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的否定再否定
众所周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运用它来指导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问题豁然开朗——那时，“资本（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到人间”大约一百年。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也差不多快一个世纪了，发现这个规律也远远超过了一百年，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却仍然处在黑暗中，因而，领导人只好带领大家摸石头，理所当然就摸向了资本主义，甚至滑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改革前，人们在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框架里苦苦争扎，就象碰上了鬼打墙，始终走不出“抓、死、放、乱”的怪圈，人民的温饱总得不到解决，当时有这样一个说辞：“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民众却又不能以“草”为生，于是“四五”运动，邓、华置换，改革成了大势所趋 —— 马克思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形态的种种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候，它是不会灭亡的。可是改革并不是找到了一个没有弊端的新的社会形态，而是复辟了一个更旧的社会形态，它把千百万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才关押起来的魔鬼——资本，又从魔瓶里放了出来。
大多数当初主张改革的人并不知道：复辟是这个改革的必然结果——退一步，站稳了，再向前走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退一步就必然要退第二，第三步… 更可悲的是，人们（不论左派还是右派）直到今天也没弄明白：文革也不过是改革的催化剂，它催生出来的走资派远比它打倒的走资派加准走资派加“疑似走资派”还要多得多。
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盏指路明灯，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至所以如此，就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盏指路明灯就被斯大林彻底的熄灭了，如今，也只有重新点燃起这盏明灯，信仰公有制的探索者们才不至于总在黑暗中无休至的争吵。
或曰：所谓历史规律不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两对矛盾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不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吗？人们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就是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文革派与改革派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后者则相反。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争不明白，权威刘军宁总结说：这个所谓的历史规律即使有也是“玄之又玄”，除了天下第一思想家老子之外，连天下第二的孔子都搞不清楚，更何况我辈凡人了﹙见《“规律”之谬》﹚。
那么，究竟为什么，马克思以这个规律为指导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能“豁然开朗”呢？让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怎样用来指导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
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什么是生产关系。
这里首先强调的就是：人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或现实的生产活动；人们在这样生产活动中结成的或发生的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可惜，它后来被肢解为三个方面，变成了所有制决定论。
实际上，法律条文上的所有制不过是过去生产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现实的生产活动，它就什么也不是，正如衣服不穿就不是现实的衣服一样。而且法律条文上的所有制也不过是生产活动的前提之一，它与现实生产中体现出来的所有制还远不是一回事。比如二房东和二地主就不是法律条文上的所有者，但他们瓜分房租或地租的比例也可能比法律条文上的房东、地主还要多，也就是说，他们同样是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再比如象穆仁智那样的狗腿子，虽然也不是法律条文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但他们一样也是剥削阶级。
过去有种说法：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其实，这个公有制不能仅仅是法律条文上的公有制，而还要是现实生产中的公有制，可惜，这样的公有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这种貌似的公有制其实从来都只是一种“官有制”，起先是官替民来做主，如今早就变成了官做民的主。这种社会其实也只是一种官有制社会。
官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又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美国的州政府办公楼往往远不及我国一个大城市区政府的办公大楼，中国的官员请美国官员来华访问，还要在中国报费用，于是有人就说，那是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廉政，其实不是的，仅仅因为，美国的政府不是社会的主人，它和社会的主人都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比如比尔盖茨的豪宅就不比中国官员的差了。再比如，美国总统往往只能干一二届，也无权指定他的接班人。
第二：经济基础不是指有多少货币或商品，而是这个关系的总和。
第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简而言之：有社会生产中，我们劳苦大众不但每天都在生产着供整个社会吃穿用的物质对象，就在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物质生产中，人民的相互关系，分配方式，社会意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直到整个国家形态，说到底，也都是这个物质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说的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又是怎么说的：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在这里恩格斯首先提到的也是生产活动，而且为了强调说明，他还在生产一词的前面一连加了三个副词：直接的，物质的和生活资料的，而且，首先是：直接的。那么，什么是“直接的”生产呢，不是现实的生产活动又能什么呢？
在这里，恩格斯既没有提到生产关系、生产力，也没有提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提到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什么呢？是不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无关紧要了呢？当然不是的，只不过，它们都是相对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而言的。正如离开现实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什么也不是的一样，离开了现实的生产活动，什么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都不过是一堆空话。
仅仅因为，我们要研究现实的社会生产，它又总是在一定的所有制的前提下，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些前提来研究现实的生产活动。
再比如说吧：我们孩子长大了，因而，我们就要考虑他（或她）的教育问题了，因而，该是我们决定让他（或她）上哪所学校或幼儿园时候了。在这里，如果没二个“因而”前面的“我们孩子”这个大前提， 那么，教育与学校的关系问题的任何讨论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又能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是从商品开始的，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属性也就是商品生产，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理论也是紧紧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来进行的。这里，还有个旁证材料：就是《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这封信件是因《祖国纪事》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误解《资本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后不久撰写的。这封信件完稿后并没有寄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发现。后来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道报》第五期上发表，在俄国则于1888年在《司法通报》上发表。
马克思在这篇信件中提出了三个著名的理论论断，这里我只讲一个就足够了：
在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从前一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或者说生产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例这样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之所以将生产的历史趋势或新经济制度产生的途径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二是“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够了，这一切难道还不能证明：研究和讨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决不能离开现实的生产活动吗？
然而，自斯大林开始，近百年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所有研究和讨论都不过是没了主体的空谈（连孩子都丢掉了，还谈什么学校与教育的关系呢？）。为什么说是从斯大林开始呢？因为，正是斯大林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只能是满足人们两大需要的手段，除此之外就是无目的的生产了！
正是自那时起，生产活动就被赶出了社会主义的研究领域，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旧分工的理论、异化劳动的理论、人本质的理论、以及国家起源和消亡的学说还有它们自然的科学基石——马克思主义的物种进化学说，人的起源学说等等就统统被赶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视野。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现代社会主义的曲折前程就被决定了（邓某人与猫论也都不过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相反）。
（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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