就是对员工的不负责任。这是中国官本位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惟上惟大的作派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犄角旮旯，渗透到了民族血脉当中，权力文化的盛极一时，演绎着国家社会化的进程。
而此情此景当中，“站着说话”就成为日益稀缺的珍惜资源。“不想妥协，不想趋炎，说真话”，这些原本是做人的基本品质的元素，到了现在是何等的稀缺，以至于能够站着说话都成为朝思暮想的理想主义状态。换言之，当我们把不想妥协、不想趋炎、说真话这种顽童都应该具备的品质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及标新立异的战略制高点时，当现实在顽劣的环境驱使和压迫下不得不上升为理想时，究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还是悲哀？
记得1980年时，北京的各个大学里民主竞选搞得红红火火。从竞选当中喊出来的一句话在社会上不胫而走，那就是知识分子并不需要别人看得起，并不需要恩赐在知识分子脚下垫块砖头什么的，只需要让知识分子能够挺起腰板来，站起身来。这恐怕就是韩博士所谓的“站着说话”的境界了吧。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道德的看门人。知识分子凭借公共舆论形成对于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原本应该是其职责所在，也应该是韩方明“站着说话”的要义。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知识分子在中国逐渐精英化，成为垄断话语权的群体。人们将1980年代称作是人文系，1990年代是财经系，（新世纪则被希冀成为宪政系。）其中，每一个系当中都有些利用信息不对称而横征暴敛的知识分子群体。以至于郎咸平将中国当下腐败“铁三角”当中的角色，就规定为知识分子的不可或缺，官产学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腐败的与时俱进的景象。
改革开放当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多都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严。类似“大众反对才证明我的正确”这种混账逻辑和公开表态，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素描。当中国日益成为官场的后花园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出奇地保持着缄默，形成了所谓集体性失语。
由是，现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得意忘形，已经不是在站着说话，而是跳着脚群魔乱舞地喧嚣；或者则匍匐在权力脚下，成为御用的哈巴狗。
也因之，站着说话就成为了一种鲜见的行为。
这不禁让我想起《红岩》那句话：“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韩方明“这厮竟敢站着说话”，没看见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少废话，趴下”！
该书的最后，韩自己写了汇编结集的背景：
“后记
“为这本近年的思考结集收尾提笔之时，我正和友人穿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一侧的西孟加拉和锡金的山区里，云雾缭绕的大吉岭和噶伦堡的山谷中是望不尽的茶园，不远处西藏亚东的乃堆拉伤口时隐时现，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和谐景象。看上去与藏民并无二致的纯朴山民和家家户户门前飘动的经幡让我仿佛是身处林芝或迪庆的藏区。此情此景令人心生无限感慨：这不正是我们在寻找的“香巴拉”吗？我们为何还要奔波，而不停下来享受生活？其实我真的想，却又真的做不到。山下的红尘太多的诱惑、太多的烦恼，让我不能远离，不能不语。“站着说话”已成习惯，习惯已成自然看来只好一直说下去了。
“这本小册子汇集了笔者近五年多来对国内外一些时政的看法和评论，话题可谓广泛庞杂，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问题、港澳和西藏问题等。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内外的主流媒体发表过的旧作。例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亚洲周刊》和内地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政协》杂志、《人民政协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等等。其实本来并没有结集出版的想法，只是受到国内外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报刊转来的读者来信及在个人博客上的留言，才决定将这些“过了时”的时事评论和公开言论整编在一起出版。本文收录的文章基本反映了我对以上提及问题的个人观察和看法，可谓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站着说话”也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不惧权威，不怕得罪于人。事实上，这些文章也反映了我的真实愿望——希望能对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哪怕只是很小的作用。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具有个人精神和独立见解；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普世价值，具有公共意识和人文关怀；并富有社会批判精神、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小册子收录的言论正是我这些年来在这些方面的若干努力和思考。
“……（鸣谢若干人等，老潘将其省略。）
“2007年9月16日深夜”
嘿嘿。
精英就是精英，应该衣食无忧。所以，对结集出版原本就没放在心上。
咱就不同。写了那么多文字，以前还不断为媒体所采用，后来因为越来越口无遮拦而逐渐被边缘化；但窘迫的生存现实，上顿不接下顿的状况，让我一直四处张罗着看看有什么地方能够将接近800万字的内容好歹印了，让咱骗点子钱来试图在毫无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天灾人祸抵挡一阵子。可如此图谋至今未遂。
韩的后记完成的9月16日，我还在挪威。
而我今年出国，是在特殊的氛围当中仓促决定的。
我曾经见识并记叙过，挪威当局办理签证之低效率，即使能够签下来，我的假期恐怕也早就完结了。为此，我绞尽脑汁想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包括找旅行社，找委府相关部门走后门巧立名目奔赴挪威……都因为各种原因中辍。后来，才辗转到了韩方明处。
而韩在接受到了我出国签证的请求后，的确显示出北京胡同话那种“站着撒尿”的老爷们儿气派，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在申根国家当中签了下来，使我能够如期开始欧洲之旅。
这次签证，让我大开眼界，知道什么叫做一个都不能少。
这也是为什么开篇我提及要请韩吃饭的原因。知恩图报嘛。
在该书封三勒口上有这样的文字：这是一位年青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持续而公开的言论结集。书中文章陆续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亚洲周刊》和内地《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部分言论选自的全国政协会议发言。主体集中在中国市场经济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正义、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香港和西藏问题等领域。本书对于关注和思索中国社会变迁和未来走向的读者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封底，则有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为本书专门撰写的评论节选：
集中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当代中青年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国家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公平正义感和国际视野，是一个追求真理，用于直言的中国青年的发自内心的声音。
另外，还有就是经常作为第一读者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主编杜平的画龙点睛：都是行家之言，不仅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而且对中国有关方面更具有参考价值。
不过，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还是“站着说话”这种立场选择本身，才是具有非凡胆量、才华、气度与预期的老爷们儿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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