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甲因无钱饿了三天了。这日，他捡到（当然也可能是别人施舍的或是他自己的过去劳动所得）几十文钱，于是他便急匆匆地来到烧饼店。烧饼的市价是一文钱一个，大概是店小二担心某甲无钱付帐吧，因此他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把烧饼一个一个地卖给某甲。
话说某甲确实饿慌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只见他风卷残云、狼吞虎咽般地将六个烧饼消灭（消费）了，这才慢慢地有了点斯文吃像。待他八个烧饼下肚，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意尤未尽地买了第九个烧饼。可是，这第九个烧饼他只吃了一半就再也吞不下去了。他看作手中这剩余的半个烧饼，半晌，他突然恍然大悟，不由得拍桌大呼道：“吃亏了！吃亏了！我吃大亏了......”
店小二忙上前询问道：“客官吃什么亏了啊？”
某甲摇晃着手中那半个烧饼懊恼道：“你瞧瞧，你瞧瞧！我先前吃了八个烧饼都没有吃饱，这第九个烧饼只吃了一半我就饱了，那先前的八个烧饼不都白吃了么？要早知是这样，我就不吃前面那八个烧饼，只买这第九个烧饼，不就可以节省八个铜板么？吃亏了！吃亏了！我今天真是吃大亏了啊！”于是引来哄堂大笑......
且不论这则笑话的后事如何，窃以为效用论似乎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数效用论采用边际效用分析法，它认为：欲望＝消费的动机；满足＝消费的结果；效用＝满足程度的度量。因此它认为，所谓效用，就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获得的满足程度。并认为这是衡量消费效果的综合指标。
显然，某甲买第一个烧饼时的消费欲望最为强烈，其满足程度当然也最大；买第二个烧饼时次之；买第三个烧饼时又次之......而购买第九个烧饼时的欲望最小，其满足程度当然也就是最小的。
问题在于：究竟是按市价计算烧饼的价值，还是按某甲“在消费活动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来计算烧饼的价值？
如果按市价计算烧饼的价值，当然应该是一文钱一个烧饼。无论某甲买的第一个烧饼，还是他买的第九个烧饼，都应该是一文钱一个的烧饼（单就这一点而言，就连傻子某甲也是这么认识的）；
如果是按某甲的“欲望”和“满足程度”来确定烧饼的价值，那么，第一个烧饼的价值必然大于第二个；而第二个烧饼的价值必然大于第三个......以此类推，第九个烧饼的价值最小，而烧饼店里的其它烧饼的价值对某甲而言等于零。因此，某甲就应该对第一个烧饼付出更多的钱；而第二个烧饼次之；第三个烧饼又次之......第九个烧饼所代价应该是最小的。而烧饼店里的其它烧饼，由于某甲已经没有了消费欲望，因此也就不必消费，因此也就一文不值的了。
当然，效用论者或者可以说：“你所说的是个别现象，而效用论所说的欲望是指具有同样消费的消费者的共同（或平均）欲望；而满足程度同样也是指广大消费者共同的满足程度。”
这样的说辞同样也站不住脚,烧饼的价格不可能是消费者单方面所能确定的!事实上，当供过于求时，烧饼的价格必然下降。其中那些抗风险能力弱的老板（生产者）就只好早早关门歇业，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期地贴本赚吆喝！同样道理，当供不应求时，烧饼价格上涨，这个行业利润丰厚，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人开烧饼店。烧饼店多了，自然又会迫使烧饼价格降下来。
显而易见，无论哪种情况，生产者不但都直接参与了商品（或服务）价格的确定，而且事实上是商品(或服务)价格确定的主动者！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往往都只是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当然不否定讨价还价，但供求双方都有一个可以承受的底线：当商品价格低于供方底线时，除非真是放血大甩卖，否则供方是不会出售货物的，因此买卖不可能成交；当商品价格超过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时，消费者不可能去强制供方降价成交，因此他只能选择放弃或是去选择同类的低档商品。比如，刚上市的新鲜水果蔬菜价格高，因此自然是出价高者食之；而消费能力有限者，就只好等同类水果蔬菜大上市时食之。
诚然，消费心理并非不重要，但它事实上主要体现在生产者的生产决策过程中，因此它也是影响生产决策和商品价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商品价格确定的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主要是货物供应方，消费者彼此之间的竞争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强烈；而生产者不但要考虑消费者心理，而且还要时时刻刻面对同行们的竞争。
在现实生活中，我曾接触过一个精明的小生产者,我县至今只有一家豆皮厂，这都得益于他善于把控价格。
十多年前，该厂老板面对的仅仅只是临近县城运来销售的豆皮，因此在起步之时，他就把豆皮价格确定在比外来豆皮价格稍低的水平上。这样，他不但把外来豆皮阻挡在外，而且除了正常利润之外，他还可以赚一些相当于外来豆皮运输费用的利润。
由于利润可观，在他办厂三年后，便有人打算在我县开办第二家豆皮厂。被他知晓后，他立马降价，从而把竞争对手扼杀在起步阶段。
相比之下，我国的那些电视机厂家、空调厂家，以及汽车厂家，又有哪个肯在势头正旺时降价以便确保长远利益呢？于是便有了彩电大战、空调大战、汽车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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