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热议中的“仇和现象”想到当年的朱镕基总理，也许是一种自然感受，但最近在网站上看到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促使我更加将这位政治新秀与朱镕基联想到一起，进一步我又联想到了孙立平、秦晖、李昌平等一些学者的思想。
记得也是在，我听到了一些对朱总理的一些批判，主要的批判指向他当年的改革措施，比如国有企业改制和下岗分流等，今天看到批判仇和的文章也包括同样的内容，“仇卖光”几乎成为最闪亮的字眼，这种相似之处正是我将他们联想在一起的基本动力吧。但与当年的感受有所不同的是，当今对仇和的批判更扩展到他的执政风格和心理动机的揣测上，说他集权专断、招商引资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甚至将他说成是右派官员的样板，我就开始糊涂了：朱镕基总理当年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反应，可今天仇和的行为却何以遭来了这么激烈的反应呢？他的风格体现了“反制度主义”的特征，怎么反而被职责为右派官员的样板呢（韩德强老师曾专门开设一个讲座批“判制度主义”，而真正的右派才是反对“仇和式”工作风格的）？仇和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最后我感觉到：问题的核心在于很多人对政府官员执政风格、执政措施和执政理念的混淆理解。当年对朱镕基的批评集中在对其执政措施的不满，但对他的执政风格和执政理念并无很大异议，也许是他的人格魅力所致，很多人都宁愿把朱总理的政策“失误”归结为他的“被误导“或者”认识不清楚”；但今天的仇和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人从他的执政措施入手，推断他的执政理念甚至否定他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最后得出了以上各种负面的结论。首先对他在江苏和云南的各项“新政”暂且不妄加评论，因为确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思想；但对他的执政理念却最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说他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最少也要拿出一些得力的证据来，心理动机不是很容易界定的。我们要问：朱总理如果不是为资本家服务，仇和怎么才算为资本家服务呢？唯一得力的依据就是他与资本家存在分赃或者勾结的事实，或者说：只有拿出他存在经济腐败问题的证据，这样的结论才好得出；但目前这种证据没有出现，我们有的人就下这种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关于仇和的执政风格，我在《我也谈仇和》一文中已经给予了赞誉，我的理由在于中国现实社会状况需要这样雷厉风行的官员来治疗长期形成的社会疾患；我相信多数左派同志最少不应该否认这个事实：中国太需要改变了，最好是进行大规模的革新。
沿着以上的思路，我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仇和是左派还是右派官员？我借用邓小平的话吧：“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我相信仇和本人会这样回答。我很自信的认为：仇和的执政措施是偏右的，他的执政风格是偏左的，而他的执政理念却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的朋友应该集中批评他的具体改革措施，给他以善良的提醒，张维迎老师等人应该集中批评他的工作风格，再次强调制度建设的唯一重要性；而对他的执政理念大家最好还是“听其言，观其行”。在当今我国思想界，孙立平、秦晖、李昌平等学者很难定位为右派还是左派，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同样，在当今我国政治界，朱镕基、温家宝、仇和等也很难被划到哪个思想阵线当中，他们是受着多种社会思潮影响的一批政治家。作为左派人士的思想主阵地，要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极右势力对我们国家民族的侵蚀，而不是任意扩大自己的对立面，采取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使那些本来可以团结的社会人士寒心，丧失很多可以倚重的朋友。
最后，我提出自己的观点：仇和的执政措施需要认真反思（有的政策会拉大社会鸿沟），他的执政风格应得到发扬（“无为之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他的执政理念我们要长期观察，为谁服务的问题很大，但也很难确定（因为这不是评价一时的感情冲动就可以得出科学结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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