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谢韬：“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我说：其实，德国人从来把马克思主义当精神指南！
斐迪南.拉萨尔是德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863年他创立了德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该组织以拉萨尔的论文《公开答复》为自己的纲领。拉萨尔认为，国家是一个超阶级的永恒的机构，工人阶级只要在国家中争得普选权，就会使普鲁士变成“自由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会帮助工人建立工人工厂，使工人成为企业主。拉萨尔的策略是同以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王国政府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取得工人阶级的普选权。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指责他摆出“工人独裁者”的神气，试图象玩游戏一样地去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问题。同年，另一个全国性工人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成立。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加入了该组织。后来倍倍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被选为联合会主席。于是联合会就参加了国际。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1875年两派工人组织在哥达城召开合并大会，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通过了党纲，即著名的“哥达纲领”。纲领草案曾事先寄给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会造成严重危害，于是就写了一篇长文作为答复，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没有什么新东西。文章充满了学究气，对纲领逐条进行挑剔，充分暴露了马克思的霸道作风。他要求新成立的党应当“根本抛弃”这个纲领。但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从工人运动和党的全局利益考虑，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意见。李卜克内西的理由是：我尊重马克思，但是我更尊重党。后来事实证明，两派工人组织统一后，大大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后来也醒悟到，当初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这说明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斗争并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相反德国工人政党按照德国的实际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马克思在世时，德国党内出现了有伯恩斯坦参加的“苏黎士三人团”，他们要求放弃“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与恩格斯给党内写了《通告信》，指责他们要搞“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并表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去世后，德国党内又出现了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议会主义，他们宣扬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观点得到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如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支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遥相呼应，大谈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采取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措施：
第一，公开发表马克思针对拉萨尔主义而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写了《序言》，目的是重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恩格斯的做法引起了“机会主义者”们的恼怒和仇视，也遭到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的抵制，李卜克内西声明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党的议会代表格里林伯格则在议会讲台上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第二，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再版撰写《导言》，针对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再次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导言》说：“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党内领导人对恩格斯的指责进行了斗争，有的甚至威胁要断绝与恩格斯的通信联系，但恩格斯却不为所动。
第三，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制订新党纲，事先把草案寄给恩格斯审阅。草案中“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引起了恩格斯的不满，于是他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文，又一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的，但在德国专制制度下，则是不可能的。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说明恩格斯不仅对“和平过渡”的观点做出了让步。尊重恩格斯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拟定了纲领草案并最后获得通过。新纲领没有完全采纳恩格斯的意见，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而顶住了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最后做了妥协，公开赞扬了新纲领。
恩格斯远离德国，对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状况缺乏了解，却死死抓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放，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僵化，同时还暴露了他的专断独裁作风。这些不良倾向和作风在后来的共产领袖如斯毛之流身上得到了恶性发展变态危害，对社会对人类文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马列主义就是一种犯罪思想！
罪恶是个法律概念，反动是个意识形TAI概念。法律概念是有客观标准的，是可以操作的；意识形TAI概念是随心所欲的，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罪恶的思想是犯罪的动机，但不是罪恶本身。哪些思想是属于罪恶的思想呢？那些侵犯他人QUAN利的思想就是一种罪恶的思想。比如说：杀富济贫的思想，济贫无罪，应该提倡；杀富是有罪的，是侵犯富人人QUAN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就是杀富——剥夺剥削者。马克思把富人诬蔑为剥削者，然后号召穷人杀之。这是一种犯罪的思想，因为它违反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即使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把这种罪恶的思想当作是一种思想，而没有把他说成犯罪。因为法律不管思想，只管行为。
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把不赞同他的其他思想一概斥之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或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譬如：在《关于开展批判胡X思想的报告》中认为：“胡X的文艺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很显然，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动”标准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的就是正动，不符合的就是反动。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马、恩、列、斯、毛、等一系列的思想，而这几个“伟人”的思想在许多地方彼此冲突的、甚至一个人的思想前后也存在相互矛盾。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来判断是否“反动”，其实就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是随心所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给你“反动”没商量。这就是马的现实，这就是真真实实的污蔑！
事实上，罪恶的思想就是反动的思想。那些侵犯他人权利的罪恶思想、那些鼓吹要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罪恶思想才是真正反动的！那些消灭私有制的国度不是都发生了大饥荒吗？那些公有化的国度不是都有过成百万或上亿的人口被饿死、被消灭吗？反动者污蔑他人反动，这就叫做“贼喊捉贼”！
吉拉斯批评马克思主义打造了三垄断的新阶级
吉拉斯（MilovanDjilas,1911.6.12-1995.4.20）,是黑山人，1939年成为南共政治局委员，跻身于以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1945年秋，苏联红军进驻贝尔格莱德后，吉拉斯看到：“他们逮捕反抗者，监视我们的官员，他们的强抢豪掠……那天深夜，这些惨不忍睹的场景和苏联军扭曲的思想使我彻夜难眠。我们痛苦，我们怀疑：红军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也不应该是这样。一切值得崇拜和回忆都逐渐消失了。”由于他抗议红军的言词过于激烈，惹恼了斯大林，铁托亲自带他到莫斯科谢罪。1949年5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苏联的大国主义行径，1949年9月他写了《列宁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一文，指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如今苏联对东欧国家采取的霸权政策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背叛了列宁主义。他提出应当从理论上探讨苏联在东欧国家所采取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根源。
1950年他撰写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指出：苏联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虽然不是一个“阶级”，却具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为了加速南共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吉拉斯积极推进南共改革，成为南共党政分开、党内权力分散和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1953年吉拉斯成了南斯拉夫最年轻的副总统，同年年底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当时西方国家甚至盛传吉拉斯将成为铁托的继承人。
1953年在南共联盟六届二中全会上，铁托开始改变“削弱”南共的做法，提出要加强南共联盟的组织建设，整顿南共联盟内部由于改革而出现的思想自由化倾向。吉拉斯对此强烈不满，认为南共改革可能功亏一篑，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有重新回到苏联模式的危险。他在1953年底至1954年初写了大量文章，继续探讨南共的去斯大林化的道路。吉拉斯为南共开出的克服官僚主义的良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就过时了，“革命的形式一旦终止，民主一旦开始，不论是在何处，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必然过时。”1953年11月12日，吉拉斯为《战斗报》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甚至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是当代社会客观要求的唯一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应当是提升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一个独揽大权，南共联盟应当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型的党。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削弱”、“萎谢”，融入社会主义联盟中，共产党员要融入公民群众中，“群众的直接政治作用也将增强，人民将能够自己决定绝大多数的政治问题，而无须通过强迫的独断的领导和教条。”吉拉斯的这种“削弱”南共联盟的思想显然与铁托的巩固南共联盟的路子完全不合拍，最终导致了他和铁托的决裂。
1954年初，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吉拉斯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吉拉斯事件”。铁托认为吉拉斯“走得太远了”，卡德尔,,Edvard Kardelj,,指责吉拉斯受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另一位南共理论家皮雅杰（Pijade）,认为吉拉斯的思想是“政治春宫图”。最终，全会取消了吉拉斯的中央WEI员会委员资格，撤了他在联盟中的全部职位。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将吉拉斯的思想称为“吉拉斯主义”，表示它与“铁托主义”的对立。罢黜了吉拉斯之后，铁托在南共联盟内部开始了清除“吉拉斯主义者”的清洗运动。
几拉丝的《新阶级》一书提出了“权力——财产——新阶级公式”：苏东国家不是像其当权者所宣传的那样已建立或者正在为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社会。在这个新的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就是从共产党内部异化出的“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他指出，尽管在苏东国家，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已经建立，但实际上“真正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资源。”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因此，官僚的这种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就是所有权，而所有权正是判定阶级之所以为阶级的标准，“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兴起。”
“新阶级”的产生与以往阶级的产生有着很大的不同，先前的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而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斯大林一手缔造了新阶级，列宁对“新阶级”的产生也难辞其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使苏东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民主内容；是他一手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而正是这个党的领导核心最终蜕变成了“新阶级”。 “当新阶级在革命中大获全胜时，其控制手段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可耻的一页。人们一面会为其成功感到惊异，一面又会为其使用的手段感到羞耻”。“新阶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革命或夺权阶段，“社会主义”或该制度的建立阶段，制度稳定阶段。这三个阶段与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去世后的集体领导时期相对应。
新阶级”从三个方面的垄断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政治领域，苏东国家成了“党的国家”，党起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国家的公共活动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新阶级”便是通过控制党，再通过党控制的国家机器来维护其统治的。“党的权力机构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残暴的剥削，是因为只有党是所有政治、经济与思想活动的中枢。整个公众生活或陷于停顿中或为党的政策所左右。”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靠军队和暴力而建立的，由于它经常与人民对立，所以即使没有外在的理由，共产国家也必须是黩武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比马国家更崇尚暴力。实行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在国内的根本之图，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新阶级的生存、力量与特权之所系。”在“枪杆子”的治理下，不可能有自由，而只能有野蛮、恐怖和暴政。离开自由去追求所谓的生存权，那人民就如同家畜。专制垄断制度不仅危害了人的自由，也扼杀个人的创造力，使社会丧失了活力，从而处于落后、贫穷、停滞的状态中。
在经济领域，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是苏东国家官僚特权阶级谋取私利的重要的手段。“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盗窃及滥用款项的事情无法避免。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非仅由于穷困，乃是由于马国家内的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变成无价值，从而造成盗窃和浪费的适宜环境。最大的浪费甚至还无法看见。那就是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在不感兴趣的心情下所从事的迟缓而无生产力的工作，及对于从事非‘社会主义’工作的防止，其所发生的庞大的、可以计算而不可见的浪费，乃是共产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垄断国家财产的结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须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无法找寻另一更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择的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新阶级”实行思想的专制。“新阶级”把自己的信仰解释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理论，并通过国家机器把这种思想灌输到整个社会，最终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的歧视，一方面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另一方面，以把自己的思想武断的强加于人为目的。这两种形式都是最令人震惊的、难以相信的极权专制形式。”党垄断了信息和教育机构，党已成为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的新阶级。
先锋队在执掌政权后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当代马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新阶级”的这三个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其本质——权力，“权力既是XXX人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用以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但由于这种权力与所有权都是特殊形式，只有凭借权力才能行使所有权。权力本身即为一种目的，也是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
“党对权力的贪梦是没有厌足和无法抗拒的”。“他们滥用权力和酷爱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腐化同样也是难免的。这是一种特别形式的腐化，它是由于政府只操于一个政治集团之手以及政府是所有特权的泉源的事实所引起。……政府、党与国家不分，并且实际上掌握着一切资产，使马列主义国家必然产生特权和寄生作用，成为一个本身必然腐化的国家。”“新阶级终有一日会被历史所淘汰，是时，人们将不致为它的凋落而有丝毫伤感”。
《新阶级》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短短半年内仅在美国就重印了10次。“新阶级”理论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炸的粉碎”。吉拉斯成了专制国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吉拉斯在狱中继续用笔同罪恶的制度战斗。如《没有正义的国度》（1958）、《与斯大林的谈话》（1962）、《与斯大林的对话》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他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随后陆续写了《门地内哥罗》（1962）、《麻风病患者及其他故事》（1964）、《恩杰戈斯》（1966）、《不完美的社会》（1969）、《石头和子弹》（1971）、《颜色的背后》（1971）、《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73）、《生活时光》（1975年）、《战争年代》（1977）、《铁托内幕的故事》（1980）、《牢狱与理想》（1986）、《浮沉》（1986）、《新阶级的崩溃》（1998）年以及大量的时评、政治论文等。这些作品既包括个人回忆录，小说、诗歌，也包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反思。
1969年的《不完美的社会》的副标题“超越新阶级”，吉拉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禁锢人类思想的意识形态。吉拉斯称恩格斯是将马克思的思想教条化的第一人，紧接着是列宁，“由于劳动者并不一定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理论的工具；最后是斯大林，他把马克思主义便成了控制人类思想的“专制武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复存在。
在经济领域，官僚控制下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将被真正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给予现存所有权形式以更大自由和建立别的所有权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废除单独的政治集团的独占，废除用单一的党的路线来支配社会和经济”，形式上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样性的所有权形式”。“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吉拉斯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的权力，因为“权力总是导致腐败”。“在政府之内或之外，存在着一个激烈的反对力量，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这种力量就算没有更大的作用，也可以使政府不致陷于停滞，使政府改正其错误，使政府作些应该做的事。”他呼吁民主，认为只有民主才是根治的极权唯一方法，“只有民主才能使共产主义摆脱恶性的循环，要改变共产主义只有遵循非暴力的方式。”
吉拉斯预言，苏东国家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将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的崩溃。为了证明他的预见的正确性，吉拉斯密切地关注着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他对“布拉格之春”给予热情得赞美，“捷克事件所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是专断思想的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以及其他思想将与马克思主义并存”。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上的伟大战斗失败了。但是没有理由绝望。真理和希望并没有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了世界的良心”，“布拉格之春”是“不灭的火种”。吉拉斯用自由、生命和尊严见证了自己的对共产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于1995年4月20日在贝尔格莱德病逝。
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对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批判
马主义认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概念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在于商品交换，人类终将废除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计划经济。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就取消商品货币，社会主义只能称资金、价值剩余、纯收入、赢利，等等。
列宁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在消灭了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及货币后，将用黄金盖一个厕所。”表示对货币及黄金的鄙视。斯大林为了取消货币，在局部地区取消交换，试行产品直接调拨。这种做法在苏联中国柬浦寨造成了社会倒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共产革命家多被评为人类制造贫穷的大师，而毛泽东则成了冠军。
取消货币，只能给交易带来不便，增加经济学的所谓“交易成本”，商人“不劳而获”的利润刚好来自“交易成本”。只要有稀缺，就会有交易。没有货币中介，交易就退化为效率低下的以物易物。你越是限制交易，交易的难度,,成本,,就越大，商人的潜在利润就越高。
只要人类不退化为猪狗，就会有稀缺，就会有交易，有交易就会有交易利润，有利润就可转化为资本，有资本就会有更大的交易，如此循环上升，便是“资本主义民主”。因为商品是经过协商对话的产品，正是协商对话导致了民主人QUAN社会的到来。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只要计划部门精确计算就行了，必然导致了计划经济对人的奴役。
诺奖得主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建构理性。建构理性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能洞悉社会的方方面面，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以为通过理性可对人类事物进行全能的设计和计划。事实并非如此。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是有目的而不完善的造物，他们知识有限、会犯错误，而存在的知识都是分散的、零碎的、往往难以传递。任何人以及机构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获得全部信息，因而对社会发展制定全能的计划将是不可能的。
哈耶克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体系，社会活动所必要的知识数量极大，而且极为复杂零乱；根本不可能由某个人或某一群有限的人所全部掌握，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哈耶克强调，相关的社会知识既多又杂，这决定了它们必然是分散于许多个人的头脑之中。这样的知识是零碎、分散、变动不拘的，人们的有关知识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利用它们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每个人自由地利用他所拥有的这些知识。这也就是自由市场的作用。知识是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得到相对最有效的分配，才能使创造知识的人得到最为合理的报酬，否则，势必会造成知识闲置和浪费。所以，只有实行自治、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和所有人为设计秩序的企图，都是过分相信和崇拜理性从而滥用理性的结果，是肇始于笛卡尔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产物。这种理性主义建构的秩序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必然破坏个人的自由，毁灭人类的文明。“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梦想”。他认为，要想明智地运用理性，必须认识到理性的限度，“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即自发秩序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马克思的计划经济蓝图中不存在如何确保所制定出来的生产总计划始终能与社会总需求保持一致从而能够确保产品具有价值的客观机制！宏观上总产出如何分配给消费和投资，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微观上家庭的消费结构也不容许自由选择，如果家庭的需要和政府制订的比例不相同，政府就用发放票证的方法限制家庭的选择。这种按照“生产什么、需要什么”而不是“需要什么、生产什么”的本末倒置原理建立起来的所谓计划经济制度，根本就是伪科学。
何以限制自由选择就是伪科学？因为“计划”把社会分成了特权者和无权者。家庭的选择被限制，他们是无权者；有一些人去执行这种限制，成了有权者。人们将争夺权力，这种争夺不可能创造财富，只会消耗了人们的精力和社会财富，必然导致特权阶级压迫无权阶级。
没有完善的民主机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会演变成“生产资料官有制”。对于劳动大众来说，“官有制”实际上远远不如“私有制”。在“私有制”中，资本家的金钱来自消费者，他们只有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断降低商品成本、不断推出新产品，才能维持和增加自己的财富，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在“官有制”中，各级官员的权利和地位来自上级，因此他们无须考虑企业员工、消费者等等的利益。
与哈耶克同时同派的米瑟斯在《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属公有，国有企业间只存在产品调拨，不可能有商品交换的，因为大家都国有嘛；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不是国有，而是部门所有，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没有市场的自然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的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比较。
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计量表示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的持续下降，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不象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更多或更好的计划”，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更糟糕，意味着贫穷和落后。
社会主义是糟糕透顶的实践。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于1980年前后就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何造成了普遍的短缺。
第二，计划经济与法治是背道而驰的
哈耶克指出，法治是自由国家和专制政府的根本区别，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的规则的约束”。但在计划经济下，当局在制定计划时不得不对各种人和各个集团的利害逐个地加以权衡，这是无章可循的。因此，即使计划社会也有法律，但它决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纵然当局所做作的事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如果法律赋予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政府的一切行为都会是合法的，但这肯定不属于法治的范围。因为，真正的法治含有限制立法权的范围，这个范围限于公认的形式法律的一般规则，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人的立法。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其特征是长官意志；计划是根据计划制订者的意志形成的，它内在地、本能地要求专制的人治。
第三，计划经济导致对道德的否定
哈耶克指出，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目的说明手段正当集体主义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这就使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为什么中共历史上一再出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酷刑冤案。哈耶克认为，道德只能存在于个人能够自由做出决定的领域，在这个范围之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因为没有选择的自由，个人对其行为是不承担责任的，而且也是无法进行道德评价的。既然集体主义者强调统一的计划和行动，既然要限制个人选择的自由，减轻个人的责任；那么，它的结果只能是反道德的，不管它的理想多么崇高。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不仅导致了基本人权的丧失和权力者的欺骗性剥削，而且导致了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堕落，造成了全面的倒退与复辟。
第四，计划经济还必然导致对思想的控制。
因为，计划当局计划的指标都是一些单一的物质指标体系，为完成这些指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定能实现。于是，在这种国家里，“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幷造成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为了使计划得到有效地实施，必须使政府的行动计划成为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即使是那些最抽象的科学领域，也要禁止对政府目标的质疑，黄炎培就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而在社科领域，对真理的无私探讨是得不到许可的，为官方辩护则成了唯一的目标。这些学科研究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他认为，这种情况必然酿成对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导致假大空的流行。因此，计划经济的到来就是真理的末日
第五，计划经济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它只能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
有人说，只要“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就会利益一致”。这种说法大错。因为社会不存在一个可定义清楚的“共同利益”。试想，我们到商店都不知道买什么，哪能知道“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有的人的利益一致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所有的人步调一致甚至会走跨一座大；如果所有的人需求一致利益一致，社会肯定难以满足甚至会使社会毁灭。
制定一个经济计划，必然要在各种互相冲突或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这只有那些了解各种实际情况的专家才能决定，民主的议会无法达成任何真正的一致。因此，要想使大规模的集中计划成为可能，就必须摆脱民主程序的牵制，赋予政府或某些个人以独断之权。任何计划都会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计划者不得不压制异己，就象将军为令行禁止可以枪毙下属一样。所以，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专制，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野心家凭借着垄断政治权力而占有一切，“统治集团的最大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按他们的设计运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让位于“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原则。计划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最终会导致社会成员对权力的奴隶式的依附。这是专制中最残酷狠毒的专制，这是一条终究会扼杀个人自由和通向奴役的道路。
南街的标志性建筑是耗资千万元、仿天安门城楼建筑的“朝阳门”及两旁城墙，它的东方红广场上挺立着10余米高、耗资26万元、以汉白玉雕刻的毛塑像，民兵在像旁24小时轮流站岗守卫。该村家家有毛瓷像，人人背毛语录。1984年掀起三大运动：大学毛着，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他们曾推行“斗私批修”，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
南街从来没有民主选举，财务也从不公开，决策是一人说了算。1999年王宏斌决定投资2000万元上马永动机发电。左右都反对，他却一意孤行。结果折腾了4年，2000万元交了学费。他的独断专行做法引起群众不满。南街大修厂厂长耿宏，因厂区卫生检查不合格被撤职，并且命令他从所住楼房搬出。这种蛮横做法引致风波。有人说：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里装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所以，他被人私下称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职工编入民兵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上岗前要经过一段民兵训练。这就是克隆“大跃进”时搞的“全民皆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把南街变成一座军营。对职工工作，曾实行每月评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标，10个必须评出1个最差职工，从工资上体现惩罚。还在职工中推行“三查”，其中一项是“查坏人坏事”，挑动职工制造矛盾，便于控制。对所谓犯错误不改正者，曾一度令其穿黄坎肩，到板车队劳动改造，对职工施用专政手段。很长一段时间，职工没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7天。王宏斌解释说：“你说放了假让群众干啥？”在这种环境中，职工就只有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权利了。
第六，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必然消亡
哈耶克认为：“1）以社会主义的方法组织生产，生产效率远低于私有企业；2）社会主义并不比过去的制度有更高的正义，反而产生了独断的、无可逃遁的等级身分秩序。3）社会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它许诺的更大自由，而且产生了新的极权主义，其控制和压迫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君”。“知识分子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全面剥夺了个人自由。劳工阶级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贫穷以及他们与国家交涉的能力远低于过去与资本家交涉的能力。因为国家雇主的地位是唯一的、垄断的，劳工无从选择；同时，工会也已成了官方的一个附庸机构。因此，劳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还远不如前。”
第七，乌托邦的合作制民主必然失败
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社会是一个合作制的“自由人联合体”，即由无数合作社联合而成的全国性合作社大联盟，大联盟中同样执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不仅是一个“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而且是一个废除了有产阶级的管理特权、工人拥有全部管理权的自治组织。“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消除了由社会供养又与社会相对立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旧国家政权之后的民主政权和“廉价政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377页,,。列宁在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地把民主化当作实现其合作制计划的“两个划时代的任务”之一。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实行了社会,,集体,,所有制和工厂自治，堪称合作制民主的典范！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标志着合作制民主的死亡！社会主义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公有制效率低下所致。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西欧的社会党或工党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目标，放弃了高额累进税政策，所以，社会党已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而是民主主义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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