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X方周末〉推出了一篇“吹捧张维迎的荒唐大作”，该文中有一处提到“参加那次西北大学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的几个毛头小伙后来都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扛鼎人物，如杨小凯，田国强等”，本人随后搜索了一下有关田国强的资料。很快就找到了此人的一篇访谈录，看后，发现有很多谬误。荒唐程度不亚于张维迎的种种谬论。然而此人不像张那样早已臭名昭著，相反，他隐藏得很深。如果他想杨小凯一样直接留在海外也就罢了，但此人现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是海派经济学的主要阵地，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斐然，这块阵地绝不能断送在如此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手中”。
以下为田国强访谈录（部分）http://www.hust.org/hust/post/A0/p0/html/922.html
生于忧患 认识社会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穷了。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很小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解放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体弱多病, 不太讲卫生, 干净衣服穿一天就变得脏兮兮，也不太爱讲话，喜欢想着各种办法自己玩。我6岁开始上小学，那时成绩不好，总在及格线上不远，因而不大讨家里人喜欢。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喜欢教训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我因为调皮经常挨他的揍。他对子女的学习非常看重，他觉得我学习差，身体不好，人又木讷，曾在教训我时说我今后不会有出息，结果，却我在快满27岁时，离别父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留学。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年高考恢复后，77至78届大学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由于自己小时候老实，受人欺负，文革中又遭受歧视，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人也开始变得调皮和活跃起来，很快在同学中有了威信，也常爱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的事情。
1974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近三年。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刚下乡时我最怕一个人在夕阳下度过，阳光斜射下来，给人一种惨兮兮的样子。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我们知青队的一个知青可以将锄头拿在手中几个小时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没有这个耐心，在这点上，我真是佩服他。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结果，我所下乡的地方一天的报酬只有三、四毛钱，有的地方甚至更穷，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一年下来几乎家家超支。每天劳动的时间也特别长，一天至少十二小时以上，赶上农忙、赶插稻谷时，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平时也没有肉吃，我曾经半年没有吃过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我用小时候练出来的弹弓手艺，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斑鸠，一晚能打到好几只斑鸠和知青战友们分享。干体力活，饭量变得很大，每餐八两，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米。不过，我的体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壮，一般农民也没有我的力气大。我记得在为我们知青队建房时，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块的红砖70多块走百米左右，没有这么结实的扁担，只能用胳膊般粗的树棒当扁担。我还学会了干许多农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担子。那时为了图表现，其中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尽管我下乡地方离县城不到100里。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学二年级，才戒掉吸烟。也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现在, 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作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的非常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待人以诚 胸怀坦荡
我这个人不是很注重名利，因为我觉得人生中还有许多比这些更值得珍惜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在与人相处时，我认为首先诚实是最重要的，其次人要讲信用，还要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在坚持自己原则时候，找出共同点。即，“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希望能尽量做到。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大。虽然我不喜欢儒家把人分成等级的三纲五常那些东西，但儒家所强调的仁、孝、礼、义、信的为人方式我还是很欣赏的。我从小的时候就不太会说谎，一说谎就脸红，但喜欢独立思考，不愿随意附和。我大概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反思文革动乱中一些荒唐事，直到现在都特别反感那些人整人、互相揭发，批斗他人的那一套。文革动乱真是弄坏了人性，搞坏了经济，搞乱了国家，破坏了社会安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几代人也不可能抹平，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总有人为文革辩护、护短，而不愿意作深刻的反思。我那时总在想，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为什么不让学生念书呢？即使学工、学农、学军，也可以毕业以后再去学，为什么让读书的时候学呢？当时我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这种观念，只是一种感觉。后来出国了，看的东西比较多，理性思维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掌握了。
我觉得一个成大器的人应做到：德、才、学、识、量、魄。做到这六个字当然很难。德，就是一个人的品德和基本人格。应该做一个诚实、正直、守信用的人。古人说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见，从古人把德放在首位就知道它的根本重要性。才指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气，它基本上是由人的先天智力所决定的。有些人有才，天赋很好，但是不愿学或没有机会去学。我下乡时遇到一些农民，他们想上学却苦于没有机会上学。有些人不是非常聪明，但非常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结果往往取得了成功。我自己就不太聪明，记忆力不是很好，但我愿意学。只要自己愿意学习、就能较好地掌握好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就能创造出许多机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个人认为“学”比“才”对取得成功来说更为重要。一个人有机会就应多学，珍惜学习的机会。当然，还要善于学习，善于找到学习的机会，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规律。掌握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讲方法论一类的书籍，从来就很有兴趣去仔细阅读，去借鉴，它可让你少走许多弯路。通过花少量的时间先去掌握学习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 的道理。其实，我认为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授性的学习方式，比如通过书本学习和模仿性学习，这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方式，在人生的早期大多用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是实践性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摸索、反馈和经验教训的方式来学习，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这两种方式应该结合起来用。这就是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向历史学习，通过吸取自己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一个人的见识对取得成功也非常重要。有些人有才，有学问，人品也好，但眼光不太远大，见识短浅、大方向把握不准，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韩非子说，先器识、而后才学。就象一块上好材料的铁，通过锤炼可打成一把好斧头，如果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去砍的话，而乱砍一通，这把斧头就不会有大的作用。所以一个见识好的人往往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发挥到最大。这就是孔子的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才、学、德、识以外，我觉得一个人要做更大事情的话，还要看他有没有气量，这也很重要。一个没有气量的人，总是担心别人在议论他，怀疑他人对自己有成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听不进不同意见，说不定还会找机会报复。其实，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被别人议论和评价，或议论和评价别人的，只要你按自己的原则去做，问心无愧，对的住天地良心，又何必在乎他人的议论或误会呢？这既伤神，又伤身，说不定还误会了别人，时间将会最终说明一切，所以听到误会后，最好是一笑了之。对一个领导来讲，有气量就显得更为重要，没有大的气量，就很难集思广益，听不进去意见，群众也不太敢反映意见，怕被打击报复，这样就不能发挥手下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会有贞观之治？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地有气量，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即使象魏征说了许多难听的铮谏话，唐太宗也能听得进去，在这一点上，唐太宗确实了不起。再一个就是魄力，一个人的气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的事业的大小。这点对领导和企业家来说特别明显。你可以在决定之前考虑周到、细致，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但是只要你想清了道理，做出了决定，就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就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应勇往向前，不回头。
信息效率问题。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被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一个社会标准。我们知道竞争的市场机制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人们也许会问：对新古典经济环境类（即商品是完全可分的，消费者偏好是连续的、单调的及凸的，生产集是闭的，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信息分散机制（如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在信息方面比竞争市场机制更有效而实现了最优配置？赫维茨等人在1970年代证明，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竞争市场机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美国经济学家乔邓在1982年进一步证明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的机制。由于纯交换经济并没有考虑到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这显然离现实太远。因为人们如果想要论证市场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就必须证明即使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人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由于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证明类似的结果涉及到更多的复杂技术和更高深的数学，市场机制在一般的生产经济环境下是否也是信息最有效的问题，在过去20年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田国强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On Uniqueness of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 Production Economies》中，应用微分拓扑和代数拓扑的数学工具，证明了对包括生产的一般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机制能够既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又比私有制下的竞争市场机制用了更少的信息，并且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对于有公共产品的情况，田国强在另一篇论文《A Unique Informational Efficient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Economies with Public Goods》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从这些结果可以得出重要推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的集体经济机制，它所实现的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市场机制所需要的要多，从而这些机制不是信息有效率的，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补充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个结果可能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田国强不仅在做纯经济理论研究，而且也应用他的理论分析经济转轨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A Theory of Ownership Arrangements and Smooth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这篇文章，在发表于2001年的《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之前，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曾经以《内部产权的所有权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变》为名发表在1996年的《经济研究》上，并被收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6》。随后在2001年，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又被刊登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学季刊》第一期上。另外还有《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发表在2000年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这两篇论文为研究转轨经济中企业产权安排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且可以用来解释转轨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现象。在理论上论证了田国强在1994年的《经济研究》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 的合理性。它给出了一个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它将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的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转轨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西方学术界持有的一种观点是，迅速的私有化，即休克疗法是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型的首要步骤。而这两篇文章的理论却显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支撑市场体系各种相关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首先应当进行的是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
田国强：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问题。我觉得国家应该对所面临的问题和将要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前瞻性的综合、全盘的考虑。将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另外一类是长远、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这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及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基础性、制度性等问题。无论是长期问题，短期热点问题都要弄清现状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应集思广益，对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比如说如要制定重大的经济法规或政策时，应派官员、学者、政策研究人员等先下基层单位，到农村、工厂、各个行业去了解情况，把数据、基本情况摸清楚以后，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哪些是最需要解决的。然后反复讨论、分析，形成建议或议案，再制定政策。对问题的研究也应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证性方法，搜集相关资料。只要需要和可能，对每一问题的研究都要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详尽了解相关情况，平实地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以操作的对策。考虑问题既要有前瞻性，又不脱离实际; 既要有对问题的分析，又要有建设性。中国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都属于此类问题。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比如5年、10年、50年、100年，都应想到，要有长远规划。否则的话，做出的决策可能是短视的，可能不是一个动态最优决策。长期最优决策和短期最优决策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建议即使由于受条件所限，暂时不能用，能不能先做出来，给领导人作为一个建议和参考？不要等问题出现了，才想到去研究、解决，就未免太迟了。我觉得对长远问题的考虑比较欠缺，应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来研究一些问题，因为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那么简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内在联系。
记者：目前您最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
田国强：我现在最关注的有三个问题：三农问题、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及如何让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发展问题。首先是三农 (即农村、农民和农业) 问题，从99年以来我就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这些年我跑了一些国内内地省份的农村，不少当地干部和农民在谈到农村前景时忧心重重。从那时起，我便在不同场合谈及三农问题，希望人们注意到三农问题。我认为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需要尽快解决，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制度转型。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民负担太重，生活困难。现在各种苛捐杂税太多，除了交田亩国税外，还要交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计划生育费、水利费、教育费、养路费等各种费用。尽管中央政府规定农民缴纳农业税的最高额，但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向农民纳税时常常超出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现在不少农村地方，每人每亩负担３００元以上。加上前几年政府大幅度降低粮棉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大下降。不少内地农民的种田收益，即使将劳动投入的成本不计，扣除各种税费、提留及农药、化肥、种子、和水电等生产费用后，几乎所剩无几，结果造成农民生活贫穷，大量农村小孩失学。由于中国有八亿农村人口，且大多数农民处于非常低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的减少就直接减少了对各种商品，包括对农药化肥、日常用品,及农村小孩教育的需求，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内需不足。现在正在推行的“费改税” 改革，会有一定的效果，会缓解三农问题几年，但不是长远之计，许多基层干部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已经有些地方费改税后农民得到好处的程度又开始降低了。
二，农民不愿种地，造成大量土地废耕。由于中国的农民负担太重，几乎到了种地不如不种的地步。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包田到户和生产责任制及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地热情,农民收入曾大大提高，其收入与城镇人口的收入的差别一度从4倍多减少为2.2倍左右。但近几年来，由于政府对农产品价格(主要是粮棉价格)的巨幅度降价和乱收费的现象日益增加，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其结果造成了现在工农业人口收入的差别比改革开放前还扩大了，使得许多农民现在都不愿意种田,造成不少耕地荒废。在过去，农民千方百计想多承包几亩责任田，常有当兵的转业回来，或新娶的媳妇，新生的小孩，为包不到责任田和干部闹矛盾，而现在由于种地几乎无利可图，没人要耕地，许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任田地荒废。尽管经过当地干部反复做工作或采取强制性手段，但不少耕地仍被荒废。
三，乡村大量负债，危及乡村级组织的生存。现在绝大部分的村亏空严重。由于村级组织要完成上级政府的各种摊派和杂税任务，历届村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实行拆借，所付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使得村平均负债在六、七十万元以上。由于新村长一上任，就被人讨债、催债，其结果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此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看乡长也很难当下去了，其结果将会造成乡村级政权的危机。
以上问题不解决，将会造成农民不能从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中得到好处，从而会造成中国农村、农业和社会的危机，其影响是长远和严重的。它不但会对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也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种田的热情，中国政府应出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比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农业即使在许多发达中国家也是一个被保护的行业。另外，也可以考虑削减农业税，以期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种田的热情。中央现在的财政收入大概是一万六千亿左右, 农业税收只占很少的部份，大概一千两百亿左右。即使将全部的农业税免除后，也不会对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减免农民赋税在中国历史上就不时被封建皇帝所运用。现在农民急需花钱, 但又没有钱花。从短期讲, 这一千多个亿一旦变为农民的收入后，马上就会被消费掉，根据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这一千多个亿就会变成好几千个亿，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拉动中国的内需。从中长期讲，这也会提高农民的种地热情。现在由于种田对许多农民来说不划算, 甚至是亏本，使得农民不愿意种地，造成不少农田荒废，也造成了农田不能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其结果不能形成规模经济，这同时也会妨碍和缓慢中国经济现代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并且，由于农民没有什么收入，已造成了大量农村小孩的失学，如果占大多数的农村小孩得不到基本的国民教育，这些小孩长大后将成为文盲或半文盲，这将会对中国若干年后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从根本上讲，我认为农村最后不得不实行永佃制或土地私有化，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批农村劳动人口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是必然趋势。总之，无论从短、中、长期，解决三农问题显得尤其重要，领导人一定要有大的气魄和眼光来面对和解决三农问题。
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贫富差别问题，一个是农村和城市间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城市人口间的贫富差别悬殊问题。农村的问题上面已经谈了，这里主要谈城市贫困问题。中国20多年的改革以来，在城镇已出现了财富与贫困同步增长的现像。根据统计，中国城市目前有两、三千万左右的城市贫困人口。造成贫富差别悬殊的原因有许多。一个原因是我在99年成都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提交的论文中谈到过的，就是国有企业不仅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也导致了人为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这种社会不公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后一直都存在着。差别只是程度和幅度。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主要只是被城市居民分享，占8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经济改革后国有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程度和幅度在城镇中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城镇职工与掌握各种权力官员之间的收入巨大差别和机会不平等。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市场和政府有序的调控与规范，贫富差别也越来越大，权力的市场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了收入巨大的不平等。国有资产的流失及国企干部们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使得职工与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现在国企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许多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工人已生活在贫困线下,收入很低,只能拿基本工资,有些企业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不能开出来。对于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许多工人的日子更是十分难过。现在,经过三年国企脱困的努力后，仍然有不少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日子还很不好过。目前中国民间10万亿左右人民币的存款中，有高达80％以上是掌握在10％的少数人手中。当然除了国有经济产权不清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外，还有税收体制不完善和政策上偏向性的原因。据报道，中国的许多巨富，偷税、逃税，或政策偏向只交很少的税，比如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所生产的猪饲料由于政策性保护就只交很少的税。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许多西方国家。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人们需要从经济制度建设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软件部分着手。对于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大量减少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要大力提倡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但至今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许多地方，私人企业如不行贿就有可能遭到地方官员查封的威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和真正地做到富民强国，首先就要彻底地解放思想，彻底和尽快地放弃国营企业能搞好的幻想，让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中退出，明确和果断地表明市场化与民营化应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只有迅速地发展非国有经济，当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升后，才能提供广大的空间来吸收国企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行为观念，不放弃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久、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在95年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讨论过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所要采用的改革基本步骤应分别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这是由于不同经济环境将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优选择。国有、集体、民有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都有相对优势。我在另外一篇关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文章中证明了当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时，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合作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因此，只要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要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地高速增长，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国有经济民营化将会是最佳选择和唯一根本的出路。事实上，在中国过去20多年中出现了许多经济改革模式：有“江苏苏南模式”，“广东珠江金三角模式”，“浙江温州私营模式” 等。从现有的改革实践结果来看，温州私营经济模式似乎最具活力。
再看农产品，中国加入WTO之前的农产品关税高达45%。加入世贸组织后，要在4年内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降到14%─17％。但是，关税配额粮食配额只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5%，这样的压力我们承受得起。不过，对油、棉的压力比较大。对于中国来说，土地密集型产品(如粮、棉、油)不是优势，劳动密集型农业(养殖、水产、园艺)才是优势。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的产业转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及中国城镇化转型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７０％。中国经济要想现代化，农业人口一定要大量减少。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5％，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台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人口从８０％减到了１５％。所以中国农业人口一定要减少，转向工业部门。当然建工厂就要占农地。这样一来农产品靠自给自足一定不行，假如我们需要工厂的话，农产品只好靠外面进口，这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用担心没人卖给我们，外国的农场主要赚我们的钱，他们就会卖。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欧洲买，欧洲不卖，向越南买、泰国买，中国怎么可能倒霉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卖农产品给我们呢？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大张旗鼓的进行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由于国企的厂长经理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他们大多没有什么开拓、创新精神，其资产的经营风险、盈利也就无人真正负责，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又是这样被少数特权者占有、调动、支配，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企业的日子将会更难过，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将会更为迫切。应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
定出更宽松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不要怕让外国人赚钱。为了想通过外资创汇或赚钱，你就需要让外国投资者能赚到钱，否则他们就不会来投资。中国古人说的好：要得之，先予之。你如果想要赚别人的钱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你就要让别人也能赚到钱或得到好处，也就是互利，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互利和双赢。世界上最可靠的赚钱方法就是让人家也赚到钱。参加世贸组织就是让人家赚我们的钱，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人家也让我们赚他们的钱。实际上，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做生意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只要有好项目和能保证契约条款得到落实的法律、法规的话，根本就不怕别人不借给我们钱，他们反而会求我们借他们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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