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腐败？什么是社会腐败？腐败就是腐烂败坏，大多用在物上，这里，将腐败加上社会，就是指国家文明堕落、公众思想颓废、整体道德败坏，面对邪恶冷漠、市井生活糜烂、社会风气恶俗，官员私欲贪婪、信仰失落沦陷、人际诚信衰败，……
中国社会果真到了这个地步吗？这，还需核实论证吗，报刊、网络、新闻等，在这方面的评论已经够多的了。于此，就不用徒费口舌了。
本文想说的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看，平民的陋俗是因由精神麻木，不明对错；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信仰缺失”，不知忠贞；百姓的不仁由于见怪不怪，是非不辨；领导的不义缘由思维固执，真伪不察；众生的迷信之念缘于愚妄信念，信奉宗教带来的精神慰藉；群发的赌性之恋缘起观念贫乏，借助运气给予的心灵寄托；社会的奢靡之风在于思想退化，只图食色贪欲；党政的污浊之气因缘心理恐慌，只求权欲充斥；……总之，它们都是基于精神追求方面的落后状态所造就的；是鉴于思维探索范畴的穷乏而形成的；是承受心理机制领域的野蛮原始所腐蚀的；是控制思想信念的世界退步贫弱所浸润的；……
而，精神思维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受到文化、宣传、舆论、教育等的影响，可它又受制于什么呢？也就是说，是什么真正决定它的内容取向的呢？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当然，毛泽东发现发展并运用发挥的反作用规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实和补丁。虽说经济决定建筑是经实践检验的经典理论，可要说精神思维受制、取决于经济状况，还是会有许多人想不通，莫非如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吗？这是为什么？何以现实存在与其论不一样呢？古人云，“仓廪实则治教化，治教化则人心正”，这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无法兑现呢？
人，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由群体中的每个个体所组成，就是由所有个体集聚成的群体所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出现是从能够制造劳动工具开始的，人的产生同时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生。”（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所以，自然人是既具有生物性本能又具有社会性本能的群居性生物体。
人，人性，它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基于生存状态而有所偏颇，它随着生产能力而发生变化，它依据历史进程而产生进步。随着人类生存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性中的社会性也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增强。可以说，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思想领域内的人性，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人，自然人，不是指个别人，他的精神思想势必也是基于经济基础上的。没有电视，人们看不到帝王才能享受的顶级歌舞；没有网络，人们无法如此方便地采撷到这么众多的信息；……
然，然而，基于经济基础，并不等于充分符合、完全吻合于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精神思维受制、取决于经济”，是指经济为精神思维信念提供了基础的条件，提供了可能的发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精神思维的形态。反言之，则指精神、信念、心理、思维只有在某种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可能发挥这种条件下所限定的某种程度的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可见，“仓廪实”是条件，要达到“知礼节”、“知荣辱”、“人心正”，还需要其它机制的促进、推动、激活。
那，那么，这是什么机制呢？既然，精神思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不难想象，这种机制势必也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如此，上层建筑的顶级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管理社会、控制人群、占据国土的政治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治化”。或许，在上层建筑领域还有其它的机制在潜化、渗透、影响着精神思维，譬喻所谓的“教化”。但，上层建筑的顶级机制势必会对精神思维起决定性的、影响最大的作用，否则它也算不上是最高层次的。
例，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形成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下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人的社会性肯定要比当今社会要薄弱，人的生物性自然要强于如今的人们。同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构建的上层建筑的政治机制，是人治的因素占据着很大的成份。所以，在封建时代，有了“仓廪实”的基础，还需要一个英明的君王，进行治吏牧民。当然，也少不了孔儒的“教化”，如此才可能引来“忠孝节义、至诚守信”的知礼、明辱、心正的和睦、公平、兴盛的社会。
可，可是，当代的社会已跨越了封建历史，它的生产力已迈进工业化、集团化、信息化的水准，这导致它的经济基础已踏入福利经济的时代。此时，人类已进步到导致其更强大、更理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因此，按理说，人的生物性肯定会削弱很多，而人的社会性必定会增加更多。社会，也势必更宽容、更从容、更能和睦相处。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怎么社会变得腐败了呢？怎么穷的越来越穷，甚而致贫；富的越来越富，以致奢侈？怎么腐朽没落的思想、精神、信念，大行其道呢？
这，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倒退”。这就是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同步；这就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与机制改革不同步；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与精神思想不同步，从而造成的。这种不同步，鉴于经济处于基础的位置，只能是上层建筑或超前或滞后。结合现实状况，这种腐朽思想也就只能是上层建筑滞后造成的“社会倒退”。哦，上层建筑滞后，什么地方滞后呢？是“教化”滞后吗？想当初，邓小平就改革开放的总结说过，教育不够。可后来的“三个代表”的学习、宣传、教育，以及其它的一系列措施，甚而包括高薪，怎么连官员的腐败都遏制不住呢？不！是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次严重滞后，是社会的管理机制、国家的政治体制极其严重地滞后。
那，那中国历史上那些和睦、公平、兴盛的封建社会何以就不能复兴和振兴，不能借鉴和仿制，不能引用或复制呢？要知道，它们的上层建筑和当今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还是基本相似的嘛。因为生产力不一样了；因为生产关系也不一样了；更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了；还因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不一样了；同时因为，现在和过去的人，在精神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得以提高的容纳度，自然也不一样了。那时的公平和现在的公平是不同的，那时的和睦也不等于现在的和谐，那时的兴盛同样不可能带来今日中华民族的幸福。时间不能倒转，历史不可备份，世界不会迁就，人民不曾复古。
哦，是国家的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基础，落后于时代发展，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于科学进步，落后于当代文明。注意，这里使用的是体制，不是机制。机制是内在的、动态的、有活力、有生机的，更多注重于运作、功能、关系方面。体制是外在的、静态的、有形体、有构成，更多关注于结构、组织、规则方面。它们都是制度，是制约其成员不可且不能逾越其“度”的机构、设置或体系，要求其成员必须且只能共同遵守的律条、规则或章法。对之，如果分解三者的话，那机制就是制度的内容，体制就是制度的形式。内容应该决定它的形式，可不当的形式肯定会反作用于其内容。
哟，这里讲体制落后，而并未引用文前所述的机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它的形式已经反作用于它的内容，它的体制已经负性地反作用于它的机制，改变了它的机制，使原本应该先进的机制转变成落后的机制。在这里，体制已经成为政治制度中的决定性要素；体制已经成为左右政治机制成败生死的关键所在；体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前进还是倒退的众目所瞩。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社会精神、思想、信念得以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的瓶颈；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变成道德堕落、精神颓废、信仰缺失、民众麻木的最根本的源泉；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沦为畸形经济、腐败经济、媚外经济、官商经济的最适宜的上层建筑；总之，中国政治体制不仅是目前中国社会腐败最终极的原因，它自己还因固执，已经退化为中国社会腐败的一部分。
哎，讲了半天，当今中国的政治机制是什么？政治体制又是什么？很简单，中国宣称的政治机制是“人民共和”，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是“一党专执政权”制。那么，为什么一党制的体制会破坏人民共和的国家政治？它是通过什么来破坏人民共和的呢？它破坏人民共和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破坏了人民共和就会造成社会腐败呢？社会腐败了将成为什么性质的腐败社会呢？……
唷，这些问题，在《光明在前》的“试论权势社会”和“论权势主义提纲”中已经非常详尽地解答过。“一党专执政权制”是种通过政权（包括军事）的政治垄断，它在国有制为主或其它垄断形式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势必会产生权势主义。“一党制”就是通过权势主义来破坏人民共和的政治机制的，而且它的存在势必会破坏人民共和，这不是什么主观努力可以改变的，这是客观存在：——有一党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那么，在遭受破坏的所谓“人民共和”的政体中，人的精神思维信念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形、变质、蜕化呢？由此产生社会腐败也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过程了。可见，如此的腐败社会，其性质，也就是腐败的权势社会了。
呜呼，这是真的吗？不要是天方夜谭啰。
下面，将从历史、实践、现实等方面，来论证这个经过推理的理论之确切性。
据云，有所谓的“左派”，大赞毛泽东时期的清正廉明，认为很少有腐败现象发生。可那时也是一党制，何以在精神思想信仰上如此正直、正派、正觉？错！没有严重的、众发性、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不等于没有腐败，更不等于那个时期的精神信念都是清彻透明的、崇高坚定的、健康向上的，何以见得？
林彪可鉴，江青能证。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顶着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图谋着一党制中政党的最高权力。再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可以说明，腐败的苗头已经出土，蜕化的初像已经显现。即使是基层百姓，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也会利用手中一点可能的管物、理事权，相互帮助。更不用说在历次运动中，许多为了媚上或为了自保从而昧着良心的思想蜕变。还可对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贪污、腐败及民众不满的困窘。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贪腐，从普世和历史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少也很小，何以如此？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待贪腐的深恶痛绝，是其原因之一；作为刚浴血奋斗获得胜利的革命者，对待政权的珍惜和保护，也是原因之一；作为充分信任新生政权的普通百姓，对待歪风邪气的深恶痛绝，更是原因之一；……。
如此说来，在一党制的国家只要有了英明的领袖或领导集体，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是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也是不符合时代的进步历史的，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时期对待贪腐的红色手段造成了以后社会贪腐的灰色盛行。正所谓：“中国人杰们站在封建的土地上，却拉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这种困扰中国命运的轮回，想摆脱这块阻碍民族进步的泥淖，想脱离这层层叠叠粘滞着社会前进的传统一样。”（——摘自《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质与两党制实体》）
记否，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毛泽东和其它苏俄式的共产党一样，采用的是红色恐怖的权势手段来维持着穷人的政权，护卫着相对“清明”的政治，保证反腐防蜕的落实。然而，使用权势手段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并泛滥权势思想及权势崇拜，它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就是权势主义，这为今日腐败的权势社会创造了条件、因果、势场。如果说，黑色、专制的权势社会是入髓的疾疫，那么，极端、狂热的权势思想就是罪恶的病毒，灰色、垄断的权势主义当是溃烂的疮痍。
由此可见，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腐败势必总会发生，只不过或早或迟、或快或慢、或重或轻、或大或小而已。只有真正落实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只有真正实现人民共和实质的政党体制；只有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社会主义两党政治机制，才是摆脱封建轮回，脱离封建泥沼的唯一道路；才是将权势回归职权、专制回归职责的必由之法；才是实现公平公正、传承英烈遗愿的正确方向。
肯定，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并无立党为私、争权为已的初衷，也许太心急了，图谋一口吃成个胖子，一有了政权，就企图彻底解放自己过去受迫受害的阶级。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彻底地解放无产阶级，它只是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可以解放无产阶级，但并不彻底。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能够解放穷人，使他们摆脱贫困，但并不能超越其它阶级，否则又何以解释“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呢。
倘若如此，则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变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换期中，政党制度的延续是必然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延续原来的政党制度，就是对历史的反叛、对革命的背弃、对时代的漠视。因为，社会变了、国家变了、当代变了，原来的政党制度如今成了一党专政制。它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瓶颈；它已成为权势主义的温床；它已成为社会腐败的根源。
譬如，新民主革命期间，没有土改的政权建设就没有几百万民工推着独轮车的支持，就没有革命战争的成功胜利。同样，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清除权势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全国亿万之众对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就一样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有的，只是权势主义的辉煌，只是权势意识下的成功，只是权势社会中被掩饰了腐败的美丽。
宁可要草，不能长苗，就是毛泽东时期防备国有经济腐败蜕变的的方针措施。结果，除却使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以外，权势主义的“苗”还是在茁壮生长。因为，用工农阶级的权势主义来防止其它阶级的权势占领，又怎么能“铲除”权势主义的“苗”呢？反过来，这种权势主义的萌芽更保障了对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侵占和蚕食，加剧了社会主义“草”的泛滥成长，加剧了对国有制经济的损害破坏，加剧了国有经济的迟缓发展。
或许，毛泽东最得意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可它毕竟失败了，从这场失败的革命实践中，后来的革命者又得到哪些有益的教训呢？是年龄结构？是领袖连任？它们能够防碍个人崇拜及权势崇拜吗？其实，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来说，它的目的就是反腐防蜕，它采用的手段是剥夺当权者的特权思想。从这方面来看，它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政”都有相似或类同之处，都是要制约权势，制衡权限，“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然而，文革使用的方法是发动群众造反，这就产生两个前提：发动者的真诚与绝对权威，被发动者的绝对信任和顺从；由此也就产生一个问题：用权势发动制约权势的运动，用泛权来制权，这能行得通吗？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站在权势主义的土壤上清除肮脏的权势，是“烧不尽”的。所以说，毛泽东对保证政权性质的指导思路和西方是一样的，是必然的，可是这种手段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
毛泽东曾豪迈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言外之意就是将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模式作为一种制度，以此来抵制腐朽思想的影响，从而保持党的纯洁性，拒腐蚀防蜕变。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身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制度，且不说它已失败了，即便它胜利了、成功了，还是会因为它具有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它只此一次。因为，文革是建立在领袖的绝对崇拜的基础上的，是基于政治垄断的实质之中的。试想，毛泽东以后的领袖人物是否都能有如同毛泽东那样的崇高威望，那样的众望所归，那样的绝对服从。没有了这些，那些后来的领袖们又是如何能掌握这么多人口的造反革命？如何能管理如此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如何能指挥两派纷争的群众组织？如何能控制波及军队的武装械斗？如何能统帅癫狂乖戾的夺权革命？
更有甚者，倘若最高的领袖已经图谋腐败权势，已经变质蜕化了呢？难道历史上德国法西斯的希特勒不就是如此？哦，不要说社会不同。希特勒可以在德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以“民主”的手腕，取得炙手可热的国家权势；以“奋斗”的口号，鼓动不可一世的疯狂；以“民族”的名义，将德国带向权势社会的不归路。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在当前的社会气氛中以“社会主义”或“马列毛主义”的外衣，获得国家的权力；以所谓“崛起”或“复兴”的宣谓，召唤那狂热的革命情绪；以什么“人民”或“国家”的名号，将中华民族，我们的母亲，带到那痴颠苦难的岁月呢。
孰谓不能，不要保证，更不必信誓旦旦。结合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社会及世界，就可以明白权势带给人类的“癌变”。“癌变”是从权势开始，腐败蜕化是从权力开始，这是清晰的理念，明显的事实，这从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对腐败的各自的多种多样的定义也可察觉和明白。“在权势社会里，生产力中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国有制已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应该是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管理生产的权柄为劳动者所有，还是被一小撮权势者所占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权势社会里，资本的支配已降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产的权柄是私有制还是公占制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然，在这里，并没有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东西，而是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时候（注意，这是赖于产生反作用的条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消极的反作用的结果。由此也就证明了在权势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延缓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摘自《光明在前》中的“试论权势社会”）
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一再强调，要牢牢掌握住权力，可它果真是人民大众所掌管吗？不，即使在文革滥权的所谓“大民主”阶段，权势依然是基于领袖的绝对崇拜基础上，这不正符合权势的主要特点：政治权力的个体(或团体)占有制。不正是由于此，方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方才杜绝不同意见；方才口号誓言盛行；方才虚报谎言成风；方才奇迹政绩频现；方才毁制破度衍生；方才国有腐败滋蔓；方才经济发展迟缓。
当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心系人民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人民也是爱戴信任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的，否则崇拜不可能出现。可这并不能否定个体或团体占有性质的权势，反过来，也正是由于这种权势，使领袖在晚年犯了错，它改变了领袖本身，同样可见的邓小平不也是如此？
以上从历史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社会腐败与权势的紧密联系。然否？孰有执疑？在中国的一党制的政治环境下，使用权力，执掌政权，怎么就是权势呢？也就是说，何以证实，这就是权势，而不是职权呢？下面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一党制的社会条件下，职权已沦为权势。
在《光明在前》中的“论权势主义提纲”里例举刘宾雁写的《人妖之间》，分析了王守信贪污案的产生和发展，其归纳的三个客观因素：夺权、风气、关系，至今都大为扩展和深入。当然，“权”的获得，已极少是蛮横的“明夺”，而大多改为“暗授”、“贿取”、“裙带”。可“风”的浸润，也已不再是原先的那种“气”候了，它除了更为普及和深入，甚至于成为潜规则，它还更为糜烂及堕落，不由人不恶俗。至于“关系”，早发展成利益集团，他们的关联程度更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牢固坚实程度似成铁板一块，其相互维系的动能更大，其作用、影响、干涉社会各方面的势能更强。综合分析近来大量的官员贪污腐败案，不难明白，以上所言不虚。
这三个客观存在，说明了权势扩张的三部曲：
“资本是通过积累和集中而聚集起来的，权势则是经过强化和收买而扩张起来的。一般来说，其扩张过程首先是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循环运行。职务—— 权力—— 权柄—— 权势”（——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
第一阶段：职务——权力，就是攫获权力的过程。
第二阶段：权力——权柄，是重要的一部曲，它的运行是管理过程，正是在这过程中造成了腐败的权势的“风气”。
第三阶段：权柄——权势，决定性的关键过程，它通过前阶段的管理方式方法，将其转化为“关系”、“感情”、“密友”，变成具体的权势。
可见，现今的国家管理权力“利用这种通过管理、交换、转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权柄和权限，扩张了自己的权势，扩散了剥削压迫的意识，扩大了权势者的‘关系’，侵蚀了国家的财富，浸润了社会的机体，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
这里的“管理”是权力垂直链条的结构腐败根源，它的重要性在于其目标和动机已由人民共和的国家转化为个人或团体；而“交换”则为权柄水平方向的利益共享工具，其实质在于它的要求及标的变成为私有本身；至于“转移”可说是权位性质深度的换血处理方式，此根本在于它将管理职责转换成私营权位。
由此可见，这不是权势是什么？
可它们与一党制又有什么关联呢？
虽说“下歪”不等于“上不正”，可这里所言的腐败权势的总根源确实来自一党制。因为，从一党制的体制来看，其运行机制就证明了其只能是权势，而不可能是职权。
在《光明在前》的“论权势主义提纲”中，对职权与权势的规律是作如下总结的：
职权的一般规律：管理——职务——管理
权势的一般规律：职务——管理——职务
呜，这简单的二个词颠来倒去能说明什么？
说明一党制的体制正是权势思想的温床；是权势主义的源泉；是权势社会的腐根。
何以见得？
因为国家管理本由最高权力机构运作，它意味着由管理的需要出发，到管理的目的截止，最高权力机构作为管理的职务，是完善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所以，真实地体现和落实最高权力机构的职务，将使国家管理不成为一句空话。虽说，这最高权力机构的职务本身不是国家管理的起点和终点，它对职权的性质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可作为手段是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所在。
可是，一党制却是通过职务地位出发，通过“领导”管理，达到比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更高的职务地位。其运作的实质，就是将国家管理由目的变成从属于政党职务地位的工具。可见，其政党职务地位成为体制运行的基础，而政党职务的权力成了“领导”管理的目的。自然，所谓国家“领导”的管理就仅仅成为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
如此，这不是权势是什么？这样的政党体制不是国家权势管理的根源是什么？这一党制不是权势社会滔天祸水之源泉是什么？
就是毛泽东时期建于一党制地基上的国家管理也是权势管理，虽说它是以工农为出发点的权势，依靠造反派的革命权势，似乎李自成登上大顺皇位的所谓多数人的权势，但毕竟还是权势。既然不是职权而是权势，就必然会走向权势道路，迟早会滑向腐败的权势社会。所以会有反右绝言、荒唐跃进、乱相文革，这会注定中华民族将在权势道路上不知不觉地摸进、卷入历史循环，从此再现、重演历史周期率。这是一代革命党人的悲哀，是那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缺陷，是螺旋上升的时代局限，是曲折前进的事业代价。
再说邓小平，认识到体制问题，却又回避了体制改革，以至最终受制于问题体制。他以发展经济作为硬道理，以至后来，以这硬道理演绎出私有化的经济制度，而缺失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进行制约的权势主义，必然越堤泛滥。两者结合，这权势主义思想、意识，一旦接触到国有转私有的经济制度、环境，就如水得鱼，私欲极度膨胀，贪念迅速萌发，……以至构成腐败的权势社会。
“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变质成权势主义，权势意识是动力，生产资料国有制造就了基础，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条件。”（——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
因此，在现实社会，就是要落实人民共和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的职务地位。何以落实？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人民共和；才能实现职权管理；才能结束权势管理。
然而，腐败贪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它并不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专利，何以要将其强加于一党制的身上呢？是的，权势社会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专有，在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会产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等权势社会。腐败贪污在其它性质的国家也是会滋润地存在，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他的生物性精神世界在经济基础架构的控制下，是会占据人的思维领域的大部或全部，而如若上层建筑的形式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渴求，腐败随即孽生。所以，腐败是专制所生，并不意味着专制即刻成腐，也不意味着腐败仅专制所爱。
当然，社会腐败并非仅指权势所直接带来的腐败，它还引发下层百姓的腐败。既然，上层建筑领域的最高层次严重滞后，使得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成为权势主义的土壤，那么它必定也是造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思想、信念基于权势的腐化、堕落、衰败的基础，是各种各样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伤天害理、持强凌弱现象的总根源。
百年前，英国媒体称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如今中国获得成百上千的奥运金牌，他还是“东亚病夫”吗？是的，还是的，因为他还“麻木不仁”，他现在是精神上的病夫；心理上的病夫；思想上的病夫。
不！本文行将结束之际，见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随即又发生了“虎照失信”事件，巧合的是，后者恰似给前者作了最佳的注脚。
人民在觉醒，社会主义两党制的磅礴大势将不是庙堂所能左右的了。
2007-12-12 1:02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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