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凭说来……
蒋澜鹏
当今，“文凭”之风方盛正炽，愈演愈烈。而见此情景，我亦日益心恶痛绝，不忍于言。
记得从小学读书起，妈妈就一直在我耳畔叮嘱要努力读书，要考初中，进高中，读大学。时至今日，我理解妈妈的苦心，她吃尽没知识没文化的苦头，不愿我重蹈覆辙。而作为一个农家孩子，一无金钱，二无背景，要想跳出农门，进入广阔的空间，唯有读书获得一定的文凭才有希望。
然而，我却无法理解今天这股“文凭”热潮。过去，我们追求文凭靠发狠读书，抱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心态苦读。而今，在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环境中，我们连这种卑劣的苦读心态都蒸腾得了无踪痕，取而代之的是考试作弊、街头办假、花钱读函授的巧取豪夺和自欺欺人。
考试作弊，这一顽疾，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从小学到大学，知识进化着，而作弊手段也同时进化着。更有甚者，老师教学生怎样高效率作弊。仔细分析来，这不足称怪，因为考试虽然考的是学生，但最终牵涉到老师的教学成绩，从而影响到其切身利益——职称和薪水。说到职称和薪水，当今工薪阶层有几个不为之煞费苦心而疯狂奔之的呢？这样，学生在为文凭和工作舞弊着，工薪族在为职称和薪水舞弊着，放眼观之，还有，生意人在产品质量上舞弊着，实权者在工程质量上舞弊着。广东电白、湖南嘉禾、陕西西安高考舞弊案，海南党校舞弊案，北京科技大学招生舞弊案，报刊上不时披露的假冒伪劣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等等便是例证。不过，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
街头办假，是新时代科技比较发达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当今，只要我们到城里街头走走，几乎随处可见“办证……（电话号码）”标语。办假者如此嚣张，可见其地下市场是怎样之大，其利润又是何等可观。当今，假文凭、假证件、假刷卡、假车票、假发票以及假抄票，真是让人防不胜防。街头办假，是办假者和制假者二者投机心态相结合的产物。
花钱读函授，其所得文凭，与前两者相比要冠冕堂皇多了。如果读函授真能学以致用，这无可厚非，相反，应大力提倡。然而，事情远非如此。当今，读函授，无非是拿钱买文凭——拿钱交学费，拿钱请老师吃喝为考试作弊时开绿灯。
读函授也要考试，不过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虚设的形式，只要交钱，一般都能过关。听说有一位教师去考函授本科，只考一科，后因有事中断放弃，几个月后他同样得到一份录取通知书。几年过去，文凭到手时，知识没长进，人格却下降不少。
如此看来，函授主持者与街头制假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不同的是，前者道貌岸然，后者露骨张狂。
其实，一个文凭至上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文凭只是受教育程度的凭证，并不等同于知识水平。文凭以知识为基础，就像纸币以物质为基础，如果没有基础，滥制乱发，再高再多又有何用呢？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若欲发展，在用人方面，应是用人唯贤（其中“贤”字应包含“才”和“德”两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唯文凭，文凭只是一种参考。 文凭的可信程度，一是在于教育机构的把关，二是在于本人的自学精神。如果一个人在获取文凭后便一劳永逸，那么，他这张文凭同样还是会贬值的。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包括潜能），而只是一味凭借文凭给自己壮胆，那么，这个人的前途便很值得怀疑。
在文凭与能力方面，孰轻孰重，青岛港吊桥队队长许振超是一个很好的解说。他五十多岁，是“文革”时期毕业的“老三届”，在他这个年龄层次的群体，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大，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下岗再就业的“特困户”。而他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没有舍本逐末去追求文凭，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通过刻苦自学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并掌握一系列该领域的绝活，因而赢得大家的敬佩和社会的认可。
来自博客：http://jlpzdx.bokee.com/viewdiary.14555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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